让我们班主任来领?这不明明在蓄意扩大事态，让班主任来教训我们！于是我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大爷，我们今后再也不在教室前打排球了……”
“不行！‘不在教室门前打球’，你们说过一百次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怒视了我一眼，把放下的报夹重又拿起来，并且埋下头去，表示事情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真想米个“不宣而战”，强行把球抱走，然而在老校工的威慑之下，只得悻悻离开传达室。
后来班主任出面了，我们向老校工道了歉。球当然要了回来，可是再也不能在教室前过球瘾了。“积习难改”，我对老校工的反感自然与日俱增。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宿舍的灯抱突然坏了，我因为有衣服要洗，所以拿着灯泡到保管室去换。可是不巧，保管员回家了，看来今晚是洗不成衣服了。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发现传达室的灯亮着。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该去气一气那个老头儿。于是我推开了传达室的门，老校工正戴着花镜在灯下补一件破衣服奋他听见推门声，抬起头问道：“有事吗?”
“大爷，我们宿舍的灯泡坏了。我去换灯泡，可保管室里没有人。今晚有好多没有回家的学生正等着洗衣服，有的还要着书，你把你这里的灯抱借给我们用用吧！”我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道。
“灯泡坏了，真的吗?拿来我看看。”老校工接过了灯泡，看了看，“嗯，是钨丝断了。”
说着，他把坏灯泡放到桌子上，又取出了一截快用完的蜡烛，点着了，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真地去拧灯泡了。我突然感到不安起来—老校工不也在缝补衣服吗?
电灯灭了，屋里顿时暗下来，只有蜡烛在蝎尽全力辐散光明。老校工颤巍巍地向我走来，他把拧下的灯泡递给我，声调极平和地说：“拿去吧!”
我没有勇气去接，慌忙说：“大爷，不用了。你这里也离不开灯，我只不过是说一说。”
“拿去。”他把灯泡塞进我手里，“我这里有蜡烛，有手电筒。
我手里握着仍在散发余热的灯泡，一股暖流从我心底一直升到脸上，烧得我的脸火辣辣的。我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办好。我感到我做了一件世界上最荒唐的事。这时我才第一次悟出我过去对老人的怨恨是多么不应该。
老人又一次催促我离去，我拿着灯泡冲出了传达室，竟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或许是我不愿让老人看见我眼里闪出的泪光。
我在传达室门外停下来，又转过身去，深情地看了一眼那狭小的传达室。我看到了老校工那瘦小、模糊的身影，看到了那一截正在散发光和热的蜡烛……
随着民青组织的逐步扩大，学校领导给民青支部的任务也越来越多，并要求从校内走出校门以外，诸如重大节日的街头秧歌队，以及化妆讲演(宣传时势)等活动，都能看到民青盟员们那朝气蓬勃的身影。新干校的大横额挂在哪里，父老乡亲们跟到哪里，扭罢秧歌讲形势，总会博得阵阵热烈掌声。晚上回来，大家宛如凯旋归来的战士一般，激动不已，久久不愿入睡.
到居民组访问，也是政治指导员给民青盟员安排的锻炼机会，访问内容是“附近驻军有无借物不还的现象”。我和李峥同学到五区去访问，走了五、六个居民组也没有人说存在军人借物不还的情况，最后到第七组时，发现有违纪现象，赶忙记录下来，回校后抓紧向指导员汇报，受到了他的表扬，说我们俩采访比较深入。这对后来的新闻报道工作，是个很好的演习。
194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是我们赴“胜利报”的同学，和去乌兰浩特“内蒙古自治报”的同学一起离开齐齐哈尔市奔赴工作岗位的一天;也是沿着新干校为我搭就的桥梁，踏上新闻工作这一康庄大道的起跑线。就在离开齐齐哈尔市火车站的一瞬间，分配到“嫩江新报”的同学们，赶来相送，当时被黎大队长抓拍下来的这一历史镜头，已经永远固定在那个珍贵的时刻.时光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依样如白驹过隙般地流逝.从那时开始，西满新干校的民青支部活动，也就此告一段落，并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在我党所领导的青运史上写下了可纪念的一页。
锦州解放以后，省辖范围扩大了，辽北、辽西合并，报社迁往锦州，称《辽西日报》.1950年，春暇花开的时候，组织上通知我到农村组当正式编辑，我的编辑组长是肖白门同志。这是一位要求相当严格的领导，不仅审定我们编辑的稿件，他自己也同样分担着具体编稿任务。当时，正式编辑的定额是每天2000字，还要及时处理通讯员来稿。开头，我总是先挑有分量的稿件，单编几篇，很快就完成任务，对一些零碎小稿，却感到很挠头，结果积压的稿件越来越多.这时，我注意观察到老肖的桌上从来不压稿。他是怎样处理的呢?只见他每早一坐到办公桌前.就狱狱无言地工作起来，桌上挥着那盈尺高的稿件，三摆两摆就分门别类地“归队”了，然后迅速选出重点稿件“待编”，对不能用或需要补充的稿件，把具体意见都分别签署在稿签上，交见习生或助编处理，最后他自己操起厚厚一橡零碎稿件，开始在“综合”上下功夫.静悄悄的编辑室里只听见“寒寒窜牢”翻动稿纸和钢笔划在纸上的声音。接近中午，组长带头完成了全天的编稿任务，我们也先后交稿。从组长的微笑或整眉中，可以约略判断自己任务完成的如何。下午，他通常是修改我们编过的来稿和言论，审看给通讯员的回信.此外，全编辑部的评报活动或传达“编前谈”的精神，也大都在这时，工作紧张而有秩序.
这一年，我从组长那里学到了两招儿，那就是对于综合稿件的处理和言论的撰写.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经组长指点，许多零七八碎的甚至是写在卷烟纸上的小稿，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带倾向性的问题，再针对这些问题写出“工作研究”或短评以至社论，于是农村组一定会抢上当天的头条。编辑们把全组的荣誉感和个人对红与专的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编辑部形成了朝气蓬勃，人人向上的风气。组长对我们的要求也很干脆:一、不要只当文字匠，要根据党的政策提出间题，解决问题，大力提倡撰写各种类型的言论。二、要甘当无名英雄，踏实改稿，文字必须干净利索，能用一百字表达的不要用二百，定要养成“洁癖，。三、珍惜通讯员来稿，沙里淘金，不丢掉任何一点有用的材料。对于零碎稿件，要在综合上下功夫。
当时，我们都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口头规定，假如谁偷工减料惹恼了组长，他也不发脾气，拿过枝叉不榷的稿件就埋头剪修起来，直到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止。望着老肖那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背后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