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生里，能使人魂绕梦牵之处莫过于故乡、母校.那些和母亲的身影相伴随的地方。可是，我却有比故乡和母校更动情的去处，那就是名师云集的《胜利报》.
回忆我自幼年，即羡慕那能说会写能为平民百姓鸣不平的记者。1947年秋，当我19岁的时候，从西满新闻干部学校毕业以后，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便是:到前线去，当一名女记者。
那年9月下旬，我和同学靳韬光、吴淑贤、柳松等一行九人，随胜利报来接干部的黄照同志，登上开往白城子的“闷罐”列车，一路上高唱着“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的毕业歌，来到了白城子《胜利报》。报社为我们这批新入伍的毕业生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是总编辑兰干亭同志，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宣布了热烈欢迎之意，然后向大家介绍了本来在“天主堂”院里养病的社长许立群同志。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许许多多新闻工作的前辈和延安来的知名人士，以及早于我们参加革命的东北青年干部，堪称名师云集之处。我深为能有这样良好的工作环境而振奋，决心好好干一番事业。
可是。当组织上宜布我们的分工时.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同学们有的见习编辑，有的见习记者，唯独把我分配到采通科见习内勤。我那想去前线当记者的理想，有如冷水浇头一样幻灭了，情绪马上低落下来。兰总编找我谈话，我不软不硬地顶了几句，他说:“前线还处在拉锯状态，女同志到前方去采访不方便，现在，谁也难预料什么时候会发生敌情……”我很不服气地说:“夏季攻势前，我随前线慰问团去四平时，日行120里，假如遇到敌情.有的男同志也不一定能跑过我……”兰总编仍和颜悦色地以“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随便改变的”为由，希望我能服从分配。我没再说什么，意即组织上服从。
胜利报的政治空气相当浓，思想工作也很强.政治协理员张启仁同志听说我有点情绪，也主动找我谈话，大意是:“你是民青支部书记，对组织上的决定不单要做到组织上服从，还应该从思想上做愉快地服从才行。我当时虽然对工作分配有意见，但还拘于民青干部身份的面子，装作思想上也服从了。而这个思想问题的真正决，还是我的直接领导人—采通科长纪潜①同志的得力开导。我到采通科报到以后，纪潜同志着重从通联工作的重要性方面，有的放矢地进行疏导，然后结合日常通联工作，注意培养我对本职工作的兴趣，有时又不客气地指出我工作中的不足，加上我对这位精明强悍的女·领导十分钦敬，思想疙瘩终于解开了。当时科里除刚从’校对科调来的杨光同志和登记稿件的吴长凤同志以外，还有新干校的同学邝公助同志。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感到组织上分配这工作有什么不当，而是一到岗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