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州画像记
【宋】苏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谣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而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注释】
张益州：即张方平，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官至参知政事。当时任益州知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至和，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蜀人：四川人。寇：强盗，敌人。
边军：边防军。居人：居民。
妖言：怪诞不经的传言。流闻：流传。京师：京城，京都。指当时的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毋（wú）养乱：不要酿成祸乱。毋，不要，别。
朋兴：群起。
朕（zhèn）：古人自称，自秦始皇开始，专做皇帝的自称。
外乱不足：边境骚乱不能解决。外，外部，这里指边境地区。
变且中起：事变将会在内地发生。且，将要，将会。中，内，里，这里指内地。
文令：文教政令（感化）。
武竞：以武力与之竞争。
孰：谁，哪个。兹：这。
其：用在谓语前面，表示命令语气。抚：安抚，抚慰。
乃：于是，就。推：推举，推选。
以亲辞：用侍奉父母亲为理由来推辞。
归屯军：即“使屯军归”。归，使动用法。屯军，驻防的军队。
使谓郡县：派人对所属郡县的长官说。使谓，即“使使谓”。
无尔劳苦：不用你们辛苦。尔，你们
明年：第二年。正月朔旦：正月初一。朔，农历每月的初一。
如他日：像往年一样。他，别的，另外的。
净众寺：又名万福寺，在成都西北。
眉阳苏洵：苏洵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于：对，向。
弛（chí）：放松，松懈。
欹（qī）：倾侧不平。这里指倾斜将倒的状态。
惟：只有。用于句首，表示对事物的限定。
颜色：脸色，容貌。
徐：缓慢，慢慢地。正：使……正。
油然：温谨而自然的样子。退：退下，坐下来。
无矜（jīn）容：没有居功自傲自夸的表情。
牧：治理，管理。古代统治者蔑视劳动人民，把官吏统治人民比作牧人放牧牛羊。
繄（yī）：是，此。一说是句首语气词。以生：即“以之生”，意思是依靠他生存。以，依靠。之，指代张公。
惟尔父母：意思是他就是你们的父母。
为：对，向。言：说。
常性：固定不变的性情。
待：对待，对付。
多变：多生变乱。
绳：原是木工取直用的墨线，这里用作动词，按定的标准去衡量，纠正。
重（chóng）足：迭足而立，不敢前进。形容十分害怕的样子。屏（bǐng）息：形容由于恐惧而不敢出大气。屏，忍住，抑制住。息，气息，出气。
以砧（zhēn）斧令：即“以砧斧令之”。用刀斧等刑具命令他们，使他们畏惧而服从。砧，古代刑具，即铡刀下面的砧板。令，役使，差遣。这里用作“命令”。
夫（fú）：发语词，用于句首表示将发议论。约之以礼：即“以礼约之”。礼，礼教。约，约束。
驱：驱赶，驱逐。这叩指役使。
急：使……急，逼迫。这里是使动用法。
虽：即使。齐鲁：古代齐国和鲁国是教化最好的地区，号称“礼仪之邦”。这里指中原一带文明地区。然：这样，如此。
若夫：起连接上文的作用，有“至于”的意思。
齐民：齐等的民众，平民。齐，同等，齐等。
自：在。
稽（qǐ）首：叩头到地，古代的一种跪拜礼。稽，叩头至地。
则：同“乃”，表承接关系，语气比“乃”急促。何事于斯：即“于斯何事”，为何如此于，对。斯，这。
虽然：虽然这样，那么。这是两个词，和现代汉语的“虽然”不同。
释：放下。
平居：平日，在日常生活中。
诘（jié）：追问，进一步深问。下文“苏洵无以诘”的“诘”，是反诘、无话可说的意思。
也：用在句中，表示语气的停顿，以引起下文。固：牢固，不会忘记。
南京：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
属（zhǔ）：通“嘱”，嘱托，嘱咐。
祚（zuò）：皇位。
岁：岁星。古代用它来纪年。甲午：甲午年，即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
西人：西方的人，指四川人。四川在我国西部也在宋时京城汴梁之西。
垣（yuán）：墙。这里指边境。
庭：通“廷”。朝廷，庙堂。
嘻（xī）：叹词，表示惊叹。
东：和上文的“西”相对，指京城。
纛（dào）：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舒舒：形容旗帜漫卷的样子。
于：在。涂：通“途”，道路。
暨（jì）：果断刚毅的样子。
于于：行动舒缓自得的样了。
或：作语助词，无义。讹（é）：谣言。
往即尔常：要去做你们平常该做的事情。
条桑：修剪桑树。条，用作动词，修剪，砍去多余的枝条。
涤（dí）场：清扫场地。涤，扫除，打扫。
公我父兄：即“公乃我父兄”。乃，是。
西囿（yòu）：西园。囿，畜养禽兽的园地。
骈（pián）骈：茂盛的样子。
伐：敲打。渊渊：鼓声。
娟娟：美好的样子。
闺（guī）闼（tà）：旧时指妇女居住的地方。闲闲：从容自得的样子。
哇哇：象声词，小儿学语声。
期：预定，设想。弃捐：抛弃，舍弃。
禾麻：泛指农作物。芃（péng）芃：植物茂密旺盛的样子。
仓庾（yǔ）：粮仓。庾，露天堆谷处。崇崇：高大。
嗟（jiē）：赞叹。
股肱（gōng）：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大臣。股，大腿。肱，手臂。
承：接受，承受。表示下级接受上级的命令或吩咐。
作：建造。严严：严肃庄重的样子。
庑（wǔ）：堂周的廊屋。庭：厅堂。
朝服：古时君臣朝会时所穿的衣服。这里用作动词，穿朝服。冠缨：用作动词，戴帽子系帽带。
逸荒：安逸荒废。逸，安闲，安逸。
【译文】
宋仁宗至和元年的秋天，有谣言从四川一带传过来，说是敌人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都惶恐不堪，老百姓基本上逃跑了。谣言四起，震动了京城。皇上正准备选派、任命御敌的将帅，天子说：“别造成大的祸乱，也不要促成事变。虽然现在谣言很猖狂，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外患是不会造成大灾难的，事变是在内部引起来的。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也不可以付诸武力解决。只需要派一两个大臣前去就能处理好的。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去带领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天子赞同道：“好！”张公却借口要奉养父母拒绝前去，但是皇上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出发前去了。
十一月才到达蜀地。就在他上任的当天，就下命令让驻军回去，并解散守备人员，他还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由我来对付，你们就不必劳心了。”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还和以前一样庆贺新春，一直都没有什么敌寇前来入侵。很快到了第三年的正月里，百姓私下里商量在净众寺里摆放张公的像，张公没有阻止住百姓的这一行动。
眉阳人苏洵告诉百姓说道：“没有发生祸乱，还是很容易控制的；祸乱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容易治理；可是已经出现了祸乱的苗子，但是还没表现出祸乱，这种情况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马上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最难治理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出现了祸乱的苗子就急着去做，又不能因为祸乱还没出现就放松警惕了。现在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正好像是器物现在已经倾斜，可是还没有倒地的情形。只有你们的张公，还能稳稳地坐定，面色不改，慢慢地站起来扶正器皿。扶正之后，他又慢慢地坐下，没有一点骄傲的神色。为天子管理百姓，他能做到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因为张公的智慧得到了生存，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还有，张公曾对我说：‘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要看官吏怎么对待他们。众人传言说，蜀地人小乱不断。上司于是就用对待盗贼的办法来对待这里的老百姓，对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现在还用残酷的刑法对待，这样百姓才狠下心来抛弃父母妻儿，不顾性命，变成了盗贼，所以大乱常常发生。要是对他们施以礼仪教化的话，按照法律来差使他们，这里的人就变成最容易管理的了。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导致变乱发生，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叛乱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来对待他们，那么蜀人也会认为自己是齐鲁有教化的人了。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来办事，一味靠武力来威胁平民，我是不会干的。’啊！爱惜蜀人是多么真诚啊，对待蜀人是多么厚道啊，在张公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大家听了，一齐重新行礼说：“是。”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一定要记在心里；即使你们死了，也要让你们的子孙记在心里。他的丰功伟绩，已经在史官的史册上有记录了，不需要再画像了。况且张公不想这样做，那又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不会理会这些事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的。就是在平时听说有人做件好事，还要问那人的姓名和他的住处，还有那人的身形、年龄大小、面容等基本情况呢；还有一些人，还要问到他的生平爱好，是为了更好地推测他的人品。这些人也是史官写入他的传记里的，主要是想让天下人不仅记在心里，还要时刻出现在眼前。音容在人们的眼睛中时常闪现，所以才会记得更加久远啊。因此，画像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苏洵听了，无言以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出生于南京，为人很高洁，有高尚的节操，很有雅量，声明传播于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都可以托付给他的。在文章的末尾我作一首诗，内容如下：大宋天子坐龙廷，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像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做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赏析】
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文的成就最为出色，但他的杂记体记叙文也有写得很好的体现了苏洵文章的另一种风格。《张益州画像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记叙了张方平处理益州将乱局面的功绩，进而通过他对益州人民的爱护和益州人民对他的怀念，两者呼应，论述了留下画像的意义。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事，简劲亲切，言近旨远。第二部分议论析事理，委婉周至；议画像，转折有致。最后的颂诗部分，是第一、二部分内容的复叠和补充，显得古朴典雅，余韶悠长。
文章开篇大处落笔，以极省俭的笔墨，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起因，渲染了异常紧张的氛围。“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局势危恶。张方平临危受命，“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作者对张方平的颂扬钦佩之情深蕴于简劲高浑的言辞之中。
第二段重在议论。作者首先给这次事件定性，并指出这种“将乱”的局面是最难以治理的，原因是在具体处理时的分寸难以掌握。在简略评述了张方平处理益州将乱局势后，又借张方平之口，提出“民无常性，惟上所待”的观点。接着作者先从反面申说，明确指出益州这种“将乱”局面产生的根源是人们认为“蜀人多变”，于是官府就用对付盗贼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即使对那些忠厚善良、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也要用酷刑去压迫他们。官逼民反，蜀人只好铤而走险、附盗作乱。这段分析入情入理，反驳恰中要害。继而作者从正面论述，如果当官的以礼教来约束，以法治来规范，那么蜀人是最容易治理的。这里，既称道了张方平处理得当，又为蜀人作了辩护，笔力委婉，情理周至，可见用心之良苦。作者又由蜀人被逼作乱，推及到“虽齐、鲁亦然”；以齐、鲁待蜀人”，故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自身”。一方面再度称颂张方平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另一方面驳斥了“蜀人多变”的流言，又一次为蜀人辩解。最后，“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苏洵发抒感慨，盛赞张方平深谙下情，体恤民意，爱护蜀人。同时，对当时的世风，特别是官风，颇有微辞。
此篇题目是“张益州画像记”，但文章除了在第一部分结束写到蜀人“相告留公像于浄众寺，公不能禁”外，只字不提画像。然而上面的议论又处处与画像有关，处处皆是说明蜀人留像的原因。而正式写到画像时，却又写得曲曲折折，翻转无穷。首先说明张公的恩德已铭刻在人们心上和史书中，因而无须留像。继而又揭出蜀人留像的用意在于“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强调断断不可不留像。如此四转折，留像的意义更为突出。
文章结尾，笔锋一宕，秉承《史记》笔法，介绍张方平的籍贯，并再度颂扬他“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不只能平息益州局势，“天下大事”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托付给他。叙议至此，尚意犹未尽，情不能已。更附古风一首，再抒胸襟。可谓曲终奏雅，余韵悠然。
【创作背景】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益州地区发生骚乱，传言侬智高将入蜀，因而人心惶惶，军队也调集起来了。朝廷委派张方平去处理这一事件。他采取宽政爱民的安抚办法，号召人民安居乐业，各事农桑，很快就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社会秩序。两年后，张方平奉召回京，当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给他建祠堂，立画像。苏洵为蜀地人，与张方平也有私人交往，对张方平的为人很尊重，为此他写下了这篇文章。
作者简介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心术
【宋】苏洵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注释】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
麋：麋鹿，鹿类的一种。
左：附近。
瞬：眨眼。
制：掌握
上：通“尚”，崇尚。
怒：激发
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燃火叫“燧”。
斥堠：古代用来瞭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放哨、瞭望。
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
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
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
厉：激励。并天下：兼并天下。
黄帝：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殆：通“怠”，懈怠。
智：有智慧。
严：有威严。
欲：应该。
委：交付。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
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
侮：轻视、轻侮。
尝：试探，检验。
节：节制。
沮：沮丧。
辱：玷污。
技：本领。
支：经得起，对付得了。
校：较量。
角：角斗。
抗：高，引申为突出地。
暴：显露。却：退。
狎：轻忽。
堕：落。
蜥蜴：一种爬行动物，形似壁虎，俗称“四脚蛇”。
袒裼：脱衣露体。
乌获：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相传能力举千钧。
冠胄衣甲：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胄，盔。冠、衣，都用作动词。
据兵：靠着兵器。
以形固：指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以，凭借，利用。形，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条件。固，巩固。
【译文】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付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赏析】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创作背景】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作者简介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辨奸论
【宋】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发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后死于战乱之中。
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后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zhì）：嫉恨。
惠帝：晋惠帝（290—306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xuàn）：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译文】
事情的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从细微的变化中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间事情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是爱憎的感情扰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虑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后，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后，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的。依我看来，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方面，确实有欺世盗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或许也未必一定如此。
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赏析】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作者简介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管仲论
【宋】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䲡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释】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
桓公：即齐桓公。桓，南宋版避宋钦宗赵桓讳而均作“威”。
攘：排斥。
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齐桓公时期备受宠幸的近臣。
薨（hōng）：古代称诸侯死。
五公子：指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即公子武孟、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元。
讫：直到。
简公：齐简公。
兆：预兆，证候，迹象。
鲍叔：姓鲍名叔牙，史称鲍叔，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大夫，善于知人，管仲之被重用，出自他的推荐。
四凶：旧传共工（古代的世族官）、驩兜（人名）、三苗（古族名，这里指其族首领）、鲧（人名）为尧时的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少正卯是鲁国人，曾讲学而门徒众多，孔子当大司寇后将其杀害。但少正卯可能无其人而孔子杀少正卯也无其事。
非人情：管仲认为他们不合人情。相传，竖刁为进齐宫而自阉，易牙杀子而迎合君主，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后来抛弃了父母来到齐国侍奉齐桓公。
弹冠（tán guān）而相庆：据《汉书》记载，王吉和贡禹是好朋友，取舍相同，世称“王吉在位，贡禹弹冠”，后用“弹冠相庆”形容即将做官。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絷（zhí）：用绳索绊住马足，这里是束缚的意思。
匹夫：这里指普通人。
因：顺着，趁着。
五伯：春秋五霸。桓、文：齐桓公、晋文公。
灵公：指晋灵公，晋文公之子，因暴虐，在位14年时被杀。
孝公：指齐孝公，齐桓公之子。齐桓公死后，齐孝公在宋国的支持下夺得了王位。
宽厚：宽容仁厚。
肖：这里是贤明的意思。
老成人：原指“年老成德之人”，后指阅历多而办事稳重的人。
惑：这里指困惑不解。
仲之书：指《管子》。
诞谩（dàn màn）：荒诞无稽。
史䲡（qiú）：字子鱼，也叫史鱼，春秋时期卫国大夫。
蘧（qú）伯玉：即蘧瑗，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时贤臣，天下闻名，孔子很敬重他。
弥子瑕（xiá）：春秋时卫国大夫，善于奉承，曾深得卫灵公宠爱。
身后之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史䲡死后，让儿子不依照礼制停放尸体，国君如果问，便说自己未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
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死前推举曹参为相。
【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赏析】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苏洵生活在最为繁荣的北宋中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
作者简介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