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堂铭
【宋】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释】
三槐（huái）堂：北宋王祜家中的厅堂，因曾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而得名。
衷：折中，裁断。
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地在申，故称申包胥。
茫茫：渺茫难测。
肆：放纵。
盗跖（zhí）：传说中春秋末期楚国奴隶起义领袖。盗：古代统治阶级对起义者的蔑称。
孔、颜：即孔子、颜回。孔子，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颜回，孔子的学生，被尊称为贤人。
审：明白。
厚施：指替朝廷出力不少，对百姓的恩惠很多。
守文：遵守成法。
晋国王公：即王祜。后汉、后周时曾任司户参军、县令等职，宋初官至兵部侍郎，为兵部副长官，死后封晋国公。
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
太祖：宋太祖赵匡胤。
太宗：宋太宗赵光义，太祖之弟。
直道：正直。
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臣子的最高职衔。宋仍沿用但已无实职。
魏国文正公：指王旦，王祜的儿子，真宗咸平四年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拜相。封魏国公，谥文正。
真宗：宋真宗赵恒，太宗之子。
景德、祥符，宋真宗年号。
左契（qì）：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懿（yì）敏公：即王素，宋仁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懿敏。
出入：指出入朝廷内外。
将帅：指出任州府军政长官。
李栖筠（yún）：字贞一，唐代宗时曾官至给事中。
吉甫：即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官至宰相。
德裕：李吉甫之子，武宗时为宰相。
艾：止，尽。
巩：即王巩，字定国，有文才，个性豪放不羁，终身不仕。
世：文中用作动词，指继承家风。
休：美。
皇：通“遑”，闲暇。
符：祥瑞的象征。
【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赏析】
全文由叙（序）和铭两部分组成。叙是记叙性文体，讲写这篇铭的由来；铭，是本文正体，实际是歌功颂德的四言诗。而该文的叙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从“天可必乎？”到“二者将安取衷哉”，用疑问句开头：天一定讲道理吗？那为什么贤能之士不一定显贵，仁德之人不一定长寿？天一定不讲道理吗？那为什么仁德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呢？在天有道、无道之间将采取哪一种才合适呢？在天君合一、天道与君权合一的封建社会，文章的一开头竟然对天道的有无提出了诘难，令读者心惊。这种文章开头的方法，很有吸引读者的力量。
第二段从“吾闻之申包胥曰”到“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用事实来证明是有天道的，从而回答了文章开头的诘难。第二段的一开头引用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的话：集众人的力量可以战胜天，天的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战胜人。下文就按“天定”和“天未定”来展开论述。不过，文中的“天定”，实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代词；“天未定”是“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的代词，苏轼是认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苏轼的“一切都报”的思想在文章中就是：“天定”，天有道。苏轼认为：世上谈论天道的人，都不等天道按其客观规律行事时来研究它，就以为天道是虚无缥缈，不可探求的。善良的人因天无道不得善报而变得懒惰无所作为，邪恶的人因天无道不得恶报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古代的大盗跖有长寿，古代的圣贤孔子、颜回却贫困而遭受厄运，这都是天道还没有按其客观规律行事的缘故。譬如松柏长在山林，在它们很弱小还是幼苗的时候，会被蓬蒿这类杂草遮掩围困，会遭受牛羊的践踏，等到松柏长大，经四季而长青，历千年而依然苍劲挺拔的原因，是因为天道已经按照客观规律行事了。文章由远而近、由道理而例证以后，就顺利地过渡到讲当今的人了。苏轼认为，像松柏的生长中当时不报、而后再报的现象一样，人的善恶之报在当世没有体现，而兑现在他子孙身上的事早就存在。他甚至认为，拿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验证，这种天道的善有善报是确定无疑的。从而回答了文章开头的诘难。
这种回答因空洞而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所以下文就进入正题，用当今名臣王祜及其子孙的事来肯定天有道，从而高度赞颂王祜及其子孙的贤德。
文章进入正题并不直接就事论事，而是先虚后实，先总括一句，笼盖下文。“国之将兴”，暗指当今宋朝，“厚施而不食其报”指天未定之时的晋国公王祜，“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指天定之时子孙得报。下文就具体说王祜“厚施”于太祖太宗两代皇帝，却因说话过于直率而不为当时所容，并交代了三槐堂的由来。接着就说王祜的厚施在他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身上得到厚报的事实。文章至此，来了一个跌宕曲折，批评现实社会中有的人今天行善积德，明天就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回报，当然有的人能得到回报，有的人就得不到。这种眼光短浅的行为同晋国公王王祜不同。王祜自身修德，像把债券给天一样，数十年以后才取还，一手交债券，一手得行善积德的回报。这种批评、对照，目的仍在赞颂王祜、王旦父子。这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结，十分明确地指出：天道一定是存在的。前面说“其可必也审”，这里说“天之果可必也”，它们之间的层递关系和最后语句的肯定十分明显。
第三段从“吾不及见魏公”到“吾是以录之”，讲晋国公的“厚施”回报到他的孙子懿敏公王素，赞颂王氏之福方兴未艾。由于王祜、王旦、王素祖孙三代都非常显贵，有人就把他们和唐朝的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相比。苏轼认为李栖筠的雄才大略、刚直正气同王祜不相上下，李氏三代和王氏三代的功名富贵也差不多，但从忠恕仁厚上讲，李栖筠父子却不如王祜父子。拉李氏三代作陪以显王氏三代，极赞王氏忠厚传家，恩泽子孙。最后一句既交代了写铭的原因，又增添了王素的儿子王巩一代，他也是好修德行而善文章，呵以继其家世，以呼应上文的“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铭文，用四言韵语来赞颂王氏的三槐。值得提出的是，铭文不仅仅是对王氏歌功颂德，而且对现世的小人进行了针砭：像我辈一类的小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去攫取利益，并无时间担忧过自己的德行。只企求能够侥幸不种而获，不劳而取；没有真正贤德的君子，那么国将不国。苏轼忧国忧民之心，在为人写的铭文中也赫然可见。与叙文相比，铭文则写得直率而动情。内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种而获”沐浴国恩，归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国”，说明王氏父子的功业不仅泽及子孙，且泽及世人。这又提高了叙文的思想境界。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上任时为学生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的铭词。苏轼在徐州期间，王巩曾与其一起郊游吟诗。苏轼来湖州上任，王巩也赶来相会，并请其为自家“三槐堂”题铭，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