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论
【明】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注释】
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名：声称，称说。
知己：谓了解、赏识自己。
善道：善加诱导。《论语·颜渊》：“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销患于未形”二句：销患：消除祸患。未形：指祸患还没有形成。保治：进行治理以使安定。未然：未能如此。此二句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天下尚未安定时进行治理。
俾：使。
身全：生命得以安全。
主安：主人平安。
上鬼：上等之鬼。
垂光：比喻流传美名。
简策：即简册，本指编连的竹简，后代指史籍。
捐躯殒命：谓献出生命。
钓名沽誉：即沽名钓誉，谓有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
眩世骇俗：谓欺骗、迷惑世俗。眩，欺编。骇，夸惑。
臣事：以为臣的道理和本分来事奉。
智伯：春秋时晋卿。亦作知伯。名智瑶，亦作知瑶。
赵襄子杀智伯：赵襄子：春秋时晋大夫，名赵无恤，晋的执政大臣。晋定公时（公元前—前），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等六家贵族，基本上分割肢解了晋公室，同时六家之间的争夺也很激烈。公元前年，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失败后逃离晋国，其地为赵、韩、魏及智伯瓜分。公元前年，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接受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固守晋阳。智伯和韩、魏联合围攻了三年多，无法攻下。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城，对韩宣子、魏献子说明赵亡之后，智氏必灭韩、魏的利害关系。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与赵联合，一举消灭智氏，杀死智伯。
烈烈：形容显著貌。
愚夫愚妇：泛指普通老百姓。
处死之道：处理死的方式、方法。
愧：使动用法，使之惭愧。
中行氏：中行为复姓，春秋时晋侯作三行川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后遂以为姓。此指晋卿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后奔齐，卒谥文。
“中行氏以众人待我”四句：中行氏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身份为他做事；智伯把我当作济国之士，我就以济国之士的作为来回报他。
段规：战国时韩人。
韩康：韩康子。智伯索地于韩康子，段规劝给予，以骄其志，俟后收拾之。
任章：春秋战国时魏国人，曾为灭晋出谋划策。
魏献：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卿，名魏驹，一称桓子。智伯索地于魏桓子，桓子不与，任章规劝给之以骄其志，俟后图之。
郄疵之事智伯：郄疵：春秋战国时晋人。据载，智伯率魏之兵围攻赵国，郄疵劝智伯说，从韩魏攻赵，赵亡，灾难必及韩魏，韩魏必反。智伯不听。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请地：要求割地。
无厌：没有满足。
宜：应该。
陈力就列：谓在自己所任职位上格尽职守。
谆谆然：形容忠诚恳切貌。
再：二次。
伏剑：以剑自刎。
顽冥不灵：谓愚钝无知。
庶几：犹或许，也许。
斩衣而死：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开悟：开导以使醒悟。
肥瘠：即胖瘦。因古时秦国与越国相距甚远，故谓。
曾：竟然。
若是：如此，像这样。
不胜：不克制。
血气：指感情。
悻（xìng）悻：形容刚惶自傲貌。
虽然：即使如此。
固：原本。
当：充当，担任。
腆（tiǎn）然：形容厚颜貌。
自得：自己感到得意。
【译文】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郄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即使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衣然后自杀吗？
豫让在那时，甚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算得上是罪人了。唉！
【赏析】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创作背景】
豫让，战国时晋人，先为晋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赵简子灭范氏、中行氏后，改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赵襄子（赵简子之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往山中，改名换姓，立誓“我必为报仇”他一次行刺未成功，于是以漆涂身，改变形貌，又吞下炭块，使声音变哑。第二次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仍未成功，被捕，自杀而死。事见《史记·刺客列传》。这篇文章即是方孝孺对豫让的评价。
作者简介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深虑论
【明】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注释】
“虑天下者”二句：图：考虑。忽：忽视。此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困难的事能认真考虑，而对自己觉得容易的事就疏忽了。
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备：防备。遗：遗忘。二句意为对自己认为可怕的事有所防备，而对自己觉得无疑之事就忽视了。
未周：不周全，不全面。
及：至，达到。
人事：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事。
不及：达不到。
天道：上天的意旨。
一天下：统一天下。一，动词，统一。
封建：封邦建国。即古代帝王把爵位或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其领地里建立邦国。
郡县：即郡县制，把国家分为郡和县，由中央朝廷统一掌管。
兵革：代指武器恺甲。这一句意为战争再不会发生。
世守：一代传一代，永远拥有。
汉帝：指汉高祖刘邦。
陇亩：草野。
卒：终于，最终。
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亦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
惩：以前失为鉴戒。
建：犹设置。
庶孽：妃妾所生之子。
相继而无变：互相帮助而不会发生变故。
七国：指汉景帝时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个诸侯国，于公元前145年同时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篡弑：狱君而夺其帝位。
武、宣：指汉武帝、汉宣帝。
稍：逐渐。
削析：划分，此处指削减。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8年）：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后毒死平帝，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
汉柞：汉朝的帝位。
光武：即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哀、平：即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
所由亡：所灭亡的原因。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据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密问太史令李淳风：据传说有个女主武氏，代唐有天下之事，这是真的吗？李淳风回答说，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其兆己成。唐太宗要把怀疑对象全杀掉，但是被李淳风劝止。其实武则天就在身边，唐太宗却没有察觉。
宋太祖：即赵匡胤（927—976年），宋王朝的建立者，960—976年在位。
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方镇：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
尽释其兵权：宋太祖两次宴请掌有兵权的重臣，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后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
此其人：这里所列举的人。
出人之智：超出常人的智慧。
盖世之才：形容才能居当代之首。
几：事物变化的前兆、迹象。
审：周全细致。
切：贴近、切近。
兴：产生。
“盖智可以谋人”二句：人的智慧只能为人事而谋虑，却不能为天意去谋虑。
工：擅长、善于。
活人：救活他人。
拙：“工”的反义词。
谋子：为自己子女考虑。
周：遍及。
法术：此处指策略、方法。
制：控制。
肆：不顾一切地施行。
私谋诡计：同“阴谋诡计”。私，暗中，不公开。
至诚：极诚挚的心意。
大德：高尚的品德。
眷：顾念，垂爱。
赤子：婴儿。
释：犹丢下、放下。
至愚：极端愚笨。
不肖：不成材。
遽：立即、马上。
亡之：使之灭亡。
苟：假如。
区区之智：此谓很浅薄的智慧。
笼络：犹控制。
理：此谓世间的道理。
【译文】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
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
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赏析】
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创作背景】
《深虑论》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写于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和前朝许多开国皇帝一样，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统治权的问题。他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旅，带来了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朱元璋为了加强朱氏势力面把军事大权交付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潜伏着战祸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写了《深虑论》这篇向当政者提出警策劝谏的文章。
作者简介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