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白鹿原》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在乡下教书，白天忙完，晚上一有闲暇，就急不可待地扑向《白鹿原》。乡下老停电，看着看着电灯灭了，就点上蜡烛接着看。当我正在为田小娥的不幸默默流泪时，嗅到了一股什么烧焦了的味道，猛然才发现蜡烛烧了自己的头发。
2009年的一天，在西安某校的一幢普通的家属楼里，见到了《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陈忠实尽管名气大得西安放不下，但他的工作室还是极其简陋的。屋子不大，桌上，椅上，地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书，人在里面成了多余。不少书，让灰尘读着，没留下一点手印；手印也许有，不过被灰尘遮盖了。
陈先生上身穿一件不新不旧的衬衫，下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短裤，随便得像一位见过世面的乡村老农。他很瘦，瘦得只剩下一串皮，但形体不显得瘦弱，因为他的大骨骼撑着那串皮。他一脸黄土高原的表情：满脸深浅不一的皱纹，像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沟壑，又像被风吹日者晒的牛皮——如果敲他的脸，定会发出牛皮鼓的声音；眉毛灰白，颜色如同落着一层薄霜的青瓦；眼睛则十分精神，贼亮贼亮的——如果他子夜跟着黑娃（《白鹿原》中的人物）打劫，他会准确地发现哪儿藏着金哪儿藏着银；双眼下面的几粒小硬疖，像眼睛走热了流出的汗凝结成的小白豆；鼻尖上有整张脸唯一的光滑，如同被风雨打磨过的小黄石。他的脸，简直是一幅黄土地的缩影，远比西安的古城墙老。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大拇指那样粗的雪茄，递过了，我说不抽，他自个点着抽起来。没抽够几口，就开始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且一声比一声厉害，震得整座房子都颤动，身体也弓在了一起，紧张得我站起来，不知所措；他则用手示意，没有什么，这是老病。他终于咳嗽完了，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心想：他的咳嗽跟《白鹿原》一样漫长、沉重。
我和他聊起了文学，聊起了《白鹿原》。我说《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中我最喜欢田小娥，深深感动了我。我说着，他认真听着，很少插话。我说的对的地方，他点头赞许，说得偏激的地方，他只是宽容地一笑。我劝他能不能再写一部《白鹿原》那样的力作时，他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江郎才尽，好作品就看年轻人了。我开玩道：“您不写不行，你不怕我超过您。”他仰一笑，说：“希望你超过我。”我又打量了一下皮包骨的他，暗想：他的心血确实被《白鹿原》掏空了，富得只剩下《白鹿原》，穷得也只剩下《白鹿原》了。
告别时，我虽从皮沙发上起了身，但扭头发现，自己的屁股还坐在那里，不想走：沙发上清晰地印着我的屁股印，周围满是纤细的灰尘。而陈老的脸上也流露出不舍之情，并叮咛我有啥帮的忙，随时给他打电话。
回天水的路上，我悟到了什么是陈忠实：黄土地上的一头牛加一匹驴等于陈忠实，他有牛的艰忍，又有驴的犟劲。这不就成了一匹骡子了吗？对，他确实是文学界的一匹好骡子，为我们驮来一驮沉甸甸的麦子——《白鹿原》。
2011年6月
汪渺自画像
头发虽曲，心肠却直。左眼阅世，右眼觅诗。舌头，偶尔跑到牙齿外，说句怪话。惜金钱如手足，视挚友为肝胆。君子气不多，还有三分，剩下的全是驴脾气。骨头，虽被岁月磨损，但还能做根针，拨亮心灯。
作者简介
汪 渺，天水市艺术研究院院长、《天水文学》主编。在《十月》《飞天》《北京文学》《诗选刊》等发表百余首诗歌。长篇小说《雪梦》被《十月》推出；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诗集《创世纪》。散文《诗人老乡》获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长诗《创世纪》获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长篇小说《雪梦》获第三届黄河文学奖。
上帝是公平的，也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生来“家里有矿”，有的人生来“穷得叮当”；有的人生来“健健康康”； 有的人生来“四肢不全”；有的人生来“颜值爆表”，有的人生来“面目丑陋”……
这公平吗？呵——肯定不公平啊！凭什么他家里那么有钱？凭什么他四肢健全？凭什么她天生明眸皓齿？凭什么？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或一瞬或永久，总有过这样的想法吧！不要觉得这是一种嫉妒小心肠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很正常的。谁都不是圣母玛利亚，你若这么想了，还说明你有想法，至少——你也曾想过——努力？
但有些人，仅此而已，那不好意思，你那不叫“有想法”，那是怨天尤人！嗯，这就淘汰掉了一大部分人吧！而剩余人也千万不要洋洋得意，你或许坚持了一天？两天又亦或是三天？能行吗？不行的！呵——是否就觉得委屈了？没什么好委屈的！芸芸众生，茫茫人海，要是每个人努力一两下，上帝就得赏识他，那上帝岂不得累死？
人生就像一座金字塔，越往上走人越少。而往往只有站在最高处的人，才能俯视一切，将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因为——她有资格！其实啊！有梦想并不难，努力也并不难，难的是什么？是坚持！是日积月累的坚持！所以我说，上帝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努力亦或成功的机会，而“你日积月累的努力，终有一天会变成别人的望尘莫及”。
所以啊！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变得优秀？
我想，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可以回答你——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很远，要买的东西很贵，你喜欢的那个他 /她，也很优秀。
以前，我家穷得叮当响，土坯茅草屋又阴暗又潮湿，
下雨就漏水。1986年爸爸办了“个体屠宰户”营业执照，妈当助手，做起了杀猪卖肉的生意。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我家矮小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拉猪的排板车，换成r机动三轮。爸爸还骑上了“幸福250”,可威风了。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税务所的叔叔是我家的常客。每次他们来，爸妈总是热悄接待。叔叔还夸爸爸是模范纳税户。可他们一走，爸妈总是嘀咕一番，然后哈哈一笑。从这里边我听出了爸妈的秘密。原来，他们有偷税现象。怪不得有人背后叫爸爸“税耗子”。
记得麦收期间，生猪肉每公斤由4元提到5元。爸爸瞅准这个机会。麦子刚黄德，就找来舅舅、姨、姑姑和叔叔一大群亲戚来帮忙。一天时间就把麦子割完脱粒，第二天爸爸又去收猪、卖肉了。6月底的一天，税务所的叔叔又来收税了。爸爸说:“这月收麦、打场，活又多，只杀了十六头猪。”叔叔听了，说:“是啊，农忙季节，是得先忙庄稼。”结果只收了半个月的税就走了。
后来，我从《中国少年报》上学习了金鑫爷爷的讲话，认识到了税收工作的重要性。它利国、利民，直接关系到国防、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发展与建设，对国民经济起着杠杆作用，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根据我的观察，爸爸6月份一共杀了五十六头猪，并不比其他月少，应缴税550元。可爸爸只交了200元。我抓住这个真凭实据，在一次晚饭后。就把《中国少年报》拿给爸爸妈妈看。把我的记录和爸爸的纳税收据摆出来，又把我家今天的生活和前几年做了对比。到底还是妈妈文化水平高，息想转变快。她说:“孩子说得对，以后我们再不能欺骗国家了。明天你赶快去补税。”爸爸也使劲捶了一下脑袋说:“咳，我真糊徐，真不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
第二天吃过早饭，爸爸用“大幸福”带着我，拿着钱来到税务所。爸爸说明来意，又作了检讨，把漏税款补上。张所长拍着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有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