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鲁镇上散满了春的气息，在这个热闹的小镇，曾有这么一个勤劳，善良却又凄苦的人，至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而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而她又何在？——题记
那年，初相识
那年初冬，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她在春天没了丈夫，成为了一个寡妇，便出来给人做工。鲁四老爷见到她，便是直皱眉头，她知道，老爷是在讨厌她寡妇的身份。而四婶并没有说什么，并将她留了下来，无非是看她手脚壮大，模样周正，能抵过男子罢了。没人知道她姓什么，也没人去关心，只管她叫“祥林嫂”。
祥林嫂整天的做工，似乎闲不下来。她话不多，只知道不停做工，一看便知祥林嫂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鲁四老爷家有了祥林嫂，很多事情都减轻了负担，因为祥林嫂的勤劳，整个家庭多了一丝温情。
封建礼教下的她
祥林嫂是个勤劳能干的人。一年一度的“祝福”在鲁镇举行着，祥林嫂也参与其中，她手脚伶俐，把每一件事都做的滴水不漏，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四婶才会将她留下吧。在那个时代，祥林嫂走着与别人不同的性格与气质，她善良的内心，总在某一刻温暖了冬日。善良的人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人，也温暖了自己，祥林嫂便是如此。
然而，祥林嫂是个善良的人，却也是个苦命的人，她怀着一颗热忱的心，去不曾想过，婆婆会硬着逼她改嫁，让她做为牺牲品。她以为，在自己妥协后，一切都会好的。改嫁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生活也多了一层希望。却料到命运会让她失去所有。因为那让她无能为力命运，因为她悲惨的经历，大家开始厌恶她，她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谬种”。
花落，人散尽
在遭受了重重打击之后，祥林嫂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积极，乐观。现在的她眼神呆滞，她开始相信地狱与灵魂的存在，她开始害怕死亡，害怕她身上承担的罪过太大，太多。在冬日的夜里，祥林嫂迈着承重的步伐，仿佛她的灵魂早已不存在。花落有再开的时候，可祥林嫂却永远长眠于那个冬日的夜里。花开又花落，再也无人记得祥林嫂，祥林嫂终究是成了封建礼教下被摧。
在这个繁荣的小镇上，住着一个神偷，大家虽然憎恨他，但却拿他没有办法。
在他们那，小孩犯事是和大人截然相反的待遇。显然他也是个小孩，他的名字叫做小米，且被人叫做神偷，偷盗技术很是了得。他仗着自己是个小孩，就像个小混混一样，欺负别的孩子，欺负到累了，没有好玩的感觉了，便换另一样好玩的事来做做，偷盗也是他的一种乐趣。但小米却极其地孝顺母亲，家里只有母亲和小米相依为命，母亲为了小米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在家里开了间店，还编织点什么东西拿去卖。
小米知道母亲辛苦，才想要赚钱养活母亲，可是无奈什么也不会做，便开始了偷窃。日子久了，母亲也从街坊邻居那听到了小米成为神偷的言论，母亲差点崩溃点，她认为自己真的很无能，教出了这样的败家子。每当小米把偷来的东西卖成钱后给了母亲时，母亲都不屑一顾，好几天都没有理小米，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赚到钱是通过不法手段得来了，一想到这，她就恨得牙痒痒。
小米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能挽回母亲对他的爱，他想尽一切方法，去买首饰、衣服、食物来给母亲享用，一切方法都用过了，但都不成效。母亲只有帮小米煮饭，小米和她说话，她是不理的。
小米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母亲要这样对他、有一天，他跪在了母亲的面前，问道：“母亲，您的态度为什么变成这样，您以前不是这样的，疼我爱我的母亲去哪了，求求您，母亲，告诉我吧。”他的母亲瘪着嘴，神清很是悲伤地说：“我不知道我以前善良的小孩去哪了，我自然不会理会任何人。以前，我的孩子虽然爱打架，但总会去道歉，现在抢了别人的东西，便不知了踪影。”
小米悔悟了，他明白了任何钱财都买不来亲情，买不来母爱，更买不来自己温暖的家。
在一个小镇上，住着蜗牛家庭。他们家有一只可爱的小蜗牛，小蜗牛的脸上镶嵌着两颗明亮的大眼睛，他的背上有一个大大的蜗牛壳，别看它小，用处可大了呢！那可以当小蜗牛的临时居住所呢！有一天，爸爸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你也不小了，该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了。”小蜗牛爽快地答应了，心想：不就是找份工作吗？肯定很简单。
小蜗牛来到一座繁华的城市，他从报亭先买了份报纸，从这个报纸上看见一则招聘启事：交警大队要招交警。小蜗牛心想：站在人山人海的马路中央指挥来来回回的车辆，该多风光啊！我要去试一试。他急忙赶到招聘地点，一位身穿交通警服的毛毛虫警官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心不在焉地说：“这个工作你能担任吗？”小蜗牛信心满满地说“我能行！我的眼看得忒准确！那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小蜗牛一阵夸夸其谈。毛毛虫警官最终被小蜗牛说动了。小蜗牛接受完毛毛虫警官的任务，走出大厅，有些飘飘然了：“太好了！我找到工作了！……”他穿上了警服，站在了繁华的大街中央，他的领子耷拉着，衣服也大了一圈，一点也不神气。
然而，事情并不像小蜗牛想得那么顺利。一天，他正在值勤，身后传来一阵“抓小偷”的声音，小蜗牛一回头，原来是平日里无恶不作的蟑螂抢了蚂蚁太太的包，蟑螂朝他这边快速奔来。小蜗牛心想：“我得把蟑螂抓住，立一个大功！”于是，他大喊：“站住！站住！不要跑！”蟑螂对他不理不睬，继续往前跑。小蜗牛看情况不妙，于是蠕动着身体，赶紧去追，可是自己的速度太慢，还没跑几步，蟑螂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接下来，由于小蜗牛的工作不给力，导致许多动物王国的人员不满，他接二连三地受到了起诉，毛毛虫警官一气之下，就把他开除了。
小蜗牛耷拉着脸，垂头丧气地向家里走去。“这下坏了，没有找到工作，回去怎么向爸爸妈妈交待啊！”回到家，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妈妈亲切地问：“怎么啦！没找到工作？”小蜗牛伤心地点了点头，随后又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父母，期间还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不要伤心！”爸爸语重心长地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皆可成才！要找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听了爸爸的告诫，小蜗牛心里一亮：“我的特长是……”
于是小蜗牛来到了歌唱学院，向蝴蝶校长展示了自己美妙的歌声，校长很满意，于是录取了他做音乐老师。小蜗牛高兴地手舞足蹈，大声地喊：“我终于找到工作了！”此后，小蜗牛努力刻苦地工作，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小蜗牛终于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陈师傅是我住的小镇上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镇上人家家中木制品几乎都是他亲手制作的。陈师傅最爱做的家具是椅子，所以周围的人可是人手一把，不管是椅背上栩栩如生的图案，还是那个光滑无木刺的椅身，个个叫人惊叹。
现在他自己在别的地方开了个小店，专卖手工木制品，我去拜访过，每次他都在专心雕木头。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木工，他说：“这是我老本行，干十多年了，不喜欢才怪哩!”说完就低下头雕他的东西去了，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得默默看着。
陈师傅就是这样，对木头的满腔热忱，谁也比不了，也谁都不理解。以前镇上的人提起他，都说：“陈师傅在雕木头哩!”而且陈师傅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挑剔，这里不行再来，那里有毛刺再来。一个在别人眼中几乎完美的作品，他总能挑出毛病，然后自己亲自修改。陈师傅是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
“草木有本心，延续在创新。”陈师傅的品质传于世，长路漫漫，新时代，这种精神品质，会被赋予更多可能!
镇很小，叫团圆镇。
镇上有条不宽的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清晰地能映现眉间的痣，家家户户都来河埠头上淘米洗菜，闲聊着镇里的蜚短流长。那时还没有公路，这条河是连接小镇和外界的唯一通道。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起过爷爷凌晨三点起来乘船，沿着这条河到县城卖扫帚的事。一看到这条河，我就知道我们快要到家了。今天是爷爷的忌日，按照规矩家里人都要回去。
因为是下雨天，车子很不好开，母亲一边掉着方向一边抱怨回一趟家对车子损伤多大。我窝在后座有一句没一句地背着历史，陈奕迅的声音敲打着耳膜，分秒流逝得格外缓慢。
车子终于停在了奶奶家门口。我抽出伞下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坑，父亲从后备箱里拿出海鲜和点心，隔壁的婆婆一边扒着晚饭一边和我们打招呼。
奶奶和过年时差不多，穿着蓝色的小袄围着母亲上次送她的围裙。她腿脚不便，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长年骑着一辆我小时候就有了的老三轮车出门。她一看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过分粗糙的皮肤贴在我手心，有奇异的触感。她喊我“囡囡“，不断地批评我太瘦，又说我穿得太少，我嬉笑着应着，然后亲了亲她的脸颊。客厅里的墙壁上还留着我三四岁时的涂鸦，只勾了红边的太阳像是被谁踩了一脚般歪歪扭扭，星星陪在太阳的旁边，没有月亮。
我收了雨伞，向楼上走去。
没有开灯的楼梯幽深如同洞穴，却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奶奶的，那张她陪嫁过来的床颜色昏沉得像是要融进浓稠的夜色。大柜子上压着两口大箱子，箱子里的衣服大多是她平时不舍得穿，只有在正月初一的早上才拿出来套一套的。本来还有另一口箱子，里面全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给爷爷的大衣，但奶奶从来不让爷爷穿这些，只让他裹上那件已经缝补多年的洗得掉光了颜色的棉袄。记忆里的爷爷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的衣服，哪怕我们总劝他不要太节省，穿衣服是穿不穷的，他也只是默默地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独自一人坐在平台上晒冬天的太阳。
那时候平台上还有很暖和的太阳可以晒，大家都还没有装雨棚，钝重的阳光晒在脊背上，让人想要睡过去。爷爷总是睡着睡着就流下了一滩口水，母亲会走过去用餐巾纸擦拭干净，或者蹲下来给爷爷仔细地修剪一次手指甲。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车，来去路上要花费六个小时，很少回家却一待就是一个礼拜。母亲会和奶奶一起择菜，然后被奶奶责怪买贵了菜，父亲捧着茶杯去隔壁大伯家闲聊，我腻在姐姐们身边和她们一起看当时最流行的《冬季恋歌》，一个个下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耗。
而楼上的另一个房间是属于父亲母亲的，他们在这里结了婚，办了一桌现在看来很是寒酸的喜宴。爷爷奶奶只是重新粉刷了一遍墙壁买了一张床和一口柜子，便算作了新房。忘了是在那家婚宴上，我嫌新人们分发的喜糖太难吃，父亲笑着接过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糖，仔细地剥开送往嘴里：“要说难吃，我和你妈结婚时的糖才最难吃。“长期的贫困给父亲的生活留下深深的烙印，我和母亲怎么也改变不了他吃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的习惯。他总是剩下一点汤或菜，第二天早上就着泡饭吃。要到十来岁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习惯和奶奶是多么地相似。
楼下母亲在喊我，应了一声便急忙往下跑。镇里的房子多是八十年代集体修建的，房屋构造基本相同，墙壁薄得完全可以凿壁偷光。尤其是隔壁站在空地上说话时，谈话内容能一句不落地掉进我们的耳朵。然而邻居们常不以为然地大声吆喝着，弄堂里的风不知疲倦地捎送着彼此的声音，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连起来就是一年。
楼下还在上菜。亲戚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三岁的小侄子歪站着要给爷爷鞠躬，大姐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穿着米黄色的外套和黑色的铅笔裤，头发只是简单地扎了起来，靴子也是不起眼的黑色。她的眼眶下有着淡淡的黑眼圈，但她已懒得再用粉底掩饰。她偶尔抬起头寻找丈夫的身影，她注视着儿子时眼底弥漫着的大雾般的温柔——她已经三十二岁，她已经为人妻，并且晋级成母亲。
我望着她，即使她现在目不转睛，她的眸子里也总有水波在精妙地荡漾。我想她现在过得很好，好到不需要被提醒她曾有过怎样浓墨重彩的青春，好到我无需告诉她，她曾是我既爱又恨的憧憬。
那时候她又高又瘦，一头栗色卷发总敛着万千风情。讲话的调子软软的，像是在挠着谁的心，全家人都特别宠她。那种宠爱——和我因为年幼而获得的关注不同，那是种不自觉的喜爱，天经地义地让人忍不住心生嫉妒。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除了给我一份以外，另外都是要留给她的，就连爷爷新挖的竹笋，最好的那些大部分是要给她送去的，只有三两根留下来给我。
于是我们一直不合。
怂恿我作战的究竟是不甘还是羡慕，我已经想不清楚。那是一场比分悬殊的比赛，她比分一路高涨而我只有用哭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过年时吃团圆饭，我不愿和她一桌，就连放鞭炮，都要跑到离她远远的地方去放。一边扳着手指细数对她的不满，一边对着镜子里小小的我许愿变成她，谁说只有青春期的女孩子才会尴尬？而十二年后的她在细心地为儿子挑菜，她的儿子，围在我腿边嘻嘻笑着。
大伯大伯母和三姐一家只是站在前庭，和父亲谈着二姐的婚事。父亲建议他们买套房子，大伯脸上闪过一刹那的迟疑，随即望了望大伯母。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镇里，对外面的世界的认知总停留在九十年代。父亲说现在城南的人才房价格还低，两千多一平方，买个小套的也就二十万左右。大伯母插嘴说镇里现在也造起公寓来了，一套就十四五万。母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二姐现在在城里工作，怎么可能来买镇里的房子。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拨通了在海南旅游的二姐的号码问她想不想买，二姐在那头考虑许久说等她回来再说。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母亲躲到厨房去切菜。过了一会儿母亲给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对方表示房子已经全部卖完了。
客厅里传来喧闹的人声，是要跪拜爷爷的时候了。从大伯开始，然后是爸爸姑妈，接着是大姐和我，姑父大伯母妈妈是最后才拜的。仪式其实进行得很快，奶奶已经点起火盆在烧冥币了，用锡纸做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的元宝形状的“钱币“被扔进火盆。突然想起爷爷“五七“那天晚上，戏班子在咿咿呀呀做着道场，奶奶把爷爷那些平时不舍得穿的，基本没有穿过的大衣扔进火盆，当时十二岁的我蹲在旁边，只觉得心酸。
那是我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爷爷死后哭着要一起去了的奶奶不肯在他生前给他吃得稍微好一点，穿得稍微好一点。为什么那些最后被毫不犹豫地扔进火盆里衣服不可以在生前让爷爷穿上，为什么直到死后才记起给他“零用钱“。为什么在葬礼上哭得眼睛通红的大伯会让一个七十六岁的身体孱弱的老人替他种半年的地，为什么数度哽咽的大伯母在奶奶出门时不让爷爷来自己家里吃一顿饭。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却仍然不肯打的回家，为什么我从没有耐心听爷爷说完便草草地挂了电话。
直到爷爷死后才听说的事。
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爷爷穿着破旧的淡蓝色短袖坐在家门前，隔壁朱水富拿着已经烂掉的西瓜问爷爷：“你要不要吃？“在听到“不要“的答复后，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那是十二岁时听到的事，这么多年后想起还是湿漉了眼睛。
爷爷死后的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来，隔壁朱水富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头子。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克制着不要把手里的矿泉水朝他泼过去。
——却没有资格，其实自己做的也是那么地差劲。
母亲已经收起了碗碟，一家人陆续就席。饭桌上一直讨论着黄金房价和股票。一共四只的阳澄湖大螃蟹被伯母和三姐迅速地拿走两只，另外一只给了小侄子，还有一只硬要塞给我。我摆了摆手，递给了奶奶，奶奶含混地说着牙齿咬不动了。我说你可以吃的，这个螃蟹很新鲜，不大吃得到的。奶奶嗯嗯点了几下头，小心翼翼地掰开了蟹壳。
姑妈坐在我的左侧，她是这个家里除父母亲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九个月大时就被抱回奶奶家，奶奶当时六十多岁，精神已经不济。大多数时候都是姑妈照顾我，我凌晨四点就哭醒，是姑妈抱着我走到镇上的河边，听着悠悠的鸣笛声，等我再沉沉睡去。
姑妈也老了，她渐渐地变矮，并且开始发胖。饭桌上她细数着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姑父也不断地提醒着她不要再吃虾和猪肉。话题已经转到三姐的工作，奶奶在那忿忿地抱怨孙辈们都没有回到镇上。在她年轻的时候，最远的距离也无非是她的娘家金家班到团圆镇的那么些路，而她的孙辈们在深圳、在西安，在她未知的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世界就像她正抱怨着的二十块一碗的面一样处处让她感到不习惯。在她那个年代，八分钱就可以来一碗阳春面，而一块五就能加好大的一块猪肉。那是肉最珍贵的年代，父亲至今仍记得爷爷在一个春节时说“大队里杀牛了，可以在裤袋里塞一块牛肉带回来“的样子。那个模糊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鞭炮声，弥漫在硫磺气息的春节里。
晚饭进行得差不多了，大家说起明天去爷爷坟上扫墓的事。大伯大伯母都说明天要去厂里做工，而二姐也赶不回来。只有我们一家和姑妈家有空，于是就商定由我们去上坟。
在奶奶家的夜晚总显得特别长。除了不断地换台和吃小点心外，什么也做不了。父亲和奶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争执，内容无非是奶奶嫌父亲不常回家而父亲怪奶奶总要上山去挖笋。这样的争执在每一次回家时都频繁地出现，频繁到我和母亲一嗅到火药味就上楼看电视睡觉。我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相处是否都是这样。彼此牵挂也彼此羁绊，无法好好地坐下来沟通却无法停止对彼此的关心。在我们离家时奶奶总要硬塞些本鸡蛋和新鲜的蔬菜，父亲永远嫌麻烦不肯要，然后将一叠钱放在桌子上对她说：“自己多买点吃的，不要怕贵。“
镇上的晚上没有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或者长长的喇叭声。一觉醒来已经是八点多，楼下奶奶已经准备好小汤团。我有些惊异地望着她，她竟有些腼腆地笑了，她说：“我想——我想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那么齐，不如就吃碗汤团。“汤团里加了很多黑芝麻，粘在牙齿上丝缕勾连。
我们两家人走着去爷爷的坟上。一路都是掉落在地上的叶子，踩起来沙沙作响。路修得极好，大姐穿着细高跟鞋也不觉得累，父亲笑着说：“爷爷怕家里一群姑娘走不了山路，特意选了哪一处。“山脚到坟上有一条石板铺好的路，原本是通往山上另一处坟的，不意竟便宜了我们。从爷爷的坟前向下望，不远处就是一个水库。父亲曾经说想要在退休后回到镇上，每天到水库边钓鱼，静静地陪着爷爷。坟上已经长了杂草，奶奶腿脚不好，大伯和大伯母又忙着上班，小辈们连回镇都是难得，更不要说是去坟上看看了。
我很喜欢站在爷爷坟前，有时候会想起些过往的好片段，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想。在生和死的沉默的对峙和依赖间，人总会学着慢慢望阔点。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如果真的有亡灵的话，爷爷大概也不愿意我们再作徒劳无功的悲恸。就像这一方矮矮的小土丘，爷爷进去了，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进去。他的一生走了太漫长的路，过了太艰难的日子，是该好好的，在这里歇息。我们应当来看望他，但我们不应来打搅他。
从爷爷的坟上看去，小镇也没怎么变。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大烟囱依然是团圆镇的标志性景观，人倒是一个又一个地故去了。和爷爷奶奶同辈的老人大多都离开了，他们的坟有的和爷爷的很近，有的隔着很远。这些人里有的是爷爷的好友，有的和爷爷结过仇，但他们最后还是住在了同一座山上。
下山时已经中午了，太阳终于从一片茫雾中跳了出来，却暖和不了周身的寒意——立冬了。
镇很小，叫团圆镇。
镇上有条不宽的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清晰地能映现眉间的痣，家家户户都来河埠头上淘米洗菜，闲聊着镇里的蜚短流长。那时还没有公路，这条河是连接小镇和外界的唯一通道。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起过爷爷凌晨三点起来乘船，沿着这条河到县城卖扫帚的事。一看到这条河，我就知道我们快要到家了。今天是爷爷的忌日，按照规矩家里人都要回去。
因为是下雨天，车子很不好开，母亲一边掉着方向一边抱怨回一趟家对车子损伤多大。我窝在后座有一句没一句地背着历史，陈奕迅的声音敲打着耳膜，分秒流逝得格外缓慢。
车子终于停在了奶奶家门口。我抽出伞下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坑，父亲从后备箱里拿出海鲜和点心，隔壁的婆婆一边扒着晚饭一边和我们打招呼。
奶奶和过年时差不多，穿着蓝色的小袄围着母亲上次送她的围裙。她腿脚不便，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长年骑着一辆我小时候就有了的老三轮车出门。她一看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过分粗糙的皮肤贴在我手心，有奇异的触感。她喊我“囡囡“，不断地批评我太瘦，又说我穿得太少，我嬉笑着应着，然后亲了亲她的脸颊。客厅里的墙壁上还留着我三四岁时的涂鸦，只勾了红边的太阳像是被谁踩了一脚般歪歪扭扭，星星陪在太阳的旁边，没有月亮。
我收了雨伞，向楼上走去。
没有开灯的楼梯幽深如同洞穴，却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奶奶的，那张她陪嫁过来的床颜色昏沉得像是要融进浓稠的夜色。大柜子上压着两口大箱子，箱子里的衣服大多是她平时不舍得穿，只有在正月初一的早上才拿出来套一套的。本来还有另一口箱子，里面全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给爷爷的大衣，但奶奶从来不让爷爷穿这些，只让他裹上那件已经缝补多年的洗得掉光了颜色的棉袄。记忆里的爷爷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的衣服，哪怕我们总劝他不要太节省，穿衣服是穿不穷的，他也只是默默地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独自一人坐在平台上晒冬天的太阳。
那时候平台上还有很暖和的太阳可以晒，大家都还没有装雨棚，钝重的阳光晒在脊背上，让人想要睡过去。爷爷总是睡着睡着就流下了一滩口水，母亲会走过去用餐巾纸擦拭干净，或者蹲下来给爷爷仔细地修剪一次手指甲。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车，来去路上要花费六个小时，很少回家却一待就是一个礼拜。母亲会和奶奶一起择菜，然后被奶奶责怪买贵了菜，父亲捧着茶杯去隔壁大伯家闲聊，我腻在姐姐们身边和她们一起看当时最流行的《冬季恋歌》，一个个下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耗。
而楼上的另一个房间是属于父亲母亲的，他们在这里结了婚，办了一桌现在看来很是寒酸的喜宴。爷爷奶奶只是重新粉刷了一遍墙壁买了一张床和一口柜子，便算作了新房。忘了是在那家婚宴上，我嫌新人们分发的喜糖太难吃，父亲笑着接过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糖，仔细地剥开送往嘴里：“要说难吃，我和你妈结婚时的糖才最难吃。“长期的贫困给父亲的生活留下深深的烙印，我和母亲怎么也改变不了他吃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的习惯。他总是剩下一点汤或菜，第二天早上就着泡饭吃。要到十来岁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习惯和奶奶是多么地相似。
楼下母亲在喊我，应了一声便急忙往下跑。镇里的房子多是八十年代集体修建的，房屋构造基本相同，墙壁薄得完全可以凿壁偷光。尤其是隔壁站在空地上说话时，谈话内容能一句不落地掉进我们的耳朵。然而邻居们常不以为然地大声吆喝着，弄堂里的风不知疲倦地捎送着彼此的声音，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连起来就是一年。
楼下还在上菜。亲戚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三岁的小侄子歪站着要给爷爷鞠躬，大姐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穿着米黄色的外套和黑色的铅笔裤，头发只是简单地扎了起来，靴子也是不起眼的黑色。她的眼眶下有着淡淡的黑眼圈，但她已懒得再用粉底掩饰。她偶尔抬起头寻找丈夫的身影，她注视着儿子时眼底弥漫着的大雾般的温柔——她已经三十二岁，她已经为人妻，并且晋级成母亲。
我望着她，即使她现在目不转睛，她的眸子里也总有水波在精妙地荡漾。我想她现在过得很好，好到不需要被提醒她曾有过怎样浓墨重彩的青春，好到我无需告诉她，她曾是我既爱又恨的憧憬。
那时候她又高又瘦，一头栗色卷发总敛着万千风情。讲话的调子软软的，像是在挠着谁的心，全家人都特别宠她。那种宠爱——和我因为年幼而获得的关注不同，那是种不自觉的喜爱，天经地义地让人忍不住心生嫉妒。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除了给我一份以外，另外都是要留给她的，就连爷爷新挖的竹笋，最好的那些大部分是要给她送去的，只有三两根留下来给我。
于是我们一直不合。
怂恿我作战的究竟是不甘还是羡慕，我已经想不清楚。那是一场比分悬殊的比赛，她比分一路高涨而我只有用哭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过年时吃团圆饭，我不愿和她一桌，就连放鞭炮，都要跑到离她远远的地方去放。一边扳着手指细数对她的不满，一边对着镜子里小小的我许愿变成她，谁说只有青春期的女孩子才会尴尬？而十二年后的她在细心地为儿子挑菜，她的儿子，围在我腿边嘻嘻笑着。
大伯大伯母和三姐一家只是站在前庭，和父亲谈着二姐的婚事。父亲建议他们买套房子，大伯脸上闪过一刹那的迟疑，随即望了望大伯母。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镇里，对外面的世界的认知总停留在九十年代。父亲说现在城南的人才房价格还低，两千多一平方，买个小套的也就二十万左右。大伯母插嘴说镇里现在也造起公寓来了，一套就十四五万。母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二姐现在在城里工作，怎么可能来买镇里的房子。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拨通了在海南旅游的二姐的号码问她想不想买，二姐在那头考虑许久说等她回来再说。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母亲躲到厨房去切菜。过了一会儿母亲给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对方表示房子已经全部卖完了。
客厅里传来喧闹的人声，是要跪拜爷爷的时候了。从大伯开始，然后是爸爸姑妈，接着是大姐和我，姑父大伯母妈妈是最后才拜的。仪式其实进行得很快，奶奶已经点起火盆在烧冥币了，用锡纸做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的元宝形状的“钱币“被扔进火盆。突然想起爷爷“五七“那天晚上，戏班子在咿咿呀呀做着道场，奶奶把爷爷那些平时不舍得穿的，基本没有穿过的大衣扔进火盆，当时十二岁的我蹲在旁边，只觉得心酸。
那是我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爷爷死后哭着要一起去了的奶奶不肯在他生前给他吃得稍微好一点，穿得稍微好一点。为什么那些最后被毫不犹豫地扔进火盆里衣服不可以在生前让爷爷穿上，为什么直到死后才记起给他“零用钱“。为什么在葬礼上哭得眼睛通红的大伯会让一个七十六岁的身体孱弱的老人替他种半年的地，为什么数度哽咽的大伯母在奶奶出门时不让爷爷来自己家里吃一顿饭。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却仍然不肯打的回家，为什么我从没有耐心听爷爷说完便草草地挂了电话。
直到爷爷死后才听说的事。
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爷爷穿着破旧的淡蓝色短袖坐在家门前，隔壁朱水富拿着已经烂掉的西瓜问爷爷：“你要不要吃？“在听到“不要“的答复后，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那是十二岁时听到的事，这么多年后想起还是湿漉了眼睛。
爷爷死后的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来，隔壁朱水富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头子。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克制着不要把手里的矿泉水朝他泼过去。
——却没有资格，其实自己做的也是那么地差劲。
母亲已经收起了碗碟，一家人陆续就席。饭桌上一直讨论着黄金房价和股票。一共四只的阳澄湖大螃蟹被伯母和三姐迅速地拿走两只，另外一只给了小侄子，还有一只硬要塞给我。我摆了摆手，递给了奶奶，奶奶含混地说着牙齿咬不动了。我说你可以吃的，这个螃蟹很新鲜，不大吃得到的。奶奶嗯嗯点了几下头，小心翼翼地掰开了蟹壳。
姑妈坐在我的左侧，她是这个家里除父母亲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九个月大时就被抱回奶奶家，奶奶当时六十多岁，精神已经不济。大多数时候都是姑妈照顾我，我凌晨四点就哭醒，是姑妈抱着我走到镇上的河边，听着悠悠的鸣笛声，等我再沉沉睡去。
姑妈也老了，她渐渐地变矮，并且开始发胖。饭桌上她细数着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姑父也不断地提醒着她不要再吃虾和猪肉。话题已经转到三姐的工作，奶奶在那忿忿地抱怨孙辈们都没有回到镇上。在她年轻的时候，最远的距离也无非是她的娘家金家班到团圆镇的那么些路，而她的孙辈们在深圳、在西安，在她未知的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世界就像她正抱怨着的二十块一碗的面一样处处让她感到不习惯。在她那个年代，八分钱就可以来一碗阳春面，而一块五就能加好大的一块猪肉。那是肉最珍贵的年代，父亲至今仍记得爷爷在一个春节时说“大队里杀牛了，可以在裤袋里塞一块牛肉带回来“的样子。那个模糊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鞭炮声，弥漫在硫磺气息的春节里。
晚饭进行得差不多了，大家说起明天去爷爷坟上扫墓的事。大伯大伯母都说明天要去厂里做工，而二姐也赶不回来。只有我们一家和姑妈家有空，于是就商定由我们去上坟。
在奶奶家的夜晚总显得特别长。除了不断地换台和吃小点心外，什么也做不了。父亲和奶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争执，内容无非是奶奶嫌父亲不常回家而父亲怪奶奶总要上山去挖笋。这样的争执在每一次回家时都频繁地出现，频繁到我和母亲一嗅到火药味就上楼看电视睡觉。我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相处是否都是这样。彼此牵挂也彼此羁绊，无法好好地坐下来沟通却无法停止对彼此的关心。在我们离家时奶奶总要硬塞些本鸡蛋和新鲜的蔬菜，父亲永远嫌麻烦不肯要，然后将一叠钱放在桌子上对她说：“自己多买点吃的，不要怕贵。“
镇上的晚上没有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或者长长的喇叭声。一觉醒来已经是八点多，楼下奶奶已经准备好小汤团。我有些惊异地望着她，她竟有些腼腆地笑了，她说：“我想——我想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那么齐，不如就吃碗汤团。“汤团里加了很多黑芝麻，粘在牙齿上丝缕勾连。
我们两家人走着去爷爷的坟上。一路都是掉落在地上的叶子，踩起来沙沙作响。路修得极好，大姐穿着细高跟鞋也不觉得累，父亲笑着说：“爷爷怕家里一群姑娘走不了山路，特意选了哪一处。“山脚到坟上有一条石板铺好的路，原本是通往山上另一处坟的，不意竟便宜了我们。从爷爷的坟前向下望，不远处就是一个水库。父亲曾经说想要在退休后回到镇上，每天到水库边钓鱼，静静地陪着爷爷。坟上已经长了杂草，奶奶腿脚不好，大伯和大伯母又忙着上班，小辈们连回镇都是难得，更不要说是去坟上看看了。
我很喜欢站在爷爷坟前，有时候会想起些过往的好片段，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想。在生和死的沉默的对峙和依赖间，人总会学着慢慢望阔点。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如果真的有亡灵的话，爷爷大概也不愿意我们再作徒劳无功的悲恸。就像这一方矮矮的小土丘，爷爷进去了，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进去。他的一生走了太漫长的路，过了太艰难的日子，是该好好的，在这里歇息。我们应当来看望他，但我们不应来打搅他。
从爷爷的坟上看去，小镇也没怎么变。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大烟囱依然是团圆镇的标志性景观，人倒是一个又一个地故去了。和爷爷奶奶同辈的老人大多都离开了，他们的坟有的和爷爷的很近，有的隔着很远。这些人里有的是爷爷的好友，有的和爷爷结过仇，但他们最后还是住在了同一座山上。
下山时已经中午了，太阳终于从一片茫雾中跳了出来，却暖和不了周身的寒意——立冬了。
我匆匆地赶路。已是年底，镇上的空气中有微微的火药味儿，远处某片天空的云中不断发出闪光，那时镇上有门面的人家在放送灶时爆竹，比如今天我的主顾鲁四老爷。他们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照例是要做的铺张些的，好显示出身份来，缺人手了，便招几个佣户来做短工，我们这样的人也好讨几个钱过年置办些。
快到四老爷的宅子时，我看见了祥林嫂，她依旧提着个装破碗的篮子，拄着竹竿，晃晃悠悠地不知作甚，只是眼睛也不知看哪儿，放出些讨厌的神色来。我生怕靠近了她……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这种人是晦气的，近不得。不然准得倒霉，读过书的鲁四老爷也曾这么说的——想来也是，不然何以落得如此下场——看她的模样，大概也是快要死了的，的确靠近不得。我于是匆匆进了宅子。
大户人家的祝福极讲究，我虽然没什么见识也还有不少事要做的。在厨房里时，我听见几个女人和柳妈谈论，说四老爷的一个本家侄子来了——他是到外头读过洋书的，这类人和新党靠的近，或许自己就是新党。按鲁四老爷的说法，凡是和新党有关的，总是颠倒伦理纲常，败坏风俗，最危险混乱不过的。
第二天我起得早，四老爷的祝福我得在一边伺候着，各种福礼也需准备好。到厨房里，却听得柳妈和几个女人在说祥林嫂，她昨晚不知几时死在路边。我于是感到自己的明智，昨天幸而没有靠近她——又听柳妈说有人看见四老爷的侄子和祥林嫂站着说了会儿话——新党的人果然是不知自重的。柳妈和女人们一边准备着东西，一边极神秘地低声讲起些祥林嫂的事来，从她以前刚来做工，到后来如何被带回去，如何被逼再嫁，后来生的儿子如何被狼叼走，最后如何变为要饭的——这些东西过去祥林嫂自己也常讲，鲁镇的人都是熟习的，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烦了她。如今想起来，那时人们说她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不然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柳妈讲究一致，便露出不屑而恼怒的神情：“可见不是好的！“
我端着些东西出去时，听四老爷在房中愤愤地讲话，说祥林嫂不早不迟在这样的日子里没了可见是谬种——读过书的人果然有独到的见识，叫人信服。
我去给那新党冲茶时，他向我打听鲁四老爷说了什么话，我只告诉他祥林嫂死了，他却感兴趣地又问，还说出“死“这样的字来，可见四老爷没错，新党总是败坏风俗的，我虽没什么见识，倒也不屑于新党靠近的，于是赶快出去，莫要耽误了四老爷的祝福要紧。
我匆匆地赶路。已是年底，镇上的空气中有微微的火药味儿，远处某片天空的云中不断发出闪光，那时镇上有门面的人家在放送灶时爆竹，比如今天我的主顾鲁四老爷。他们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照例是要做的铺张些的，好显示出身份来，缺人手了，便招几个佣户来做短工，我们这样的人也好讨几个钱过年置办些。
快到四老爷的宅子时，我看见了祥林嫂，她依旧提着个装破碗的篮子，拄着竹竿，晃晃悠悠地不知作甚，只是眼睛也不知看哪儿，放出些讨厌的神色来。我生怕靠近了她……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这种人是晦气的，近不得。不然准得倒霉，读过书的鲁四老爷也曾这么说的——想来也是，不然何以落得如此下场——看她的模样，大概也是快要死了的，的确靠近不得。我于是匆匆进了宅子。
大户人家的祝福极讲究，我虽然没什么见识也还有不少事要做的。在厨房里时，我听见几个女人和柳妈谈论，说四老爷的一个本家侄子来了——他是到外头读过洋书的，这类人和新党靠的近，或许自己就是新党。按鲁四老爷的说法，凡是和新党有关的，总是颠倒伦理纲常，败坏风俗，最危险混乱不过的。
第二天我起得早，四老爷的祝福我得在一边伺候着，各种福礼也需准备好。到厨房里，却听得柳妈和几个女人在说祥林嫂，她昨晚不知几时死在路边。我于是感到自己的明智，昨天幸而没有靠近她——又听柳妈说有人看见四老爷的侄子和祥林嫂站着说了会儿话——新党的人果然是不知自重的。柳妈和女人们一边准备着东西，一边极神秘地低声讲起些祥林嫂的事来，从她以前刚来做工，到后来如何被带回去，如何被逼再嫁，后来生的儿子如何被狼叼走，最后如何变为要饭的——这些东西过去祥林嫂自己也常讲，鲁镇的人都是熟习的，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烦了她。如今想起来，那时人们说她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不然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柳妈讲究一致，便露出不屑而恼怒的神情：“可见不是好的！“
我端着些东西出去时，听四老爷在房中愤愤地讲话，说祥林嫂不早不迟在这样的日子里没了可见是谬种——读过书的人果然有独到的见识，叫人信服。
我去给那新党冲茶时，他向我打听鲁四老爷说了什么话，我只告诉他祥林嫂死了，他却感兴趣地又问，还说出“死“这样的字来，可见四老爷没错，新党总是败坏风俗的，我虽没什么见识，倒也不屑于新党靠近的，于是赶快出去，莫要耽误了四老爷的祝福要紧。
在镇上上学，我有时回家会晚一些，但是我妈妈并不会过分严厉地说我，不过那次却是个例外。
端午节，初三放假两天。第一天午休后，我去同学家玩游戏。不久有同学发了qq，叫我们去打篮球，于是我们骑着电动车去了。
因为是在三点左右，天还很热，但天空中有很多的云。太阳时隐时现，所以感觉还凑合。路上，我看到了我妈妈，她好像要叫我停下，问我去哪？但她又着急地走了，并没有叫我停下。
一会儿。我们来到学校，在那里打了会儿篮球，然后坐到树下乘凉。
这时，同学的手机响了几声，他一看有人找他去市里的篮球馆打篮球，他问我们去不去，另外几个都说去。我想了想反正也没事，那就去吧。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五点了，平时我都在六点前回家。路上想着，是不是要给我妈发条信息，说我晚点回家，但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发。我害怕她以为我有什么事要来找我。
到了体育馆，我们就先看篮球场上的人打篮球，又去看足球场的上的人踢足球。十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来了，我们借了一个篮球去篮球场上打了会儿篮球。我说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回去吧，他们看了看表，也觉得有点晚了，是时候回去了。
路上，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妈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不停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去。我只好随便敷衍她几句。
到家后她严厉的批评了我，我向她保证再也没有下一次了。
老家在小镇上，每天早上，必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风铃声。
暑假回老家的时候，我就对这声音感到好奇。顺着声音找过去，没几步就来到一个小画馆。
说是画馆，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店面。无意间抬头一看，门檐下挂着一串贝壳风铃，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店的墙上，满满当当挂着画，画上都是贝壳、沙滩。店里摆着一个画架，上面有一个画板。旁边的桌上，放着一台相机。地上放着颜料、水桶和各种各样的笔。一个穿针织衫、长裙、长发及腰的姐姐，正坐在那里，对着照片画画。
我悄悄走进店里。姐姐抬起头，见是个孩子，笑了。她搬出一张椅子：“坐吧。想画画的话，我给你拿纸和笔。”
我环顾四周。小小的画馆里，到处是海的气息。墙上的画，画馆整体的蓝色系。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贝壳风铃。
“姐姐，那个风铃，是你做的吗?”我问道。“对啊，”她回答，“是在海边捡的贝壳，再打磨成这种片状。”老家靠海，也确实有不少贝壳，这是我料到了的。但我还是稍稍惊了一下。要把贝壳打磨得那么细，一定要非常手巧、非常耐心吧。
“姐姐，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又问。姐姐点点头，手中的画笔没有停下。她说她是美术生，因为喜欢海，就来到这个靠海的小镇开画馆。平时接接客户的单子，闲来无事就会到海边写生，还会捡几个贝壳回来。有时候还会兼职摄影，过着舒适愉快的小日子。我又问起风铃。她回答：“做风铃，当然是有一点招客的作用。但我是把它当成浪的寄托。有时候忙不开，去不了海边，看见它，听见它，我就会从烦躁的生活中获得一丝宁静。”
我回头望望风铃。半透明的贝壳，随着风敲击着。一根细线上的贝壳，一起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连绵不绝。
离开画馆，风铃的声音仍萦绕在心头。那贝壳风铃似乎唱着一个故事：在平凡的海边小镇上，有一个爱海的平凡姐姐，开着一间平凡的小画馆，门檐上，挂着一串贝壳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