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
八一建军节诞生于1933年，她的第一个节日庆祝活动，是在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举行的。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尔后，中央革命军事委会员针对为什么确定“八一”为建军节作出这样的解释：“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的胜利与红军的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随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就如何搞好第一个建军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还特别统一拟定颁布了16条宣传标语和31条口号，出台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苏区党、政、军领导纷纷作出动员，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发表在7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博古作了以《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为题的多场专题演讲;张闻天到机关、学校作了《“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苏区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了集会、游行、晚会活动，红军各部的宣传活动更为热烈。
1933年8月1日，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凌晨，苏区军民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朝叶坪村涌来，工农剧社组成的欢迎表演团站在红军广场入口处，边舞边唱。庆祝活动分阅兵式和分列式，为防敌机轰炸，决定阅兵式在天亮前进行完。4时整，阅兵式开始，军乐奏起，礼炮齐鸣，毛泽东、朱德、项英三位领导策马而行，检阅长达六百余米的红军队列，红军指战员以注目礼相迎，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第二项是宣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新成立的红军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授军旗，向两个师发出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战斗命令，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组成两块方阵，指战员高举拳头进行宣誓。第三项是授旗授奖。中革军委领导分别给各红军学校授校旗，给红军各团队授战旗，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奖章。此时，天已大亮，中央政府和各党、群团体代表致祝辞，分列式随之开始。红军方队在一面面战旗引领下阔步通过检阅台，战士们一面高呼着口号、一面向检阅台上的首长行注目礼。长长的受阅队伍从检阅台前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坚定的步伐踢落晨雾，踏碎尘土，踹动着这个令人难忘的清晨，把“八一”两个大字嵌入史册。
如果是论证错误，就反驳论证。如1933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却纷纷携物南逃。他们为了证明迁移北平古物为合理，编造理由说，是因为古物古得很，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所以也就应该搬走。于是，鲁迅在《崇实》((伪自由书》)一文中批驳道：“……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一语破的，使论敌的论证土崩瓦解。
应当指出的是，杂文在反驳论证中，时常运用归谬法，即在反驳错误论点时，故意假设反驳的论点是正确的，然后加以合乎逻辑的引申，推论出一个明显的荒谬结论，从反面间接证明他的谬误。如鲁迅在批驳梁实秋所谓“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等谬论时说：“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归谬法是欲擒故纵的反驳方法，运用得当，可以在幽默风趣的气氛中将论辩对象驳得狼狈不堪。学习和运用归谬法，是运用逻辑规律于杂文写作的一个必不可忽视的基本功。
1933年8月20日，辽宁阜新市总工会主席王尚武在彰古台公社中学的院里，同校长许占山唠起家常来。他们在谈到教师们的生活条件时，许占山随便说了句:“您可能不相信，我家还点着煤油灯呢！”这天深夜，王尚武回味着许占山的话，思绪翻腾，难以入睡。
第二天，天刚刚黎明，王尚武迎着晨曦的烟雾，一路上打听，找到了许占山的家。年近半百的许占山，发现王尚武在大早晨来到他家，心里非常惊讶、激动。王尚武走进许占山住的土墙草顶的房屋，看看那盏五十年代的煤油灯，又望望房子外面一百多米处的变电所，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许占山从1960年走出辽宁师范学院的大门，就来到这偏僻的农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一腔热血全部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可他的生活境况却是如此艰苦。他深感工会组织对这样一些远离城镇的知识分子了解得太少，关照得太不够了。
王尚武回到彰武县城，同县总工会主席具体研究了帮助许占山家安装电灯的向题。同时询向象许占山这样的知识分子，全县还有多少?当他听说在校工作、任教的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五十余名，而且生活都比较艰苦时，就马上决定派文教工委的千部下去专门调查一下这部分同志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王尚武感到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光靠工会去努力是不够的。于是，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王尚武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县农村教师的生活境遇。他说，这些同志都是自压来到农村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他们多年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较大贡献。现在，农村广大社员都富裕起来了，可是他们生活改善不大，这种情况再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王尚武的呼吁，在全体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晌，不少代衰为改普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提出积极建议。
中国当代戏剧大师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四幕剧《雷雨》，是他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剧作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址震惊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一部由周朴园和鲁侍萍繁衍下来的两个家庭的血缘纠葛和命运巧合的戏剧故事。曹禺以极端的雷雨狂飘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
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繁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繁漪与周萍的母子畸恋，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之恋，都尖锐到只有用主人公的毁灭才能得到解决的地步。“情感和矛盾的奴隶”周萍后悔与繁漪的畸恋,他抓住四凤不放手，想从她的爱中淡忘“以往的罪恶”，但这样却造成了更可怕的罪恶。繁漪，她抓住了周萍，想重新捡起碎的梦而救出自己。悲苦的侍萍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周朴园抓住侍萍，希望借助她的“冷静”，既结束旧梦，又维护周公馆的秩序。周冲也抓住四凤，想与她走人幻想的境界。他们一个抓一个，揪成一团，最后全都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人物个性鲜明是《雷雨》的一大特色。高尔基说:“人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喜欢饶舌，那个人沉默寡言，这个人执拗而自负，那个人羞怯而缺乏自信;文学家仿佛生活在吝音鬼、卑鄙的人、热者、野心家、幻想家、愉快的人和阴郁的人、勤勉的人和懒汉、善人和恶人、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等等的轮环舞的中央。”那么，能否准确把握人物的鲜明特点是一个作家文学功底深厚与否的最好体现。
在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命运不幸的女性的作品很多，但还不曾出现过像繁漪这样有着特殊遭遇和独特性格的人物。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作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
繁漪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她的出身不一定多么高贵，但仍属中上层社会，按正常的发展道路，她可以成为大家庭的主妇或书香门第的内助，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但特殊的经历和遭遇，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固有的性格。她嫁了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丈夫，婚后的生活很不幸福。因为周朴园是一个专横自私的伪君子，他把繁漪当作玩物和傀儡，甚至把她置于自己的压制奴役之下。在这样一个新旧参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在社交无法公开的周公馆里，繁漪和周萍这两个青年男女的心贴近了。周萍使繁漪那多少有些麻痹了的思想苏醒了，燃起了她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热情。她把自己的爱情、名誉，乃至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她的追求得到了暂时的、惬意的，然而是悲剧性的满足。但周萍很快就发现四凤比她有着更多的诱惑力，更能满足他的欲望，于是决意抛开繁漪，另寻新欢。繁漪又重新陷入了痛苦不幸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