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是那么无优无虑，一天到晚又说又笑的。我能得到你一半的快乐就好!”
一双失去童年色彩，略带沉郁的眼睛望着我。
“要是整天皱着眉，我何必来这世界?晴，看一看我的征文稿，不妥之处尽管提出，不必怕我难堪。”
我最讨厌人故作谦逊，像某些大人那样装模作样地应酬。他了解我这一点，没任何推搪地接过我递来的稿子。
“呀，太出人意料!太出人意料!你的文章还未被评选，却然预见获奖，而且与老师那段未来的对话，也是那般逼真感人。唉，我就是缺少丰富的想象。”
“不，你错了，你缺少的是胆魄!”
“如果你的文章落选了，我……”
“哈哈哈……”
“行了，行了，待到了那一天再开心大笑不迟。言归正传:你能不能代我保密?”
“除了咱俩，谁也别想知道我投稿应征的事。我想，到了公布获奖名单时，再一次带来更大的惊奇和喜悦给周围的人们。”
“好小子!亏你想得出。遵令!”
“免—礼!”……
黄昏的小雨染绿了小草，扶直了蔗叶，也飘落在我的心田上
“有的同学在背后议论你自命清高，恃才傲物，喜好独树一帜，你是不是今后注意点儿，挽回影响?”
“哦!假如我像他们一样平庸无奇，或者故意压抑天性，他们就会大大欢迎的，是吗?”
“倒没想到你这样看。”
“我相信我还不至于清高到恃才傲物的地步。是他们太枯燥、太乏味了，不得不往自己心里掺点盐，不得不给我戴上这顶‘高帽子’。”
“你就是与众不同。”
“如果以一些风言风语、打击刁难抑制我的进取，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又不是为他们而出生的。”
“随波逐流的确不幸。”
“绝对化也不好。先辈证明，我自己也懂得:一个人身上具有一点儿不凡的东西，是很幸福的，足具勇气去探索奥妙的人生。”
“你真像一位小老师。”
“其实许多事情单靠老师无法弄清。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把老师当成了朋友—最可信赖的朋友。”
他把惊诧投到我身上。
“奇怪么?我就是我。作为人，是很值得骄傲的。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当我唱着蹦着进去打量它时，它就不一定是阴森可怖的了为什么我常有飘香的花絮采撷?因为我比别人多了点儿什么，又比他们少了点儿什么。
“我，我认识你太晚了!”
第一次发现他这么激动，我的同桌捧着我的砺志石—日记本。
“重新开始更有意义。”
“直至今天我才寻到生命的支柱。我没有理由再浑噩了，我也应该无愧于世界!”
“很好，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气质。但再大的志向还是应当立足现实的。无愧于世界!似乎抽象遥远些，我们注视的主要目标，最好还是当代的我们这一代人中的闪光灵魂!”
他陷人沉思。
“至少，他们的精神面貌不是旧式的。可我又不能一味地模仿他们，我有我的追求，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观点。也许会走弯路，而我正是为了永远不沉沦，永远以崭新的姿态冲刺在人生的路上!”
他抬起了头，眼里满是希望。
我送你一本日记簿，希望能忠实地记载你美丽的人生历程。就从今天开始吧。”怪不得你总是那么充实、欢畅，原来……”
我淡淡一笑，“只不过心底装着未来的太阳城罢了。你别忘了，同时我把崎岖和艰难也承担了下来啊。”
“我很不明白，你、我既是同龄人，差距为什么却那样大?”
“很简单，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语文爱好者。”
这星光灿烂的月夜呵，嵌在我的记忆的绿匣里，飘滋着回味悠悠的芬芳……
正当我们这群女孩还沉浸在无优无虑的暑假中，还沉浸在那中考后再没有作业束缚的自由之中时，岁月老人却无情地把我们的浪漫无邪锁进了日记本里，而把女孩们推进了陌生的高一。
于是，老师加予的“紧迫感”，父母赐于的“使命感”和自己悟到的“责任感”，使女孩重新回到现实中。在大叫几声倒霉之后，女孩还是把“搏”放到了第一位。
高一的女孩不再和同桌的男生以“三八线”为界，却常在学习上互相交流，并逐步扩大“合作领域”。
高一的女孩不再沉默，不再害羞，也不再矜持。教室里随处可见高一女孩的活蹦乱跳的身影，有时她们甚至显得不很稳重，但高一的女孩不再压抑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再为怎样做得文雅而苦恼，想怎样，就怎样，可谓“天不怕，地不怕”。
谁说高一的女孩不如男孩!考试拿第一的是女孩;受表扬最多的是女孩;数理化竞赛榜上有名的也常常是女孩……于是乎男孩们常常自叹弗如，而女孩们则谦虚地一笑了之。
高一的女孩爱谈迈克·杰克逊的新专辑，也爱谈拳王泰森如何惨败，尽管这已被列人班主任的“三不准”的范畴，但“地下工作”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高一的女孩不愿掩饰自己，常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男孩们说女孩喜怒无常，而女孩们依旧我行我素，因为男孩的话向来被女孩当作耳边风。
男孩的话不予理睬，那父母的话呢?“当初的紧迫感呢?忘了已经上高一了吗?”女孩们依然一笑答日:“只有愉快地学习，愉快地生活，才会有令人满意的成绩。”父母们无话可说了，唯有摇头叹道:“现在的女孩，管不得哟，管不得。”
虽说如此，课堂上的女孩，却一收余暇时的轻松，把弦上到最紧处。固然愉悦很重要，但学习才是本分呀!
这就是我们，高一女孩的风采。我愿用多彩的笔描绘出高中生活中更多的令人留恋的画面。
她们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无优无虑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清新的政治空气，具有磁石般的吸力，引来了许多尚未彻底摆脱铁琐家务的知识妇女。如温柔典雅型的魏殡;热情奔放型的刘淑娟等同志，都陆续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如今，前者虽已到离休之年，却仍然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世界经济导报》工作。后者虽已早年病逝，但，她那勤恳向上，努力工作的精神，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组织上向她们伸出了热情的欢迎之手，使之犹如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一般，高兴地投入了革命新闻事业的怀抱。大批女干部的成长一是党的新闻事业兴旺发达的表现，其中许多同志至今仍坚守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她们正沿着前一代的步履，引导着后来者，在探索新闻的改革之路。
由此想到，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觅待解决的问题，写在这里，也算对于“母报”的一点期望吧:一是要以战略眼光全面规划，更有效地培养新时期的新闻干部;二是规划中切不可忽视对于女干部的培养与提高。目前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忽视女干部的倾向，新闻界也不例外。许多单位不欢迎女同志，调千时，一听说是女的，立即犹豫八分。不少单位，接受大学生毕业分配以及招考时，对女同志附加许多苛刻条件，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里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女同志本身有一些客观困难，需要组织上体谅;另方面也确实有少数女同志缺乏自强之心，从而助长了某些单位嫌弃女同志的情绪，这显然是和党报培养干部的优良传统不相符合的。但，这又是个实际问题，新闻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想干这一行，没有点破釜沉舟的精神很难出成效.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仍然需要从大道理上解决认识问题。新闻干部必须后继有人，女干部也要一代胜一代。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需要，也是我国提高人口素质的需要，离开组织上的培养，干部决不会自发的产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以往正是靠着一批一批的新闻干部之成长，然后，才有新闻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才谈得上新闻的全面改革.由此看来，新闻报刊单位要想成就改革大业，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着意提高新闻干部的素质(政治与业务)，否则只会事倍功半。要间“母报”何以有今天的新发展?答案是明确的:因为有一批甘愿喝苦水的新闻骨干，以及围绕这些骨干力量日趋壮大的新闻队伍(当然包括一批女干部)，否则是不堪设想的。这里可以借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两句七绝，作为新闻干部对于新闻事业之重要性的注解:“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一个无优无虑的女孩，一个天生爱笑的女孩。高兴时我会笑；遇到挫折时，我也会笑着去面对……
升人中学后，由于环境的变化，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当爸爸妈妈看到第一单元考试的成绩时，便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说：“你呀，都是初中生了，应稳重些，不要再笑了，成绩都笑没了……”
我听了，心想：成绩不好，就是笑的错吗?望着眼前的父母，心里暗暗下决心：我要证明给他们看，笑，没有错!
从此，我的学习更勤奋了!因为重新取得好成绩，是笑的最好的证人。
我依然如故，时常地笑。在学习中，经常会碰到难题，当我笑着去请教了老师和同学以后，难题便一一解决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期中考试时，我考出了令我和父母都满意的成绩!
以后，爸爸妈妈再也不对我的笑“指手画脚”了。
笑，没有错!我终于证实了这一点。无形中感觉到：我成熟了许多—我学会了笑着去面对挂折。笑，悄悄地给了我自信和努力拼搏的动力!
笑，是我的天性。这个美丽的仙子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她告诉我，应笑迎生活，替待他人……
那一次，好友刘彬与我吵架了，吵得很厉害!
“你应该向我道歉!”刘彬眼睛红红的。
“要道歉的是你!”也许是一气之下，这几个字竞未经思考，就“吐”了出来。
我的“执著”，把她气跑了，跑到角落里偷偷地哭着。但是，“不服输”的性格，终究没有给我机会，向她道歉。
以后的几天里，孤独把寂寞编织成一张网，把我越缠越紧……生平没有的窒息。
为了逃避，我拿出相册。一张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刘彬和我的合影—我们在笑，笑得很甜，很灿烂……一股无形的力量驭使我，向她家，跑去……
她正微笑地站在门口，似乎在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抹掉眼角的泪痕，吸了口气，说：“对不起!”
“没关系，其实都怪我!”刘彬迫不及待地答道。
“不，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哈哈……”
笑声，发自肺腑的笑序，荡开了……
矛盾，消失了，让宽容优替了，让笑代替了……
笑，让我自信，让我学会了宽容，让我明白了许多……
笑迎生活的感觉真好!
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快乐、无优无虑的。那时，政治活动不少，但还没有出现诸如“反右”那种伤害师生、同学间感情的政治运动。学习也不像现在中学生们紧张。我们十分幸运地赶上“名师云集”的时代。那时在师大附中任教的老师有韩清波、韩满庐、申介人、张玉寿、吴鸿迈、钟善基、毛鹤龄、符琴仿、张兆和、高福增、邓海帆、胡西英，以及不少已记不清的名师。我们高三(3)班就聆听了韩清波(平面几何)、韩满庐(大代数)、吴鸿迈(立体几何)、张玉寿(三角)、邓海帆(美术)、符琴仿(化学)、高福增(语文)、胡西英(生物)等名师教诲。老师们教得好，课堂效率高，复习时不大费力，学习自然就显得轻松自如，这是我们学习负担轻的根本条件。可以讲，快乐的高中生活得益于名师们的教诲。
那时，课余生活丰富多彩。下课放学，只要你不急于回家，大操场活动缤纷多样，打垒球、滚铁环、跑步、踢足球。二部同学来后，扭秧歌成了一项同学们喜爱的娱乐、健身活动。映北秧歌和河北、东北秧歌不同，特别是挺胸、甩臂、仰头、快步，扭起来挺拔、，威武、活拨、有力。那时，不仅是扭，而且还要编队、走花样，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裹白菜等等，二部的两位同学带队，两个人分别举斧头、镶刀，走花样。操场上，锣鼓铿锵，队伍摇摆，欢乐气氛至今犹历历在目。
业余剧团有两个:“曙光”和“大家干”，是由师大男女附中的同学合办的，配合当时的政治活动，演出了不少精彩剧目。二部同学来了以后，演出活动更多。他们的清新、朴素的表演风格、丰富多彩而又结合实际的节目带来了新的气象，以(王全福回家)、(赤叶河)为代表，给我以深刻印象。《王全福回家》是部小歌剧，内容讲一位在延安新市场刻字的师傅王全福，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他不甘心为国民党卖命，起义回到解放军队伍的故事。
星海合唱团也是当时一个跨学校、大规模的组织，似乎是共青团市委组织的，指挥是刘俊峰先生(育英中学的音乐教师)。参加星海合唱团有一定条件，有幸我被选中。但是由于我不愿意在休息日参加练习，曾多次“旷课”，后来，冯厚伦带告再不去要开除了，自己才去，而且参加了演出。演出是在1950年初夏，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我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的同学还真不少。演唱的歌曲有《大路歌》、‘黄水谣》、《保卫黄河》、《开路先锋》等。几百名合唱队员中，师大附中的同学占了相当比例，为合唱团的活动做了相当大的贡献。
老师们也有业余演出，一次京剧晚会，师生一起演出了“秦琼卖马”、“打渔杀家”。“卖马”的演员都是老师，冯炳麟先生演秦琼，吴鸿迈先生扮单雄信，体育张先生演店小二。“打渔杀家”则全是同学演出，宋盛三扮肖恩，李华(当时似是初中生)扮肖桂英，刘宝谊(51届高三(3}班)是教师爷，还有四个小徒弟，台上妙趣横生，尤其是宝谊的活宝耍的热闹，至今难忘。
青年时代的欢乐，至今难忘，那时，也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蠢”事，值得说说。一次是高兴过分，在课间十分钟休息时，三位体育高手(似乎有马春山、石麟、刘宝谊)以课桌为双杠，头朝下，拿起了大顶，同学们不禁鼓掌叫好。上课铃响了，吴鸿迈先生进了教室，大家忙坐下，而这三位还头朝下，比耐力呢!吴先生也不着急，微笑着看他们，他们也突然感到不对劲，为什么静下来了，忙下来看，老师早到了，又引起同们一阵哄笑。另一次是“淘气”过头。那时，教室内有个小水壶，供同学们研墨用水，水壶不大，窄而长。于是，就有人发坏，将灌满水的壶放在半掩的门上，谁倒霉一开门，准叫水浇头。这次倒霉的不是同学，而是新由二部来的文方老师。水浇了他一头，他大为恼火，同学们也吓坏了。由于并非专门整他，“真凶”又难以查找，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后，再没有人干这个恶作剧了。
那时候，早晨升旗时，同学们要唱国歌，没有什么扩音设备，就由同学指挥，音乐老师田真选出了四位同学(都是51届高三的同学):张素澄、松全才、柴寿森、贺继增轮流“坐庄”，每夭清晨，面对朝阳，举起双臂，曾高兴一时呢!
还值得提提“师大附中儿童补校”。据回忆，儿童补校是由学生会组织的，我们班的陈定保同学拉我进了补校，当了五年级的音乐教师，后来又兼授写字。五年级的学生人不多。我接课时，他们正在排练一个节目，内容是女儿给母亲祝贺生日，那时，于学华扮女儿，王锦雯当妈妈，节目虽小，但也热闹。自己考上大学后，还曾遇上过王锦。这些当年的儿童们现在也应年近花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