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习回来，在放满热水瓶的泡水处，我发现我的那个放在醒目处的热水瓶不见了。这种大红色的热水瓶是热水瓶中为数最多的。
我又找了几遍，可……无奈中，我只能在广播中播寻瓶启事，但其实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这个热水瓶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唯一有别于其他红色热水瓶的便是大红的瓶身由于褪色而形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淡红，似斑斑泪痕。
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了瓶的旧主人——初中同学冰。
冰，人如其名，沉默寡言，冷得可以。也许是她来自外地，总与这里格格不人，成日里不苟言笑，很难与人相处。
我与她也没什么交情，对她的了解也仅限于知道她从江西来，是回沪的知青子女。只是有一天在寝室中，她忽然问我道:“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心不在焉地随口应了一句:“不怎么样。”话一出口，我顿觉后悔，她苦笑了一下，没了下文。不过，也许那天我的口无遮拦给了她一个坦率的印象，于是冰渐渐和我热络起来了。冰的自尊心极强，我总是敬而远之，只是有时觉得她太忧郁，便有意问问她关于江西的事，好让她眉飞色舞一番。慢慢地，我知道冰的妈妈当年插队落户到江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接着和当地的一个农民结了婚，生下了她。在回城大潮中，冰的妈妈因为已婚而无法回到上海，留在了那个小村子里。
有一次，冰问我:“你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没等我开口，她便自言自语地接着往下说:“我不喜欢上海，我想回江西，我想回到爸妈身边，我想当那个村子的村长。”这次是我苦笑了一下，难怪她总带着那张关于一高中毕业生当上村长的剪报。
“难道你千里迢迢来上海读书就是为了回村当村长吗?”
“对，”冰低着头轻轻地说，“妈是插队落户去江西的，她喜欢上海，可我不，我喜欢那个小村子。妈说她回不了上海，但我不同，我要想念好书就一定要返沪上学。于是，我小学四年级就回上海了，可我心里还是想那个小村子，但那村长却不好:发灾荒时他还要好吃好睡;把教育经费扣着，不肯修校舍，不想给老师发工资，不肯请好老师给我们上课，初一那年我回到村里，水平就已够教小学生了，他就像《风凰琴》里的那个村长。我一定要回去当个村长，让村里孩子读的书和上海的孩子一样，也不让别人家里换亲，不让好好的姑娘嫁个傻子，不让……”我的眼睛湿了。
我和她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我对她也不再敬而远之了。然而，友谊不久有了波动，起因便是冰的一个热水瓶。
我从没与冰一起去泡水，偶然的一次却起了轩然大波冰的热水瓶和我爸六七十年代去农场时用的那个一样。种带有线圈的老式热水瓶。于是，我笑着脱口而出:“你怎么还用这种老古董啊!”冰窘得脸通红，拎着热水瓶飞快地跑了，我紧跟在后，边跑边赔不是，冰没理睬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冰又恢复了沉默，我深深地感到不安。一个月了，每天早自习和晚自修，冰总是最后一个到，与以前判若两人。第二个月的开头一天，冰约我一起去泡水，我的脸“喇”地红了，在那曾发生过不愉快地方，冰拿出了一个大红的热水瓶，半旧的，带着点枪桑感。“我替人家倒了一个月的垃圾才换来的。”冰淡淡地说，我看着那褪色的瓶壳，不知该说些什么。
冰很珍惜这只热水瓶——虽然这珍品在别人眼中算不了什么，有时没找到它，她会急出泪水。我建议她在上面作个标记，她却拒绝了，我知道她是不想破坏那红的纯。
初三那年，也是冰的户口能正式回到上海来的那年，冰被发现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骨癌。她的一切被毁灭了，在那间只有单调的白色的病房中，冰仍继续写她的就职演说稿，她仍在编织着那个梦。冰比我沉得住气，我常常在看望她时忍不住哭，她总劝慰我——搞不清谁生了病。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又去看她，她的父母和阿姨也在。冰对我说，她不准备再看病了，家里已经没钱了，现在她要回江西，她说她死也要死在那里。这是冰头一次向我提到“死”字。冰苍白的脸更衬出她微红的双眸，“我要质本洁来还洁去”，说着，朝我淡淡一笑，我却更添一份优思。她从枕下摸出一个信封，“我死了，你替我收着吧。”她又指指一旁那个大红的热水瓶，“这个也没用了，你留着用吧。”四天后，冰走了，回到她魂牵梦萦的江西的那个无名小村。临行那天，我没去送她，因为我得去上提高班。……冰去后再无音讯。在我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把冰留给我的那个信封打开,里面飘出了那张简报，和那字抖得厉害的演说稿。我把它们连同我的录取书一起投入了火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那年九月，我带着冰送给我的那个大红的热水瓶步入高中。
第二天晚上，泡水处的热水瓶依旧满满的，我拎着一个新的不锈钢的热水瓶，心里空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