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百岁阶梯，我终于来到了师大附中的大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广益楼，如今的广益已经名声大震，可是，那高高的广益楼还是显得那么气势磅礡，楼上刻着“广益楼”三个大字，显得那么至高无上。门紧闭着，透过窗户往里望，雪白的墙壁，错落有致的楼梯，无不显示出一种古色湖南的感觉，真应该感叹，长沙这几年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往里走，就看见了校史馆，听说有很多在师大附中的芊芊学子可曾在里面留过名，可让人遗憾的就是门关上了，不能去里面感受百年附中的风采。紧跟着校史馆的就是图书馆，往里望，许许多多的图书，学生们安安静静地坐着，就连地上掉了一根针也听得见。学生们进进入入，没有嘈杂的讲话声，仿佛一切都处于安详的夜中。左边是两排教学楼，红砖使得人想起广益，古香古色，配上学生们蓝色的校服，一切都让人联想起清华园。许许多多穿着校服，佩戴胸卡的学生来来往往，统一的脚步声，和谐的读书声。
接下来，我又去了运动场，有些学生在打羽毛球，我也去试了试，还有的学生自组成排球队，进行激烈的排球赛，更有的学生在测1000米长跑的速度和时间，操场上呈现一副热闹的景象。
走进师大附中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的目标高中定在师大附中，可是听说师大附中要6个A，心不禁凉了一半，课看到公告栏里有着许许多多被录取到名牌大学的人，我又燃起了希望，这激发了我前进的动力，还是说起那一句话吧，今日，我以广益为荣，明日，广益以我为荣。
湖北华中师院一附中王江武汉的夏夜闷热得出奇，人们纷纷搬出藤椅、小凳、竹床到屋外纳凉。屋外满天的星星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下面纳凉、谈天的人们。人们有的打着鹅毛扇，有的摇着大芭扇，还有的人家把电扇搬了出来，大家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婆婆们唠叨着各家的媳妇:谁家的娘妇昨天和婆婆吵了一架，谁家的媳妇今天又给自己的婆婆买了一件新衣服。而老头子们则聚在一起各自夸耀着当年“行船走马”的往事。妈妈们则谈论着自己的孩子:老大的成绩好，考了儿个一百分，老二的成绩差，有几门不及格。一群小伙子起先是围作一团，在“楚河”“汉界”上厮杀，这会儿天黑了，便把棋子丢在一旁，谈起最“热门”的话题—刚刚闭幕的第二十三届洛杉矾夏季奥运会。也许是出于对奥运会的兴趣，我静静地躺在竹床上听他们谈话。
“朱建华真臭，还二米四0呢，连个金牌也没捞到。只得个铜的，真丢人!”一个小伙子大声地嚷着。“就是!’’另一个附和说:“早知道这样，去年‘十佳’我才不选他!”唉，你们不知道吧，按《参考消息》_仁登的跳高冠军默根堡的教练的话说，世界跳高记录的保持者从来没有在奥运会上拿冠军的先例，所以朱建华也没有这个份。”一个小伙子气愤地说:“别听他的，那只不过是个‘参考消息’。”另一个小伙子慢条斯理地说:“过两夭，我们给朱建华写封信，教他再好好地练四年，/l八年到汉城破个记录，捞个金牌回来给他们看看。”没有人说话，大家好像都很赞成，也许已经在考虑这封信如何写了。过了一会，不知是谁突然说:“周继红这次不错，拿了块金牌，为咱们湖北人争了点光。童辉太不够意思，只得个老四，按说该拿个铜牌，好歹是个奥运会呀。”一个接着说。“喂，告诉你们，这次奥运会中国的15块金牌，男同胞占了10块!”一个报告着他的新发现。“得了，得了，人家女排的一个‘三连冠’就顶你to个。”另个寸1断他的话。
提到女排不知准叹厂Il`弋:“唉，女排好，女篮也不赖，..r于作、，}概还不知道子作第儿呢!”一个接着说“男排、男篮不管怎么样，总抖进!’奥运会，你瞧瞧那足球队……”一谈到中国足球队，他们说的就虹多厂，什么哪场球不该不让林强上啦……谈着谈着，有一个小伙子说:“我看靠他们是不行了的，最好我们明天去小学选儿个苗子给曾雪麟送去，让他培养几年，准能冲出亚州。”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其他几群谈天的人都去睡了，这一群还在谈。一阵凉风轻轻吹来，他们还在谈论着李宁拿了三块金牌，马燕红马上就要退役了，架菊杰还要干上四、五年等等，直到很晚才散去。我抬起头仰望着天空，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好像也在思索，在回忆:15块金牌凝结着多少人的汗水，15块金牌又牵动了多少人的心!离那次纳凉之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不知道他们给朱建华的信写了没有，给足球队选的苗子选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北京师大附中，一片闹市中的静土、一幢古老而庄严的圣殿、一座神奇而美丽的天堂，一个孕育着明天与希望的摇篮。
我在附中已度过了五个春秋。五年来，附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我也从一个对什么都好奇的小孩长大了，我对附中也早已由当初的向往、崇敬，到后来的热爱、华爱，到今日的一种说不出的依恋。岁月的流逝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太多太多，只有附中，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么神圣……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附中大门时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14日的清晨。从几乎是全区最差的小学考人了全区最棒、全市一流的中学，当时的我是多么的骄傲和快乐啊!那天，第一次在老师的带领下游览校园。我瞪大了眼睛四处看，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有趣。那时我的第一印象是:附中好大!好漂亮!在以前我从未想过一所学校里会有小树林、花园、草坪、石桌石椅，有个像书本似的奇形怪状的教学楼，还有个那么大的操场!在只有一个破篮球场和一幢四四方方的红色砖头砌的二层小楼的小学里呆了六年的我，真觉得像是进了天堂。
对于初一的小孩来说，附中就是个快乐的天堂。除了每天不太难也不太多的功课外，生活是由在树林里捉迷藏、在花园里漫无目的地背几句书、在操场上玩不够的球和图书馆里读不完的故事组成的。就连每天的选修课都那么有趣:种蘑菇、做树叶书签、唱英语歌、解剖小青蛙…然而给我快乐最多的竟是操场旁角落里的几张缺角的水泥制的乒乓球案。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一响，我立刻不顾一切地冲向那里，直到老师来查静校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小的银球转出数不清的快乐的梦……
最难忘的是初二附中建校90周年大庆。那是个礼拜天，我们班许多同学参加了接待校友的任务。事先老师交待我们:惟一的要求是要面带笑容。可到了那天，我竟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笑。上至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下至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戴着大学校徽的年青人，人人都在笑。附中到处充满了欢乐的人们，在拍照、在欢声笑语。附中成了欢乐的海洋!因为她的儿女们来为她庆祝生辰了!望着这些脸上洋滋着幸福的表情的人们，我不禁觉得非常羡慕。他们当年在附中的日子一定也是非常快乐的吧!他们心中一定和我们一样热爱附中!我甚至在想像若干年后当我也像他们一样带着自己的成就来为母校祝寿时，也一定会觉得非常幸福的。
无论是十六岁还是六十岁，只要你是附中人，附中在你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么神圣。
初三毕业前我因为某些缺点未被保送本校高中，那时我完全可以考那几所许多人认为比附中好的学校，但在填志愿时我想都没想便在第一行写下“师大附中”。之后那段日子我便很努力地复习。考试，因为我要以很好的成绩留在附中。因为在我心中，我早已是附中人，而且必将永远是附中人。因为附中有我的信仰、我的梦、我的快乐。
我如愿以偿，留在了附中，但却不知道快乐的日子已悄悄地溜走了。
在附中的高中里，我第一次把学习与刻苦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体味其中的滋味。仿佛从高一第一天起，便注定了一切的动作都为了一个目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三年后的那次考验。于是一切都变得无意义了，只剩下数、理、化……
附中对我来说不再是乐土了。
球拍放在家里书柜顶上，早已蒙上厚厚一层土。小树林已被砍掉，改成了一座一年难得进一次的设备现代化的完美的“中日友好研修楼”。图书馆的故事书早已与我无缘，惟一一本翻了两年的“课外书”是《中学奥林匹克物理》。选修课早已被每日统练的一群篇子们代替，解剖青蛙已成为昨日的传说……
于是，我不再是天天只懂寻找快乐的孩子们了。我仿佛一下长大了。
孩子们的成熟有时对一位母亲来说并不是十分快乐的事。现在我早已不会为附中‘、天堂般的美丽”而惊叹了。经常听到的是:附中太小了!附中没有足球场，没有游泳馆，没有……附中的花园是那样拥挤、食堂是那么混乱……当年曾使我们充满热情的班集体，当年曾为之每分必争的十项评比，当年一丝不苟的课间操，当年……现在却似乎很少再有人问津。不再是孩子的我们，懂得了每天多一点时间为自己活着。
初三毕业前我因为某些缺点未被保送本校高中，那时我完全可以考那几所许多人认为比附中好的学校，但在填志愿时我想都没想便在第一行写下“师大附中”。之后那段日子我便很努力地复习。考试，因为我要以很好的成绩留在附中。因为在我心中，我早已是附中人，而且必将永远是附中人。因为附中有我的信仰、我的梦、我的快乐。
我如愿以偿，留在了附中，但却不知道快乐的日子已悄悄地溜走了。
在附中的高中里，我第一次把学习与刻苦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体味其中的滋味。仿佛从高一第一天起，便注定了一切的动作都为了一个目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三年后的那次考验。于是一切都变得无意义了，只剩下数、理、化……
附中对我来说不再是乐土了。
球拍放在家里书柜顶上，早已蒙上厚厚一层土。小树林已被砍掉，改成了一座一年难得进一次的设备现代化的完美的“中日友好研修楼”。图书馆的故事书早已与我无缘，惟一一本翻了两年的“课外书”是《中学奥林匹克物理》。选修课早已被每日统练的一群篇子们代替，解剖青蛙已成为昨日的传说……
于是，我不再是天天只懂寻找快乐的孩子们了。我仿佛一下长大了。
孩子们的成熟有时对一位母亲来说并不是十分快乐的事。现在我早已不会为附中‘、天堂般的美丽”而惊叹了。经常听到的是:附中太小了!附中没有足球场，没有游泳馆，没有……附中的花园是那样拥挤、食堂是那么混乱……当年曾使我们充满热情的班集体，当年曾为之每分必争的十项评比，当年一丝不苟的课间操，当年……现在却似乎很少再有人问津。不再是孩子的我们，懂得了每天多一点时间为自己活着。
但附中在我心中仍是那么神圣。
当我在每张会考卷上填人“师大附中”时，当我穿着校服走人四中现代化的校园，坐在一群四中学生、实验中学学生中听竟赛辅导课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自豪，因为我是附中人。也许我不是最好的学生，但附中永远是最好的附中。
成长有时是无奈，但更是考验。附中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考验。从几位校友一次次的讲话中，从年级里每位老师的脸上，甚至从一张张讨厌的卷子上，我渐渐体会出附中对她的学子们的期望;我渐渐明白了原来我们每日枯燥的努力不只是为了自己。
漫步于熟悉的校园，那石案、那花园，似乎每一处都记录着许多。五年多来，我对附中早已以当初的单纯的崇拜变成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的感觉。六年的中学生涯也快接近尾声了，既然我已享受过做附中人的快乐、做附中人的自豪，那么至少也应该在那最后的考验中还给我深爱过的附中一份尊严、一分荣翅。
附中一定会是最好的附中。因为在每一位附中人的心中，附中永远是最神圣的!
此刻我竟想起初二校庆时，自己曾羡慕过的那些幸福的校友们。转眼附中又要迎来95岁的生日了。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也会享受到这种幸福。
“唉!总算到了，快开灯!”“这学期最后一个晚自习也结束了，考完明天两门，就轻松了。”门开了，七个人一拥而人。“有什么吃的，我饿死了。”姜彦从柜子里，扯出一袋饼干啃起来。“谁要吃我的萨其玛。”曹草有了资本炫耀起来，四只手伸在她面前，曹草得意地在一只手里放了一个，自己拿起一个啃起来，“喀吱喀吱”的声音满宿舍都是。
宿舍舍长吴晶雯边开阳台门边说:“每天晚自习结束，宿舍里就是一片老鼠声，饿死鬼投胎”。只听到一个“喀嘣喀嘣”的声音，原来是陈雪洁在悠闲地啃苹果。吴晶雯笑着说:“刚说有老鼠，这又来了一只小猪，你看她那样子。”
陈雪洁鼓着腮帮说:“这是补充营养。你没听说吗?苹果里有维生素A,B,C···唉呀!”陈雪洁像给针扎了似地跳起来往外奔:“马蜂、马蜂。”果然一只大马蜂在宿舍里盘旋，宿舍里一片尖叫声。不久，马蜂停在日光灯上，陈雪洁拿着苹果依旧惊魂未定。我嘲笑她:“怎么样，你那补充营养的A,B,C可把马蜂补充进来了吧。”吴晶雯拿着一根竹竿从阳台走进来说:“一定是苹果把马蜂招来的，让我赶它走。”“吴晶雯，小心点。”我们齐声说。吴晶雯将杆子在日光灯上敲了两下，马蜂飞下来，转了两圈不见了。“走了吗?”姜彦问。“不走，专来叮你。”隋炜逗她。“哼，才不叮我，要叮也叮陈雪洁。”姜彦嘻皮笑脸，陈雪洁沮丧地道:“我已经够倒霉了，你再说我，我就专到你床上吃苹果。”吴晶雯正经地说:“陈雪洁，以后开着宿舍门时最好别在宿舍里吃苹果。”陈雪洁认真地点着头。姜彦假装生气道:“床头草，两边倒。”“姜彦，你们家床头长草，那叫‘墙头草’!”姜彦笑倒在床上:“哈哈哈……啊!马蜂在我帐子上。”姜彦急忙拿一本书一拍，马蜂又盘旋起来，姜彦一边尖叫一边喊:“啊!隋炜，你预言的真好，要不是你说它叮我，它怎么跑到我帐子上了。”隋炜说:“怎么来怪我?啊呀，妈!”尖叫声、拍打声，最后听到夏老师大喝一声“405怎么了。”“老师是马蜂。”张饪的话急得忘了断句。“马蜂?这有什么好怕的?马蜂喜光，灯关了它就走了，这是常识。”于是“啪”，我们宿舍一片黑暗。十秒钟后，灯亮了，马蜂果然不见踪影。
谢了夏老师后，总算松了口气。吴晶雯说:“瞧这晚上闹的，陈雪洁可得吸取教训。”陈雪洁已吃完了苹果，她拿起牙缸说:“来来来，让我把牙刷掉。”一阵哄笑。洗漱完毕，大家纷纷上了床。曹草突然深有感触似地说:“你们有没有觉察到这是我们在这宿舍呆的最后一个晚上。”“咦，果然，下学期我们就要搬到五楼了。”张任说。姜彦神气十足地说:“要不要开个party? ”“什么Party，马蜂party吗?”曹草又深沉地说:“也许脑(老)天爷给我们派个马蜂来，就为让我们记住这个蓝(难)忘的夜晚。”我一阵好笑。“对，还有记住里(你)那宁(令)人蓝(难)忘的萨其玛。”曹草气愤地说:“你知道我‘n',‘1’不分还嘲笑我。我对里(你)有一点恶心，我恨里(你)恨在骨头你(里)。”又是一阵哄笑。
“我觉得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比如姜彦调皮。”隋炜说。“张钮呢?”“活泼!”“曹草呢?”“可爱!”“陈雪洁呢?”“哇呀——!”陈雪洁大喝一声“鬼叫!”隋炜说:“陈雪洁，你唱戏呢!”“我上面是马蜂!”陈雪洁说。“你上面是我!”我逗她。“真的，马蜂没走。”陈雪洁急坏了。
“难道夏老师没把马蜂赶走。”“这就是她所熟知的常识?”“看来真要开个马蜂Party了。”“滥(难)啊!你的名字叫马蜂。”“陈雪洁，你不要怕。”“你身边有没有扇子，拍一下就走了。”“没有事的，你把帐子封好，它不会蓄你。”“你要是害怕，把眼睛闭上就没事了，我以前也给马蜂蓄过没关系，像蚊子叮。”关切的话语纷纷。“陈雪洁，你别急，我下来了。”昊晶雯从上面爬下来，拿着扇子在帐子上扇了两下，马蜂又隐了踪迹，这时熄灯了。
“大家快把帐子关好，马蜂可能还没走。小心点儿不要再说话了明天还要考试呢!”吴晶雯的话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宿舍里一片寂静。“也许，这只马蜂真的是上天派来让我们记住些什么。”我想着人了梦乡，并没见那只马蜂。
到附中六年，呆过的班也有几个，而高三(3)班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班级组建之初，自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然而几个月下来，“绿色”的喷嚏、“银色”的水雾、“爽朗”的笑声，“僚亮”的长啸使每个人的“缺点”暴露无遗。
慢慢地大家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班级:运动会上，明明实力雄厚却屡战屡败，使得班费每每“人不敷出”;而歌咏比赛上，凭着军训中练就的“喊歌”技术，竟瞻宫折桂;在学校文艺作品比赛上，一向不显山露水的(3)班更是让世人震惊，以绝对的优势独占鳌头。都说(3)班学生贪玩，平时松松散散，而每次关键考试却总能“谈笑间，墙槽灰飞烟灭”，再加上融洽的师生关系，一个不被关注又不得不被关注的集体屹立在人们面前。
步人最后的冲刺阶段，“接天卷子无处避，满纸圈叉别样红”，而(3)班学生却仍初衷不改，于是越紧张的时候大家反而越放松。直到高考试卷发下的时候，我这才感悟到:高考并不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激动、愉悦，那种感觉是任何娱乐活动所替代不了的——其实，现代教育的失败也许就在于把学与玩对立了起来。
这就是(3)班，一只将在高考这熊熊烈火之中获得新生的凤凰。在外人看来的平淡无味，在我们自己却深深地铭记心中，因为我们渐渐地懂得，平平淡淡才是真。
我读师大附中时间并不长，自1926年考进高中一年级，至1928年离校，短短的两年，但对我终身都有重大影响。
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一的化学课，由教务长王仲超先生亲自教授，他说一定要扎根。其次是高二的刘泛池(刘拓)教授，他是新回国的化学博士，师大的名教授，而居然来教高中，令我们兴奋无比，而他那带江西腔的讲述，条理分明而概念清楚，使我对化学(也就是基础科学)，引起极大兴趣。可惜高二读完，我便以同等学历考进了清华大学，没有上过高三的有机化学课，以后又转了行，改攻电机，故始终以此为憾!大家认为21世纪的主流科技，是生命科学，当然有机化学也是必须学习的基础，盼今后同学要加以重视。
我那一班同学中，有一位名人，’便是钱学森先生，那时还有一位黄崇智同学，我们三人，在学业上，可算班上的三杰。可惜黄兄英年早逝，钱兄与我都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另两位好友，一是尹国恺(后改叔明)，一是王抵。叔明一直在台湾，与我们乃通家之好。可惜三年前在美国故世了。王抵则不知消息，深盼他看到此文，能与我联络。
1928年我以第三名高分越级考人清华，进工程系。1929年忽然学校停办工程系，把我转到上海交大，我从此改读电机系电信组，而电信便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1932年我在上海交大毕业，进人浙江省电话局，从事长途电话的技术工作。抗战时，我在武汉衡阳等地负责粤汉线路的电务工作，此后比较有贡献的工作如下:
(1) 1938年长沙大火之役，我就在长沙最前线，以铁路的电信设备，维持前后方联络不断。
(2) 1938年转任交通部第一区长途电话工程处处长，负责前后方四省(湘桂粤黔)的主要通信干线。
(3) 1942年与美军合作，建设由印度加尔各达(Calcutta)经缅甸、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直通至香港的长途电话，号称为世界第一长的架空电话线(可惜架到柳州抗战就胜利了，此线始终未完成)。
(4) 1945年日军投降。我担任第六区电信管理局的局长兼总工程师，辖区包括粤桂闽三省，主要的工作是接收与复建，并建立广州与香港的通讯。
(5) 1947年奉调到台湾任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后升电信总局长等职，迄1978年退休，先后服务电信45年。
在这段期间，比较有成就的，便是扩充电话有连续十年成长率，打破世界纪录(每年成长20-25%)，同时协助建立电子电信工业，使在普及率上及工程技术上，都赶上了先进国家。
(6) 1978年被聘为工业技术研究院(财团法人)的院长，一直到1985年退休，现仍担任该院董事会的特别顾问。主要的贡献是在电子半导体技术的引进与相关工业的建立，资讯科技的创导及电脑工业的创建。在这段期间，还曾担任下列的一些职务:
1.美台电讯公司(即AT&T)董事长 2.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3.资讯工业策进会的执行长及副董事长
(7)在学术方面，经新竹交通大学授赠名誉理学博士。
最后我再报道一点在台校友的近况。我们有个单月餐会，固定的聚会，行之有数十年，可惜年华老去，只有逐个仙逝，没有生力军补充。但勉强还可凑一桌。附名单一份(可能您们已经有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
夏元瑜——有名的作家兼名嘴，号称“老盖仙”，“盖”字台语即吹牛之意，可惜不久前仙逝。
夏承楹、林海音夫妇—承楹是有名的方块作家，笔名何凡。海音知名度更高，大陆也知道。她所著(城南旧事)，曾拍成电影，还得过奖。
朱秀荣——有名的教育家，创办再兴学校，由幼稚园到高中，秉承附中精神，为台湾私立学校之冠。
田宝岱——名外交家。
刘世伦——佛学理论家，常赴大陆弘法。
其余不能一一列举，很抱歉。
北京师范大学有两个附中，一个是女附中或叫“师附北”，一个是男附中或称“师附南”。女附中没有男生，而男附中有女生。在30年代男附中每个年级都设三个班，两班男生，一班女生。1928年加收了两班男生，编为一年级四班和一年级五班，叫做“特别班”。其特别处就在于学费贵，每学期32块银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国立学校的经费由政府拨款，普通班的学费只象征性的收一点，特别班教员的薪金不在政府拨给的预算之内，而是由学生所交0学费内支付。当时办此特别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欠薪，教员的生活困难，增加特别班是给教员增加课时，增加收人，解决其生活困难。据我所知只办过那一次，再未办过。所收的学生是人学考试未被录取而成绩较好者。换言之即降低了分数线。但是人学之后对学生学业水平的要求与普通班完全一样，不及格者就降班或退学，因此四、五两班后来淘汰合并，只剩下了一个班，到初中毕业时只有三年级四班一个班了，毕业生只有三十几个人，毕业证书和普通班完全一样。初中毕业后没有办高中特别班。我于1931年毕业转人天津南开中学，没有上师大附中高中。
师大附中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中学，所谓“实验”，就是其学制、课程的增添和废止、课本的采用或编写，都是师范大学教授研究、实践的对象，颇多创新。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其他学校推广。当时不是由教育行政当局以行政命令推广，而是其他学校慕名仿效，有的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就标榜:“本校课程完全与师大附中相同”，以资号召。
当时师大的校长就是师大附中的校长，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主任负责全面工作。我在校时的主任是师大教育系主任林砺儒兼任的，教员也有一些是由师大的教授兼任的。
印象最深的几门功课:
一、数学:数学是师大附中的最强项。期中和期末都是同年级各班统一命题会考，统一判卷评分，考后公布成绩，得100分者有奖品(铜质墨盒、镇尺之类)，同学们称得奖者为“电灯泡”，是发光的意思。每天放学后差不多有一半同学不回家，自发地在教室里做作业，教师指定的作业完成后互相核对，并且自己看参考书，找有兴趣的题目，尤其是平面几何证明题，写在黑板上，看谁能解答出来，还有什么更简捷的证法没有?学习钻研的风气特别浓厚。回想起来，那时候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值贪玩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自发的、浓厚的学习风气，互相熏陶，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附中教育成功之处。
二、应用文:是国文课之外单另设的一课，是否选修课记不清了，好像大家都上。课本是张鸿来老师自己编的。内容有:书信的格式，什么地方应该抬头，对人对己应该怎样称呼;公文程式:例如等因奉此、等因准此、等因据此的区别和摘由的方法等;广告的技巧，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请吃中国人”八个大字下面的一个极小的“丹”字。确实非常实用，很有兴趣。
三、博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自己动手解剖蚯蚓青蛙、鲤鱼、兔子。两个人一组，解剖后要绘图记录。所用的动物都是由学校准备的，恐怕需要不少钱吧!初中有这样的实验设备在其他学校是不多的。李士博老师把枯燥的内容讲得很生动。记得附中80周年纪念会上钱学森老学长还背诵了李老编的“硬度歌诀”。
四、化学:化学工艺是一门选修课，内容是做雪花膏、鞋油、蜡烛，晒蓝印图，腐刻铜、玻璃等，很有兴趣，两个人一组，每一种工艺都需要二十几份设备。原理由朱仲玉老师讲，实验技术由刘惟一老师指导。
五、地理:教员殷伯西上课不用挂图，无论哪一国、哪一地区的地图，他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就勾成，不用再描，这是他的绝招。
六、童子军:教员是夏云浦，绰号“夏老头”，其实他只有二十岁左右，正是因为他太年轻，恐怕不能服众，所以蓄须。因为他教得好，没有人跟他捣乱。童子军课教了许多生活小知识，例如结绳法:平结、油瓶结、麦穗结、称人结等。陈仁杰同学与称人结音同，绰号“称人结”。还有像如何寻找落在地上的缝衣针、利用怀表的时针、在日影下辨别方向等，终生难忘。
总之，师大附中对学业分数要求很严，淘汰很凶，但绝不是单凭分数压学生，而是注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自发地努力学习，争取成功。
离开母校——师大附中50年了，可是我这一段中学的经历，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的一生中它是最宝贵的。它给我奠定了学习的基础，像一把钥匙给我打开钻研专业学科的大门，使我至今能为全国文教事业服务，为“四化”尽力。
母校像母亲一样的温抚、教养、塑造了千千万万青年带着经过熏陶的风格，走出校园，进人大学，奔向社会——大部分投身革命，作出贡献。至今有数不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文艺家……散播着母校的光辉。
母校的80校庆将临。80岁，是老了吗?没有!她正如一株铜枝铁干的古柯，经过我党三十多年的风雨滋润，越加浓艳地发着新花，结着硕果。她的孩子们把她的音容笑貌一直铭刻在心里。想起在校的生活就会感觉一种甜甜丝丝的滋味。昔日同窗，谈起母校，总是情趣盎然。最难忘的是那经风雨的光彩斑斓的校钟，朝暮声声，至今仍回荡在高柳碧池之间吧!
回想起附中的教育是确有特色的，我仅就我在母校的那一段时期(1925一1931)谈一谈。
(一)稳定中求进步的教育方针。师大附中一直是优秀的中学。根本原因何在?说她是教育界的革新派吗?不像!说她是守旧派吗?也不是1附中有一整套经过多年实践而证明可行的“学则”。历任的校领导，遵守办事。对于教学上、制度上的兴革，十分慎重。珍惜着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决不轻率地废弃。老师们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得以踏实地发挥积极性，尽其所长。但另一方面却不是固步自封。新的教材、教法，新的制度、设施，每每由附中带头试验。稳定的教育方针，在适当的时刻注入新的生命素。稳定与革新，是辩证的统一。我在校期间，主任(那时不叫校长)林砺儒、张鸿来等，都能贯彻这种精神。例如:男女生分班授课，就一直保守着;而高中文、理分科，这种新办法，就勇于尝试。“一部”为文科，“二部”为理科。学生初中毕业，还要经过考试，升人高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报考文科或理科，适合个人情况，进行深造。这样在高中阶段，就为上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我国的中等教育，如何改革，正在研究。“二部制”似乎值得注意。当年的附中，由此作出了成绩。
(二)高水平的教师，高质量的教材，高要求的教学。附中是有名的中学，“名”就出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习成绩好，人才辈出。教师有高水平的学识，不少是从事三四十年教学的老师。大都著书立说，卓有成就，是教授、专家的水平。我那时的老师如董瑶(鲁安)、夏宇众、吴辛旨(三立)、徐名鸿、傅仲嘉(种荪)、程延熙(春台)、韩向渠、韩桂丛(满庐)、赵海天(乐溪)、刘祝三、陆光宇、周佳儒、李约(士博)、刘拓(泛池)、方闹祖(叔密)、徐镜江等，后来多为大学教授，据说，以前还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学者曾在附中任教。这些老师，自编教材，印行成书，全国中学重视;争相采用。各科教学内容广度、深度都超过一般中学的教材。课堂教学，教师会运用好的方法启发、提问、复习、测验、笔记、作业一系列工作，都严格认真。校领导从不干扰教师们的教学，尊重教师，教师也就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获得好成绩。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很高，就以我们班为例，全部升人大学，不少是以优良生被保送人国立大学。那时的课本，除教师自己编著的以外，英语，数理化等，多采用外文(英文、德文)名著，原文本，学生的外语，一般较好。理科有完备的实验室，教具、挂图、标本等有专管的老师和助理人员，化学实验，生物解剖等，都让学生自己动手。
(三)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各班学生有“自治会”，全校学生“学生会”，在课外开展活动，学生自由结合，成立一些“学会”、“小组”，“某某社”等，可请教师参加指导。如采集、制作标本，制作教具，解剖生物，化工制造，戏剧排演，刊物编辑等，起了辅助正课的作用。体育运动更是普遍，每日课毕，大操场上便是龙腾虎跃。
课堂里的“秀才”，一登球场就是前锋、后卫、田径选手。正因如此，附中参加市内竞赛，总是凯旋而归。例如球类一项，竟多年蝉联冠军，保持全胜。附中学生朝气蓬勃，和这些课外活动是分不开的。
四、是鼓舞、诱导，而非惩诫、限制。附中学生的风气活泼开朗。学校管理学生，采取的是鼓励、奖掖、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各个人的才能、智慧、体力。不做粗暴、生硬的惩诫，学生们自尊自爱，更能自觉的遵守纪律。当然那时我们也很调皮，但是总是有名堂、有限度。我们临毕业那一班，是赫赫有名的“最高班”，淘气出了名，但只是“谑而不虐”，如:发明绰号、编班史(笑料)、出壁报、创“班服”、(彼时学校无制服的规定)，举行“祭台”，整治个别的“奇装异服”、“狂傲乖僻”的同学，抱到讲台上，大张“挞伐”，以傲效尤。结果是哄笑一场。虽然顽皮，但各科学习，一直保持优良成绩，老师们对这班“闹将”也只有付之一笑，摇头皱眉而已。附中的学生间，就有一种传统的作风，学习突出，体育突出，淘气也突出。现在老校友一“想当年”，莫不捧腹大笑。我们至今认为，这种管理的精神还是可取的。发扬了青年的旺盛活力，不压抑，不损害，因势利导。学校爱抚学生，学生热爱学校，都以作为附中的学生而自豪。每个学生爱护学校的荣誉，争取各方面的优秀表现。这种风气，成为推进教育工作的无形动力。
我在北平师大附中高中部读书三年(1929一1932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最安定的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代。
我1913年出生在江苏牛县一个书香门第，由于家境破落，再加军阀连年混战，土匪、蝗灾频繁，生活相当拮据。读书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常因军阀占驻学校不得已而辍学。这时我的姑母刘静君在北平(今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任国文(语文)教员，召我来北京报考该院自费生。1927年冬我到北平时，慈幼院已停止招生，我只好请人辅导自修。后随我的补习教师胡健到河北丰润县中学读完初中，1929年才考人师大附中高中一部(即文科)。学费主要靠本县助学贷金。
当时北平师大附中的校长是林砺儒先生(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同时又是师大教育系主任。他为人宽厚，能团结各方人士共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些像蔡元培的风度，能兼容并包。我的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伯伟先生，他是我的班主任，教国文。还有另一位教修词学的是董鲁安先生。他们讲课，都带有感染力，能引人人胜;对学生有平等精神，不干涉学生的进步思想。我还有一位教“党义”(国民党统治时期，各校必须设置的一门课程)的老师李澄之，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员，思想进步，对三民主义的讲解，能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同在山东敌后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领导建立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山东重要的统战组织。附中的课程比一般学校多，如语文有专门的“修词学”，英语有“文学选读”及会话，法学知识有法学大意，还有逻辑学、伦理学，这大概是很多学校所没有的。
由于我所处的环境问题，使我亲眼目睹旧社会的罪恶——兵灾、匪灾、水灾、虫灾……真是可以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来形容。再加老师，特别是我姑母(当时的地下党员，李大钊同志的学生)对我的影响，使我过早地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可以说是“政治上早熟。”1928年我就看过孙中山全书，以及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就开始了我寻找我的人生道路，把我的命运和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紧密地连在一起。1929年秋，我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春，又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更加促使我狂热地阅读课外书籍，除进步的文艺书籍外，有些理论书籍，特别是由外文翻译的哲学书籍，简直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地硬啃。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立三路线及王明路线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之下，我也就产生了一种左的偏见，认为理科搞革命用不上，上课时就不专心听讲，甚至偷看课外书。所以物理、化学作业我常被老师批上“Repeat”(重做)。对体育运动，也错误地认为，运动员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因而自己也就很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些都是事后认识到的。正是由于犯了极左的认识错误，所以上了大当。
师大附中的课业是抓得很紧的，月有月考.期有期考。由于学生都是走读而无住宿，同学间接触很少，也无课余学术组织和文娱体育组织，所以人们的思想也不活泼，当时我们的团支部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抓的工作不少，如校刊就是依靠我们主办的，我记得我曾经由英文短篇小说集里翻译了一篇高尔基的小说——《她的爱人》( Herlover)。同时我们几个人还自己凑钱、自己写稿、自己发行，出版了一份四开纸的铅印刊物，刊名(反帝战线)，每期1000份。书摊上不敢卖这种左派刊物，大部分由我们几人分发赠阅了。我们还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齿轮文艺社，会员不多，这和学生不住宿，大多数学生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只注意课内学习而不注意阅读课外读物有关。
对我们的活动，老师不支持，但也不反对，采取开明态度。只有一次我们冒犯了学校当局。大概是1931年，不知为什么，学校请大军阀吴佩孚来校讲演，并像对待出巡的皇帝一样黄沙铺地，表示欢迎，引起我们的愤怒。头天夜间，我们连忙买红绿纸书写反对吴来校的标语，如“打倒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吴佩孚”、“打倒旧军阀吴佩孚”等等，引起学校当局的慌乱，一大早就动员全体员工把标语通通撕去。同时我们还准备了第二手，请工商学院的一位大同学参加听讲，当场向吴提出质问，使会场哄动了一阵。但是，学校当局并没有兴师问罪，也就很平稳的过去了。
1930年夏，阎锡山、汪清卫联合反蒋，新军阀战争一触即发，阎锡山通令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正好这年8月1日“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混战、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在校学生不多，但同盟开会布置尽量发动所有盟员参加游行，我们当即准备标语口号，以十分紧张的心情等候这一天的到来。
8月1日这一天下午二时，大家到和平门外师大原址(即附中对面)图书馆门前集合，由师大学生孙志远任总指挥，当即打出红旗进行游行前的动员讲演，这时，警察已包围了师大，把大铁门关上，禁止游行队伍上街。不得已，我们几十个人便冲了出去。连同在大门外等候的同志，不过六十余人，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传单、贴标语。按照计划，捣毁国民党区党部(设在南新华街中部的土帝庙内)，然后到天桥汇合，召开群众大会。在捣毁区党部时，几百名预伏在厂甸的便衣队便把全部参加游行的人员逮捕了，几乎无一走脱。我们先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因草岚子胡同监狱已经人满为患，等新建了房子才转人监狱关押。同时被捕的附中同学有三位，他们是徐明道、郝培众(已牺牲)和我，我们三人年龄是最小的。
狱中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六十多人分睡在公安局看守所的两盘土炕上，除有一领草席外，别无它物。睡时挤得像罐头沙丁鱼，晚上，“海、陆、空”三军(指跳蚤、蚊子、臭虫)一齐向我们进攻。吃饭是一日两餐，每餐一个窝窝头，一块盐萝卜;有时吃带沙子、发了霉的小米饭，实在令人难以下咽。深夜常常被突击审讯，企图在你梦幻中诈出真实的口供。和我们一齐关押的还有吗啡犯、盗窃犯以及男扮女装的流氓坏蛋。以后转押于草岚子胡同监狱。就这样我们熬过53天，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给我们造成了被释放的机会，当时警备司令楚溪春乐得送个人情，在他逃跑后，我们也就被无条件释放了。
53天的狱中生活，对一个17岁少年来说算是天枉之灾，但我也学得了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使我更加对国民党的腐败残忍的真实面目有了感性的认识，也更坚定了我追求真理的决心。
开学后我回校复课。我成了全校公开的“赤色”分子，学校对我未加责难和处理，班主任卢老师对我反加慰勉开导，要我努力学习。这是我至今深切怀念的。
1926年至1932年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六年，这是不平凡的六年。1928年北伐军到达北京。5月3日北伐军到达济南的时候，日本出兵济南阻挠，并占领了济南，杀害了我外交特派员。随着张作霖从北京逃往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军队炸死。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步骤越来越急。在我上高三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加紧执行“要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侵略计划，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向河北、内蒙侵犯，而蒋介石却发出了不抵抗的怪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学生运动尤其汹涌澎湃。师大附中的学生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前列。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了反日运动，受到了锻炼，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因而更加努力学习。
那时候，校长(当时称主任)由师范大学教授林砺儒先生担任，他对学生运动完全支持。我上过林先生的两门课，论理学和伦理学，因而懂得一点逻辑和伦理。林先生不但言传身教，而且努力使学生全面发展。每天唱校歌:“……莫忘了勤、爱、诚、勇……”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操场上常常是“满堂红”，人人都上场打球。附中的足球和排球是北京市属一属二的。学校里各种球类很普遍。课程中除了上述论理学和伦理学外，还有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德文、日文等等，都是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其中有的是选修课，很有助于学生的发展。我虽然没有选修矿物学，但觉得很有意思，常和同学们一道骑自行车出西直门到红山口去挖矿石，一次挖到一块大石头，一边长了很多小的石英结晶，非常好看。学习范围很广，效果很好。后来我在大学听教授们直接用英语讲数学、物理时，就没有困难。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用的英语，都是在附中打下的基础。在北大和哈佛大学考德文也没有另外补习。另外一些像逻辑、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也很有帮助。我上过张鸿来先生的“应用文”课，也颇有特点。张先生字少元〔他自己取笑说，按当时的尊称是少帅或元帅)，是学校的事务主任，他带着两三人就是全部行政系统了。他社会经验丰富，讲的课有独到之处。图书馆有翟鹤吕先生，化李实验室有汪先生。初一时，李士博先生教动物学和植物学，内容丰富，条理翔实，不仅学得了科学知识，对思想方法也很有帮助。当时，文学家石评梅和李健吾先生都在附中任教，可惜没有教过我那一班。前后教过我语文的有梅先生和卢先生。音乐家柯政和先生教我们音乐，他是台湾人，我记得教过我们一支歌《回忆儿时》，歌词里有“茅屋三橡，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之句，同学们都暗中称那位先生老梅。梅先生和卢先生文学底子很深厚，对学生启发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数学老师，傅种孙先生和程春台先生，后来他们都是师夕谈改授。两位先生是中学直接使用国外课本的倡导者，他们组织了国外课本的影印工作，影响很广，范氏大代数几乎全国使用多年，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附中毕业生的水平一般都达到国外大学一年级的程度。傅先生特别注意学生的学习情况，他发现有些同学在学平面几何时，作图偷巧，发出了一个悬赏课题:”有些同学只用一个铜元和两支铅笔画几何图，要求用这两个工具解以下各题:求圆心、等分一个角等等十个题，解出的有奖，解不出的受罚，要求以后不准再用铜元和铅笔作图，要用圆规和直尺作图。这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各位老师都能循循善诱，效果很好。学校课程很多，课外活动也不少，但学生不感觉负担过重。我在理科，每班四十多人，毕业后都考人高等学校，一大半考取了清华大学，一小半到了北大和师大，还有几位考到其他学校，像彭树道同学考人轮机学校，学轮船驾驶，后来当了远海船的船长，另一位晏毓麒同学进了捕捞学校，成了渔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