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用他们青春的年华踏出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笔直的、宽广的大道。中华民国前期，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麻木不仁，人血馒头可以治百病、不裹脚的女人嫁不出去等观念在人们心中就是一个思想钢印，人们看见小宣统复位就立马带上马尾做的假辫子，腐朽不堪。都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果然没错，大家高骂：陈独秀伪君子，陈独秀卖国贼！可他当没听见，这恰恰证明了那些人的无知，他们的无畏来自于无知。
军阀割据不是我们的末日，就像蝗虫从来都没被我们消灭。其实，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复古派不等于坏人，他们也在寻找这个药方，只是所持的观点不同罢了。可盲目寻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就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它不适合我国，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能都依靠互助。
这剂药方，在路上了，但新文化运动的章程可不那么顺利，新文化运动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再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事实，一系列因素使得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
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100年前，他们多方探索，找到了一张救国药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积极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骨干人才。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坚信，社会主义才是挽救国家沉沦的正确道路。
中国就像一个孩子，喝下了这剂药方，它开始治愈中国落后的制度，送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