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的观念是中国封建结构的鲜明特色，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较为早期的文人：他们将君主视作国家主权、领土的象征，甚至“忠君”先于“爱国”概念的诞生，并且被道德化了。
鲍照在《代出自蓟北门行》中写：“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诗人描绘了戍边将士普遍的心理：投身疆场是为了保卫君主统治下的王土，为君主而死，即是为国而死。辛弃疾也写“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将恢复中原冠以“君王”之名，也体现了古代的爱国往往与忠君、维护君王统治相关联。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中也写“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尽管当时的君主并没有治理天下的才干；文天祥更是对这一关联进行了深层的解释，即“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封建道德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也深刻地影响着古代文人的爱国情怀。
由此可见，对君权的深化深刻地体现在文人的爱国表达中。一方面，这种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导致文人盲目地维护腐败、不具生命力的王朝；另一方面，对客观精神标志的敬畏也使文人的爱国情怀增添了庄严性和雄壮性。
在战乱与腐朽的年代，百姓是灾难最为直接、同时也最被动的承受者。文人们目睹着，也亲身经历着下层人民的疾苦，并为他们发声。在这些作品中，包含着作者深沉的怜悯之情以及对客观环境的批判。
王粲在《七哀诗》中以妇人弃幼子的典型事件，四两拨千斤地刻画了在战争动乱的环境下，百姓的生活无以为继，母爱子之深，却仍然“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统治者将称霸扩疆视为唯一要义，而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却得不到满足。这种鲜明的对比，极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黑暗与虚伪，流露出作者对失去话语权甚至任人宰割的贫苦百姓的无线怜悯之情。
杜甫的《新婚别》同样通过新婚夫妇的分别，表现了上层阶级穷兵黩武对普通家庭造成的破坏。古代妇女只能依托丈夫而生，而此时丈夫参军，新娘既没得到姑嫜的认可，也不能够改嫁他人，她的一生注定是以悲剧结尾的。
《三元里》则是对人民精神的一曲赞歌。面对外敌的侵犯，政府选择“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极尽软弱无力；然而平民百姓却“犁锄在手皆兵器”，去对抗敌人的坚船利炮。文人在强烈的现实对比下感受到：这种保卫土地的爱国热情是伟大而壮烈的，人民的魄力是集中而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