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身处盛唐之世，深感皇恩隆重，于是当武则天废中宗、自己临朝称制之时，怒斥武则天“近狎邪僻，残害忠良”，为“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声张。骆宾王认为品行不端、又非宗室后裔的君主不能够取得民心，更有可能使先王的统治付之一炬。因此骆宾王替李敬业起笔《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志安社稷，推翻武则天统治，此乃顺天应民之举。
方苞于康熙盛世致仕，此时清朝不仅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方苞在就职期间积极献策，所为都是革除流弊，弘扬君主之治。他在《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左光斗爱护后生、扶掖后生的“伯乐”精神，反抗宦官干政的气魄，赞美了左光斗知人用事的明达，也在呼吁当时的达官显贵能够奖掖后生，为国家提拔才人。
与陆游所写“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为朝廷的怯懦、君权失位而抒发的沧桑惆怅不同，而在盛世的光辉照耀下，“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帝王的形象是威严的、圣明的，是绝对的权威；将士们从军是在捍卫强盛国家的尊严，因而充满昂扬斗志，因而杨炯在其《从军行》中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文人给国家带来的贡献是虚无缥缈的，而从戎建功为维护国家太平的贡献更为实质可观。国家的富庶强大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观和英雄主义，也使这个时代的军官诗人充满慷慨豪迈之气。
由此可见，在太平、安康的年代，文人们表达爱国情怀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显明社会中存在的流弊，并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使社会系统得到更好的运行；二是参与讨伐外敌的战争，由于国力兴盛、外敌的侵犯不能够动摇王朝的统治，因此与衰世的战争主题不同，此类诗歌往往表达的是大国繁荣的自信和为国建功立业的慷慨昂扬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