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赵翼曾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生活在王朝之季、或是经历朝代更迭的文人，更容易催生爱国的情感趋向。
王粲写“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在东汉行将崩溃、战乱遍布之时，登临高处，追念渺远的明君统治的时代。王粲将这种感情成为“七哀”（哀痛之最），并非哀自身“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而是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对残忍淋漓的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他将自己的悲痛与所有罹难中人们的悲痛联结在一起，用自己之笔表达整个时代的苦难。
《七哀诗》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王朝末年的动乱景象，而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则用虚拟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正统唐王朝的维护之心。杜光庭在这篇传奇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形象：大胆私奔的红拂、侠士风范的虬髯客以及气宇轩昂的李靖。然而这三位风流人士都对李世民心悦诚服，实则表现了作者对正统君王的无限敬仰之情。杜光庭认为，倘若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在世，战争将不复，天下能重获安定。这种对君的维护，也是古代文人爱国的一种重要表征。
面对南宋朝廷不思恢复、沉浸苟安的形势，陆游在其《关山月》中描绘了三幅图景：豪门文武无耻和戎，不思复国；戍边将士受制和戎，报国无门；中原遗民忍辱含垢，思归无法。朝廷上下腐败，不思作为。在如此严峻的社会形势之下，诗人更加担忧国家前途，心系百姓命运，使得《关山月》这首诗不加修饰，却流露着诗人对于投降派牺牲百姓、将士的安危以换取短暂的安定的卑鄙作为的强烈的愤怒之情。
面对同样的分崩离析之势，张煌言在《甲辰八月辞故里》中抗言：“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即使在被俘途中，诗人也不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恐惧，而发誓效仿民族英雄于谦和岳飞，将赴死视为就义，哪怕“他日素车东浙路”，其慷慨仍旧保存了旧王朝的尊严，流露出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而杜甫诗风的改变详实地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后社会变化的全貌。其在《新婚别》中记录新婚夫妇“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无奈，深刻揭露了诗人对最高统治阶级腐朽、穷兵黩武做法的深恶痛疾；在《登高》中通过“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沉郁顿挫至极，忧国忧民之甚。
由此可见，在乱世之下，文人的爱国情绪更多来源于民族间的争端以及正统与非正统间的矛盾。而外患及内忧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文人一方面放眼国家的山河破碎，力求光复整个民族的光荣，维护正统的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又着眼于百姓的疾苦，为底层的人民提供表达诉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