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法为纲纪，儒家形成了一种通过道德强制以及社会舆论制裁实现的“羞辱性惩罚”。对礼的维系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意味，主导和支配了传统儒家规范体系的建构。通过“礼以行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的推导途径，社会秩序的维稳紧紧地与社会集体的羞耻心连接在了一起。这种一元化的道德体系是伴随着儒学的正统化而逐步发展的，更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舆论，从而有利于稳固礼法规范的统摄力。
“集体耻感”往往与特定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社会身份理论提出，个体通过分类、比较，心理区分与认同保持与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从而产生提升内群体良性秩序的动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这种思想即是说可以为了国家的荣誉，把自己融入到集体利益中去。南宋爱国英雄岳飞题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将灭国之耻与个人命运连接起来；元兵入侵，文天祥留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以死回应被俘的耻感。为维护集体秩序而产生的耻感体验，能够让人们产生自我牺牲的动机，去完成原始本能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孔子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羞耻作为一种道德的自明与自觉意识，与工具理性的法律相比更能够反映大众对于道德的期待，标准由外而生，却是一种内化的驱动力。因此，“教民知耻”成为儒家推崇的帝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