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层面，儒家将对耻感的描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知耻，即通过绝对的道德评价体系比较个体的行为举止；二是去耻，即个体价值在因违道被压制后而奋发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倾向。由此看来，耻感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以动态上升的方式，构成支撑人之自立于世的根本。
由前所述，羞耻与荣誉相对立而存在，荣誉的缺失就会滋生羞耻，而荣誉往往诞生于集体主义。于此，陆九渊曾说：“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轻重荣辱惟义与否，科甲名位，何加损于我，岂足言哉。”可见，儒家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视为儒家求荣的最高境界，而其对应面，“邦无道，富且贵焉，，都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传统语境的荣辱观将个人看做集体的附庸，为了实现去耻，个人往往需要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以舍弃自我的方式来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也可以说，“耻感”是“不为”，即不为能够满足原始需求、但却有悖普遍道德的事情。甚至在此评价基础上，痛苦和过分克己则成为了德之善者的象征，孔子就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视为君子的标准。
同时，深受“耻感文化”影响的人往往具有积极进取、自尊自强的道德履践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慎独，“反求诸己”，注重内在修养的培育；不断改正自身的过失以达“至善”的崇高境地的自我上升性；为实现自身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生发的持之以恒的内在驱动力；崇尚操守，砥砺名节，保持外在评价与自我预期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