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相应，作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状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讲求和，殊不知，趋同妥协也如影随形。故和为大道，和实生物，且和绝非同，同则不继。
“和”自古以来便深深印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春秋战国硝烟弥漫，百姓社会都渴望着和平统一的局面，因此诸子百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和为贵”的思想。儒家的“太和”，道家的“不争”，墨家的“非攻”，皆是“和”在家国稳定方面的体现。加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举措，将相和，六尺巷等历史佳话的印证，“和”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
然而“和”被过于广泛应用则令人担忧，明清时期八股取士，格式之严最终导致了社会文化之衰。以鸦片战争为伊始，清朝多次退让签下不平等条约是外交上的一味求和，封建势力的固守则是对世界大变局的一味求和。当一团和气成为了空缺的掩饰，空缺肆意扩张，最后只得狼狈收场。
此外，我们做不到完完全全的和，当和成为多数，牺牲少数不和一方的利益便成了必然。加之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集体的“和”又能带来个人的安全感，于是为了维护表面的“和”，人自动承担起劝和的责任，随时代变迁愈发稳固。有了这一层“共识”，人的所作所为自然沾染了正义的光辉，称大势所趋为和。德国纳粹的民族大义以上亿生命为代价，文革时期的振臂高呼用十年发展停滞来成全，所以一旦“和”超出合理范围，它便展现近乎侵略的姿态。
因此，为和而和是狭隘、盲目甚至偏激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不和”来提升自己，推动社会。阿城说：“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两面刺是“不和”，是人不同于旁人的支撑。为了淬炼出这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光辉需时刻闪耀，智慧、勇气与毅力，即意识到局限的能力、勇于逆流而上的姿态、坚持探索的决心也需时常感悟。
宽容是“好同不禁异”的关键。只有海纳百川的社会才能大气谦和，国家因这一活力源泉而不断发展，领先于时代。我们需要做到“尊贤”“容众”，像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尊重敢为人先，也宽容挫折失败。
从矛盾的角度看，同一与斗争本就一体共存，“和”也没有绝对，它是我们行走于世，维持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只有被“不和”的烈火重塑，被宽容的流水打磨，“和”才能散发灼热却不刺眼的光芒，万物即可生长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