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上看，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流传得很久很久，艺术生命力很强，阅读和欣赏它的人往往超出它的时代。沈当代文学作品来看也是这样。凡是好的作品总是吸引读者一次再次地去看它。构成这种现象的主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如果简单分析起来，主要的也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品的内容对读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思想价值，这是主要的方面，其二，是艺术上的美的享受，这个方面当然和前者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是要受前者的制约。不能离开作品的内容孤立地评价它的艺术上的美的享受，否则就会上当。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a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但是，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这两方面应该是取得和谐一致的，或者是在一定高度上取得和谐一致。也就是说，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思想深刻，反映生活有其独到的深度，而且要有相应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在艺术上也有独立的创造，给读者以艺术上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新鲜的美的享受。读者对于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作家和作品，往往称赞他,它们有艺术上的独创性。我想优秀的作品所以能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除去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这艺术上的独创性，也是使人“百看不厌”的原因。周扬同志说:“人民的生活本来是丰富多采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应该丰富多采……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的引人人胜的历史和传说的故事，爱听动人心弦的战斗进行曲，也喜欢优美而健康的抒情音乐和抒情舞蹈。新时代需要有更多壮美的革命历史画、革命风俗画和人物画，但是新风格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我们的画苑中，难道不应当同样有它们的地位吗?人们在精神生活上需要振奋，也需要愉悦......)总之，只要不脱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各种形式、题材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关于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最好的说明，也是对革命文学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的最热情的鼓励。
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的提出，一方面是根据革命时代的要求(这是主要的)，另方面也是对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正如上面所说，在文学史上，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是否长久，艺术方面有无独创性，能否给人以新的美的享受.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流传，给我这方面的感受最深。元、明以来作为近古文学史主流的一脉的长篇小说的遗产是浩如烟海的，但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直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严格地说来，为数也不是那么多。以第一流的作品来看，也不过只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几部作品。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两个主要的潮流或者叫做倾向，应该说是起源于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身的特点。可以说，人类自有艺术以来就同时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到后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才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流派。现实主义者偏重观察，善于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的图画，浪漫主义者偏重想象，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历史。
在我国文学史上，这两个流派的开始形成，从诗歌发展来看，几乎在《诗经》和《楚辞》里，就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方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却应该是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发展以至小说、戏曲成为文学史主流的成果。虽然也有人把它追溯到《左传》和《更记》，但它们究竟还是历史文学著作。至于汉魏以来的志怪书，发展到唐传奇，虽然也能看到这两种因素的成长，但也还不能看出它们的全面发展的特征。只有“平话”和“章回小说”的出现，才充分显示了两种流派艺术方法的全面的鲜明的特征。然而，中国小说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又不能用欧洲文学中那种“特殊概念”来解释。在欧洲文学史上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解释，是和它的整个时代文艺思潮相联系的，壁垒分明。象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国的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词夫这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就都显示了不同艺术流派的特点，反映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特定阶段的文艺潮流的繁荣景象(当然其中每一个国家的作家，又表现了自己国家的社会思潮的特征，譬如俄国的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就不同于法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和资木主义社会以及每个国家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要打破传统的模式，要革新观念与方法—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鼎故革新，落实到文学史著的写作，首先表现为理论视角的选择。《辽金诗史》的作者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理论自觉和学术个性，他认为理论视角的选择必须服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实际，“根据对象的特殊性来选择特定的方法与视角”。
辽金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她的民族文化融合基因。契丹贵族创立辽国，和后来女真的灭辽侵宋，靠的都是武力。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文化却因此得到了传播。契丹和女真，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对汉族的入侵和自身政权的建设之中，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不仅借鉴了唐宋的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等文化形态，而且回应汉族审美文化的感召，用汉语写作诗歌。辽朝的几代君主以及宫中妃殡均有脍炙人口的诗作传世;女真诗人，从猛悍狠庚的海陵王到自甘淡泊的树轩居士，也有着为数众多的诗词作品。《辽金诗史》从文化视角切人，在对契丹、女真诗作的审美分析中，契人诗人的心灵深处，把握住映射于作品之中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作者指出，契丹和女真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展示自己的博雅，来弥补自己在文化上的缺憾，显露出他们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认同。然而，他们的作品与同时代的汉族士人的诗作，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其豪爽雄毅之气，朴野清新之风，既标识着他们的民族特征，也影响着他们周围的汉族诗人。而辽金两朝的汉族诗人，将文化上的优越感，与政治上的依附心理，悖论式地统一于他们的现实人格，并或隐或显地表现于诗歌创作。—而这一切，都是在北方文化的氛围中发生的。
《辽金诗史》根据辽金两朝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选择文化视角的切人，不仅揭示了辽金诗歌生成与发展的文化一心理根源，而且准确地把握住了两代诗歌流变的独特轨迹与规律，后者在金诗的分期中表现得尤为精彩。辽金一代，历经初、盛、衰、亡，与各朝各代并无二致;但金诗的发展:从国初“借才异代”，到大定、明昌的“成熟”，到贞佑南渡后的“繁荣”，直至金王朝搜亡前后以元好问为标志的“升华”，历久不衰，渐趋佳境，与社会政治的演变发生了完全的错位。个中根源，正在于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交融互渗，以至形成一种特殊的北方文化形态，给金诗奠定了久盛不衰的基础。
作者关于金诗的分期，突破陈说，标举新见，对辽金诗史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辽金诗史》按照诗歌发展的文化一心理根源这一内在规律来划分金诗发展阶段，打破了文学史分期以社会政治盛衰为依据的案臼，从而展示出“文化视角”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的广阔前景。
《中古诗歌史》是一部断代分体文学史，却完全摒弃了以往文学史惯用的“朝代更替一作家生卒一思想内容一二三一艺术特色ABC”的旧模式。一是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二是整体性原则。前者解决研究主体与对象的矛盾，后者解决研究对象本身整体与部分的矛盾。历史是一种双重的存在:“对象”的原初性状态与“主体”的再造性理解。是书上卷，以王充“真美”为起点，以刘怨“隐秀”为归宿，以“以少总多”为骨骼，以“动情与气骨”、“真实与形似”、“新变与精致”为经络，精心营建起一个宏阔而严整的理论体系;下卷，则以中古诗歌曲折多姿的历史演进，以中古诗人凄决坎埠的』b路历程，以对文学史原初存在的创造性描述，为上卷的整体性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石和丰润的理论血肉。文学史研究的转型，便在两卷的互补与契合中完成。
本书副题是:“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这才是作者的“本意”:从文学史研究的特定角度，展示中国文化一心理的曲折演进，追踪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发展历程。这一“本意”的驱动，使得作者成功地冲出文学史研究的封闭模式，在民族文化一心理的广阔天地中，筑起他的理论大厦;而这一“本意”的最充分最畅快的张扬，则是在接踵而至的以“原始意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前期文化一心理研究》。
在中国文化一心理的漫长推演中，“中古诗歌”是一段清流，“原始意识”则是源头。作者要从原始意识之中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描绘民族文化一心理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负此重任,《文化—心理研究》“试图对历史形成与发展。负此重任，《文化一心理研究》“试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把握，以求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作者提出的“原生态把握方式”，是一个聚焦点，将是书五大编凝结为气韵贯通的有机整体;也是一个发散源，将研究模式的转型，由古典文学辐射到整个古代文化。
不论写《中古诗歌史》，还是写《文化一心理研究》，作者都是以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沉郁的生存悲剧感投身于学术的。《中古诗歌史》“刘越石”一章，花不少篇幅，叙述了“一场从未为治史者所知的和诗有关的冤案”，并且禁不住大发感慨:“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当一些人是专会罗织别人罪名的。你愈是志存远大，斗臂之徒便愈要深文周纳。你最好是做顺民，惟上之志为己志，卑微恭谦，那就会广延美誉。即使有大志亦当缄口不语，深于城府。”刘越石的悲剧，正在于他将忠良奋发之声形之于外。而这位失路英雄悲壮的引吭，又正是西晋诗歌的光荣和骄傲。
这种生存悲剧感在《文化一心理研究》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作者指出:中国的神话英雄，少有希腊神话“金桔”“金羊毛”式的浪漫，更多的是断戟、锈链、白骨、冤魂，是困厄与艰危，厮杀与死亡。中国的原始文化，不是“风骚”，也不是“龙飞凤舞”，而是“漫长祁寒的停滞，激烈狂怒的相倾”，是“自然的灾变，社会的仇杀”，是“神人相争”、“两性反目”……作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原始意识，成功地破译神话思维，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对原始精神之遒劲、苍凉与惨烈的认同，是对古往今来之生存悲剧的深切体验，是对待生活的刚健而深沉的态度，以及由此而酿成的沉雄之气、悲枪之情。远古居民的悲剧命运，与当代学人的荒古情怀，交响成大气恢弘的乐章。古今中外，研究原始文化及神话思维的学术专著并不少见，但大多缺乏一种磅礴的气势、开阔的视野以及对读者强烈的震撼，究其根本，恐怕在于论者缺少“生存悲剧感”与“荒古情怀”。
“生存悲剧”，绝非原始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刘越石们的厄运，实乃人类永恒的课题。远古乃至中古居民的生存悲剧，在文明社会中频繁重演，原始与现代于是有了一根千古不断的命脉。灌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使得学术活动与理论成果，能少一些为某种政治或经济服务的庸俗的实用气，多一点切人人之生存状态的深沉而鲜活的现实感;同时，又使得主体心灵有一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容量，从而提高作为人的存在的文化一意义的度。主体与对象，主体的生存状态，学术个性，与对象的原生情状、历史内蕴，在这个文化一意义的“度”上，碰撞交织，孕育出中国学术的沉雄与辉煌。
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研究的转型，成败之关键，在于能否崛起一个中青年学者群，在于这群人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本书作者在寂静的象牙塔与喧嚣的尘海之间，拓开了一片贴近生存状态又洋滋着雄气的学术境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当今中国的学术转型，由社会经济的转型所决定。这个时代的学者，需要学术转型;学术转型，更需要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双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