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很小，叫团圆镇。
镇上有条不宽的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清晰地能映现眉间的痣，家家户户都来河埠头上淘米洗菜，闲聊着镇里的蜚短流长。那时还没有公路，这条河是连接小镇和外界的唯一通道。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起过爷爷凌晨三点起来乘船，沿着这条河到县城卖扫帚的事。一看到这条河，我就知道我们快要到家了。今天是爷爷的忌日，按照规矩家里人都要回去。
因为是下雨天，车子很不好开，母亲一边掉着方向一边抱怨回一趟家对车子损伤多大。我窝在后座有一句没一句地背着历史，陈奕迅的声音敲打着耳膜，分秒流逝得格外缓慢。
车子终于停在了奶奶家门口。我抽出伞下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坑，父亲从后备箱里拿出海鲜和点心，隔壁的婆婆一边扒着晚饭一边和我们打招呼。
奶奶和过年时差不多，穿着蓝色的小袄围着母亲上次送她的围裙。她腿脚不便，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长年骑着一辆我小时候就有了的老三轮车出门。她一看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过分粗糙的皮肤贴在我手心，有奇异的触感。她喊我“囡囡“，不断地批评我太瘦，又说我穿得太少，我嬉笑着应着，然后亲了亲她的脸颊。客厅里的墙壁上还留着我三四岁时的涂鸦，只勾了红边的太阳像是被谁踩了一脚般歪歪扭扭，星星陪在太阳的旁边，没有月亮。
我收了雨伞，向楼上走去。
没有开灯的楼梯幽深如同洞穴，却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奶奶的，那张她陪嫁过来的床颜色昏沉得像是要融进浓稠的夜色。大柜子上压着两口大箱子，箱子里的衣服大多是她平时不舍得穿，只有在正月初一的早上才拿出来套一套的。本来还有另一口箱子，里面全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给爷爷的大衣，但奶奶从来不让爷爷穿这些，只让他裹上那件已经缝补多年的洗得掉光了颜色的棉袄。记忆里的爷爷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的衣服，哪怕我们总劝他不要太节省，穿衣服是穿不穷的，他也只是默默地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独自一人坐在平台上晒冬天的太阳。
那时候平台上还有很暖和的太阳可以晒，大家都还没有装雨棚，钝重的阳光晒在脊背上，让人想要睡过去。爷爷总是睡着睡着就流下了一滩口水，母亲会走过去用餐巾纸擦拭干净，或者蹲下来给爷爷仔细地修剪一次手指甲。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车，来去路上要花费六个小时，很少回家却一待就是一个礼拜。母亲会和奶奶一起择菜，然后被奶奶责怪买贵了菜，父亲捧着茶杯去隔壁大伯家闲聊，我腻在姐姐们身边和她们一起看当时最流行的《冬季恋歌》，一个个下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耗。
而楼上的另一个房间是属于父亲母亲的，他们在这里结了婚，办了一桌现在看来很是寒酸的喜宴。爷爷奶奶只是重新粉刷了一遍墙壁买了一张床和一口柜子，便算作了新房。忘了是在那家婚宴上，我嫌新人们分发的喜糖太难吃，父亲笑着接过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糖，仔细地剥开送往嘴里：“要说难吃，我和你妈结婚时的糖才最难吃。“长期的贫困给父亲的生活留下深深的烙印，我和母亲怎么也改变不了他吃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的习惯。他总是剩下一点汤或菜，第二天早上就着泡饭吃。要到十来岁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习惯和奶奶是多么地相似。
楼下母亲在喊我，应了一声便急忙往下跑。镇里的房子多是八十年代集体修建的，房屋构造基本相同，墙壁薄得完全可以凿壁偷光。尤其是隔壁站在空地上说话时，谈话内容能一句不落地掉进我们的耳朵。然而邻居们常不以为然地大声吆喝着，弄堂里的风不知疲倦地捎送着彼此的声音，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连起来就是一年。
楼下还在上菜。亲戚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三岁的小侄子歪站着要给爷爷鞠躬，大姐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穿着米黄色的外套和黑色的铅笔裤，头发只是简单地扎了起来，靴子也是不起眼的黑色。她的眼眶下有着淡淡的黑眼圈，但她已懒得再用粉底掩饰。她偶尔抬起头寻找丈夫的身影，她注视着儿子时眼底弥漫着的大雾般的温柔——她已经三十二岁，她已经为人妻，并且晋级成母亲。
我望着她，即使她现在目不转睛，她的眸子里也总有水波在精妙地荡漾。我想她现在过得很好，好到不需要被提醒她曾有过怎样浓墨重彩的青春，好到我无需告诉她，她曾是我既爱又恨的憧憬。
那时候她又高又瘦，一头栗色卷发总敛着万千风情。讲话的调子软软的，像是在挠着谁的心，全家人都特别宠她。那种宠爱——和我因为年幼而获得的关注不同，那是种不自觉的喜爱，天经地义地让人忍不住心生嫉妒。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除了给我一份以外，另外都是要留给她的，就连爷爷新挖的竹笋，最好的那些大部分是要给她送去的，只有三两根留下来给我。
于是我们一直不合。
怂恿我作战的究竟是不甘还是羡慕，我已经想不清楚。那是一场比分悬殊的比赛，她比分一路高涨而我只有用哭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过年时吃团圆饭，我不愿和她一桌，就连放鞭炮，都要跑到离她远远的地方去放。一边扳着手指细数对她的不满，一边对着镜子里小小的我许愿变成她，谁说只有青春期的女孩子才会尴尬？而十二年后的她在细心地为儿子挑菜，她的儿子，围在我腿边嘻嘻笑着。
大伯大伯母和三姐一家只是站在前庭，和父亲谈着二姐的婚事。父亲建议他们买套房子，大伯脸上闪过一刹那的迟疑，随即望了望大伯母。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镇里，对外面的世界的认知总停留在九十年代。父亲说现在城南的人才房价格还低，两千多一平方，买个小套的也就二十万左右。大伯母插嘴说镇里现在也造起公寓来了，一套就十四五万。母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二姐现在在城里工作，怎么可能来买镇里的房子。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拨通了在海南旅游的二姐的号码问她想不想买，二姐在那头考虑许久说等她回来再说。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母亲躲到厨房去切菜。过了一会儿母亲给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对方表示房子已经全部卖完了。
客厅里传来喧闹的人声，是要跪拜爷爷的时候了。从大伯开始，然后是爸爸姑妈，接着是大姐和我，姑父大伯母妈妈是最后才拜的。仪式其实进行得很快，奶奶已经点起火盆在烧冥币了，用锡纸做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的元宝形状的“钱币“被扔进火盆。突然想起爷爷“五七“那天晚上，戏班子在咿咿呀呀做着道场，奶奶把爷爷那些平时不舍得穿的，基本没有穿过的大衣扔进火盆，当时十二岁的我蹲在旁边，只觉得心酸。
那是我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爷爷死后哭着要一起去了的奶奶不肯在他生前给他吃得稍微好一点，穿得稍微好一点。为什么那些最后被毫不犹豫地扔进火盆里衣服不可以在生前让爷爷穿上，为什么直到死后才记起给他“零用钱“。为什么在葬礼上哭得眼睛通红的大伯会让一个七十六岁的身体孱弱的老人替他种半年的地，为什么数度哽咽的大伯母在奶奶出门时不让爷爷来自己家里吃一顿饭。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却仍然不肯打的回家，为什么我从没有耐心听爷爷说完便草草地挂了电话。
直到爷爷死后才听说的事。
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爷爷穿着破旧的淡蓝色短袖坐在家门前，隔壁朱水富拿着已经烂掉的西瓜问爷爷：“你要不要吃？“在听到“不要“的答复后，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那是十二岁时听到的事，这么多年后想起还是湿漉了眼睛。
爷爷死后的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来，隔壁朱水富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头子。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克制着不要把手里的矿泉水朝他泼过去。
——却没有资格，其实自己做的也是那么地差劲。
母亲已经收起了碗碟，一家人陆续就席。饭桌上一直讨论着黄金房价和股票。一共四只的阳澄湖大螃蟹被伯母和三姐迅速地拿走两只，另外一只给了小侄子，还有一只硬要塞给我。我摆了摆手，递给了奶奶，奶奶含混地说着牙齿咬不动了。我说你可以吃的，这个螃蟹很新鲜，不大吃得到的。奶奶嗯嗯点了几下头，小心翼翼地掰开了蟹壳。
姑妈坐在我的左侧，她是这个家里除父母亲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九个月大时就被抱回奶奶家，奶奶当时六十多岁，精神已经不济。大多数时候都是姑妈照顾我，我凌晨四点就哭醒，是姑妈抱着我走到镇上的河边，听着悠悠的鸣笛声，等我再沉沉睡去。
姑妈也老了，她渐渐地变矮，并且开始发胖。饭桌上她细数着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姑父也不断地提醒着她不要再吃虾和猪肉。话题已经转到三姐的工作，奶奶在那忿忿地抱怨孙辈们都没有回到镇上。在她年轻的时候，最远的距离也无非是她的娘家金家班到团圆镇的那么些路，而她的孙辈们在深圳、在西安，在她未知的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世界就像她正抱怨着的二十块一碗的面一样处处让她感到不习惯。在她那个年代，八分钱就可以来一碗阳春面，而一块五就能加好大的一块猪肉。那是肉最珍贵的年代，父亲至今仍记得爷爷在一个春节时说“大队里杀牛了，可以在裤袋里塞一块牛肉带回来“的样子。那个模糊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鞭炮声，弥漫在硫磺气息的春节里。
晚饭进行得差不多了，大家说起明天去爷爷坟上扫墓的事。大伯大伯母都说明天要去厂里做工，而二姐也赶不回来。只有我们一家和姑妈家有空，于是就商定由我们去上坟。
在奶奶家的夜晚总显得特别长。除了不断地换台和吃小点心外，什么也做不了。父亲和奶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争执，内容无非是奶奶嫌父亲不常回家而父亲怪奶奶总要上山去挖笋。这样的争执在每一次回家时都频繁地出现，频繁到我和母亲一嗅到火药味就上楼看电视睡觉。我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相处是否都是这样。彼此牵挂也彼此羁绊，无法好好地坐下来沟通却无法停止对彼此的关心。在我们离家时奶奶总要硬塞些本鸡蛋和新鲜的蔬菜，父亲永远嫌麻烦不肯要，然后将一叠钱放在桌子上对她说：“自己多买点吃的，不要怕贵。“
镇上的晚上没有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或者长长的喇叭声。一觉醒来已经是八点多，楼下奶奶已经准备好小汤团。我有些惊异地望着她，她竟有些腼腆地笑了，她说：“我想——我想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那么齐，不如就吃碗汤团。“汤团里加了很多黑芝麻，粘在牙齿上丝缕勾连。
我们两家人走着去爷爷的坟上。一路都是掉落在地上的叶子，踩起来沙沙作响。路修得极好，大姐穿着细高跟鞋也不觉得累，父亲笑着说：“爷爷怕家里一群姑娘走不了山路，特意选了哪一处。“山脚到坟上有一条石板铺好的路，原本是通往山上另一处坟的，不意竟便宜了我们。从爷爷的坟前向下望，不远处就是一个水库。父亲曾经说想要在退休后回到镇上，每天到水库边钓鱼，静静地陪着爷爷。坟上已经长了杂草，奶奶腿脚不好，大伯和大伯母又忙着上班，小辈们连回镇都是难得，更不要说是去坟上看看了。
我很喜欢站在爷爷坟前，有时候会想起些过往的好片段，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想。在生和死的沉默的对峙和依赖间，人总会学着慢慢望阔点。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如果真的有亡灵的话，爷爷大概也不愿意我们再作徒劳无功的悲恸。就像这一方矮矮的小土丘，爷爷进去了，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进去。他的一生走了太漫长的路，过了太艰难的日子，是该好好的，在这里歇息。我们应当来看望他，但我们不应来打搅他。
从爷爷的坟上看去，小镇也没怎么变。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大烟囱依然是团圆镇的标志性景观，人倒是一个又一个地故去了。和爷爷奶奶同辈的老人大多都离开了，他们的坟有的和爷爷的很近，有的隔着很远。这些人里有的是爷爷的好友，有的和爷爷结过仇，但他们最后还是住在了同一座山上。
下山时已经中午了，太阳终于从一片茫雾中跳了出来，却暖和不了周身的寒意——立冬了。
镇很小，叫团圆镇。
镇上有条不宽的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清晰地能映现眉间的痣，家家户户都来河埠头上淘米洗菜，闲聊着镇里的蜚短流长。那时还没有公路，这条河是连接小镇和外界的唯一通道。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起过爷爷凌晨三点起来乘船，沿着这条河到县城卖扫帚的事。一看到这条河，我就知道我们快要到家了。今天是爷爷的忌日，按照规矩家里人都要回去。
因为是下雨天，车子很不好开，母亲一边掉着方向一边抱怨回一趟家对车子损伤多大。我窝在后座有一句没一句地背着历史，陈奕迅的声音敲打着耳膜，分秒流逝得格外缓慢。
车子终于停在了奶奶家门口。我抽出伞下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水坑，父亲从后备箱里拿出海鲜和点心，隔壁的婆婆一边扒着晚饭一边和我们打招呼。
奶奶和过年时差不多，穿着蓝色的小袄围着母亲上次送她的围裙。她腿脚不便，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长年骑着一辆我小时候就有了的老三轮车出门。她一看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过分粗糙的皮肤贴在我手心，有奇异的触感。她喊我“囡囡“，不断地批评我太瘦，又说我穿得太少，我嬉笑着应着，然后亲了亲她的脸颊。客厅里的墙壁上还留着我三四岁时的涂鸦，只勾了红边的太阳像是被谁踩了一脚般歪歪扭扭，星星陪在太阳的旁边，没有月亮。
我收了雨伞，向楼上走去。
没有开灯的楼梯幽深如同洞穴，却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楼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奶奶的，那张她陪嫁过来的床颜色昏沉得像是要融进浓稠的夜色。大柜子上压着两口大箱子，箱子里的衣服大多是她平时不舍得穿，只有在正月初一的早上才拿出来套一套的。本来还有另一口箱子，里面全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给爷爷的大衣，但奶奶从来不让爷爷穿这些，只让他裹上那件已经缝补多年的洗得掉光了颜色的棉袄。记忆里的爷爷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的衣服，哪怕我们总劝他不要太节省，穿衣服是穿不穷的，他也只是默默地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独自一人坐在平台上晒冬天的太阳。
那时候平台上还有很暖和的太阳可以晒，大家都还没有装雨棚，钝重的阳光晒在脊背上，让人想要睡过去。爷爷总是睡着睡着就流下了一滩口水，母亲会走过去用餐巾纸擦拭干净，或者蹲下来给爷爷仔细地修剪一次手指甲。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车，来去路上要花费六个小时，很少回家却一待就是一个礼拜。母亲会和奶奶一起择菜，然后被奶奶责怪买贵了菜，父亲捧着茶杯去隔壁大伯家闲聊，我腻在姐姐们身边和她们一起看当时最流行的《冬季恋歌》，一个个下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耗。
而楼上的另一个房间是属于父亲母亲的，他们在这里结了婚，办了一桌现在看来很是寒酸的喜宴。爷爷奶奶只是重新粉刷了一遍墙壁买了一张床和一口柜子，便算作了新房。忘了是在那家婚宴上，我嫌新人们分发的喜糖太难吃，父亲笑着接过被我捏得皱巴巴的糖，仔细地剥开送往嘴里：“要说难吃，我和你妈结婚时的糖才最难吃。“长期的贫困给父亲的生活留下深深的烙印，我和母亲怎么也改变不了他吃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的习惯。他总是剩下一点汤或菜，第二天早上就着泡饭吃。要到十来岁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习惯和奶奶是多么地相似。
楼下母亲在喊我，应了一声便急忙往下跑。镇里的房子多是八十年代集体修建的，房屋构造基本相同，墙壁薄得完全可以凿壁偷光。尤其是隔壁站在空地上说话时，谈话内容能一句不落地掉进我们的耳朵。然而邻居们常不以为然地大声吆喝着，弄堂里的风不知疲倦地捎送着彼此的声音，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连起来就是一年。
楼下还在上菜。亲戚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三岁的小侄子歪站着要给爷爷鞠躬，大姐站在一旁静静看着自己的儿子。她穿着米黄色的外套和黑色的铅笔裤，头发只是简单地扎了起来，靴子也是不起眼的黑色。她的眼眶下有着淡淡的黑眼圈，但她已懒得再用粉底掩饰。她偶尔抬起头寻找丈夫的身影，她注视着儿子时眼底弥漫着的大雾般的温柔——她已经三十二岁，她已经为人妻，并且晋级成母亲。
我望着她，即使她现在目不转睛，她的眸子里也总有水波在精妙地荡漾。我想她现在过得很好，好到不需要被提醒她曾有过怎样浓墨重彩的青春，好到我无需告诉她，她曾是我既爱又恨的憧憬。
那时候她又高又瘦，一头栗色卷发总敛着万千风情。讲话的调子软软的，像是在挠着谁的心，全家人都特别宠她。那种宠爱——和我因为年幼而获得的关注不同，那是种不自觉的喜爱，天经地义地让人忍不住心生嫉妒。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除了给我一份以外，另外都是要留给她的，就连爷爷新挖的竹笋，最好的那些大部分是要给她送去的，只有三两根留下来给我。
于是我们一直不合。
怂恿我作战的究竟是不甘还是羡慕，我已经想不清楚。那是一场比分悬殊的比赛，她比分一路高涨而我只有用哭喊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过年时吃团圆饭，我不愿和她一桌，就连放鞭炮，都要跑到离她远远的地方去放。一边扳着手指细数对她的不满，一边对着镜子里小小的我许愿变成她，谁说只有青春期的女孩子才会尴尬？而十二年后的她在细心地为儿子挑菜，她的儿子，围在我腿边嘻嘻笑着。
大伯大伯母和三姐一家只是站在前庭，和父亲谈着二姐的婚事。父亲建议他们买套房子，大伯脸上闪过一刹那的迟疑，随即望了望大伯母。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镇里，对外面的世界的认知总停留在九十年代。父亲说现在城南的人才房价格还低，两千多一平方，买个小套的也就二十万左右。大伯母插嘴说镇里现在也造起公寓来了，一套就十四五万。母亲有些哭笑不得地说，二姐现在在城里工作，怎么可能来买镇里的房子。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拨通了在海南旅游的二姐的号码问她想不想买，二姐在那头考虑许久说等她回来再说。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母亲躲到厨房去切菜。过了一会儿母亲给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对方表示房子已经全部卖完了。
客厅里传来喧闹的人声，是要跪拜爷爷的时候了。从大伯开始，然后是爸爸姑妈，接着是大姐和我，姑父大伯母妈妈是最后才拜的。仪式其实进行得很快，奶奶已经点起火盆在烧冥币了，用锡纸做成的我不知道叫什么的元宝形状的“钱币“被扔进火盆。突然想起爷爷“五七“那天晚上，戏班子在咿咿呀呀做着道场，奶奶把爷爷那些平时不舍得穿的，基本没有穿过的大衣扔进火盆，当时十二岁的我蹲在旁边，只觉得心酸。
那是我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爷爷死后哭着要一起去了的奶奶不肯在他生前给他吃得稍微好一点，穿得稍微好一点。为什么那些最后被毫不犹豫地扔进火盆里衣服不可以在生前让爷爷穿上，为什么直到死后才记起给他“零用钱“。为什么在葬礼上哭得眼睛通红的大伯会让一个七十六岁的身体孱弱的老人替他种半年的地，为什么数度哽咽的大伯母在奶奶出门时不让爷爷来自己家里吃一顿饭。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爷爷已经撑不了多久却仍然不肯打的回家，为什么我从没有耐心听爷爷说完便草草地挂了电话。
直到爷爷死后才听说的事。
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爷爷穿着破旧的淡蓝色短袖坐在家门前，隔壁朱水富拿着已经烂掉的西瓜问爷爷：“你要不要吃？“在听到“不要“的答复后，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那是十二岁时听到的事，这么多年后想起还是湿漉了眼睛。
爷爷死后的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回来，隔壁朱水富笑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头子。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克制着不要把手里的矿泉水朝他泼过去。
——却没有资格，其实自己做的也是那么地差劲。
母亲已经收起了碗碟，一家人陆续就席。饭桌上一直讨论着黄金房价和股票。一共四只的阳澄湖大螃蟹被伯母和三姐迅速地拿走两只，另外一只给了小侄子，还有一只硬要塞给我。我摆了摆手，递给了奶奶，奶奶含混地说着牙齿咬不动了。我说你可以吃的，这个螃蟹很新鲜，不大吃得到的。奶奶嗯嗯点了几下头，小心翼翼地掰开了蟹壳。
姑妈坐在我的左侧，她是这个家里除父母亲以外对我最好的人。我九个月大时就被抱回奶奶家，奶奶当时六十多岁，精神已经不济。大多数时候都是姑妈照顾我，我凌晨四点就哭醒，是姑妈抱着我走到镇上的河边，听着悠悠的鸣笛声，等我再沉沉睡去。
姑妈也老了，她渐渐地变矮，并且开始发胖。饭桌上她细数着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姑父也不断地提醒着她不要再吃虾和猪肉。话题已经转到三姐的工作，奶奶在那忿忿地抱怨孙辈们都没有回到镇上。在她年轻的时候，最远的距离也无非是她的娘家金家班到团圆镇的那么些路，而她的孙辈们在深圳、在西安，在她未知的恐怕这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世界就像她正抱怨着的二十块一碗的面一样处处让她感到不习惯。在她那个年代，八分钱就可以来一碗阳春面，而一块五就能加好大的一块猪肉。那是肉最珍贵的年代，父亲至今仍记得爷爷在一个春节时说“大队里杀牛了，可以在裤袋里塞一块牛肉带回来“的样子。那个模糊的声音混着窗外的鞭炮声，弥漫在硫磺气息的春节里。
晚饭进行得差不多了，大家说起明天去爷爷坟上扫墓的事。大伯大伯母都说明天要去厂里做工，而二姐也赶不回来。只有我们一家和姑妈家有空，于是就商定由我们去上坟。
在奶奶家的夜晚总显得特别长。除了不断地换台和吃小点心外，什么也做不了。父亲和奶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争执，内容无非是奶奶嫌父亲不常回家而父亲怪奶奶总要上山去挖笋。这样的争执在每一次回家时都频繁地出现，频繁到我和母亲一嗅到火药味就上楼看电视睡觉。我不知道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相处是否都是这样。彼此牵挂也彼此羁绊，无法好好地坐下来沟通却无法停止对彼此的关心。在我们离家时奶奶总要硬塞些本鸡蛋和新鲜的蔬菜，父亲永远嫌麻烦不肯要，然后将一叠钱放在桌子上对她说：“自己多买点吃的，不要怕贵。“
镇上的晚上没有汽车尖锐的刹车声或者长长的喇叭声。一觉醒来已经是八点多，楼下奶奶已经准备好小汤团。我有些惊异地望着她，她竟有些腼腆地笑了，她说：“我想——我想我们一家人也难得聚那么齐，不如就吃碗汤团。“汤团里加了很多黑芝麻，粘在牙齿上丝缕勾连。
我们两家人走着去爷爷的坟上。一路都是掉落在地上的叶子，踩起来沙沙作响。路修得极好，大姐穿着细高跟鞋也不觉得累，父亲笑着说：“爷爷怕家里一群姑娘走不了山路，特意选了哪一处。“山脚到坟上有一条石板铺好的路，原本是通往山上另一处坟的，不意竟便宜了我们。从爷爷的坟前向下望，不远处就是一个水库。父亲曾经说想要在退休后回到镇上，每天到水库边钓鱼，静静地陪着爷爷。坟上已经长了杂草，奶奶腿脚不好，大伯和大伯母又忙着上班，小辈们连回镇都是难得，更不要说是去坟上看看了。
我很喜欢站在爷爷坟前，有时候会想起些过往的好片段，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想。在生和死的沉默的对峙和依赖间，人总会学着慢慢望阔点。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如果真的有亡灵的话，爷爷大概也不愿意我们再作徒劳无功的悲恸。就像这一方矮矮的小土丘，爷爷进去了，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进去。他的一生走了太漫长的路，过了太艰难的日子，是该好好的，在这里歇息。我们应当来看望他，但我们不应来打搅他。
从爷爷的坟上看去，小镇也没怎么变。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大烟囱依然是团圆镇的标志性景观，人倒是一个又一个地故去了。和爷爷奶奶同辈的老人大多都离开了，他们的坟有的和爷爷的很近，有的隔着很远。这些人里有的是爷爷的好友，有的和爷爷结过仇，但他们最后还是住在了同一座山上。
下山时已经中午了，太阳终于从一片茫雾中跳了出来，却暖和不了周身的寒意——立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