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说，诸葛亮的形象虽然是人民创造的，但它的形象内容，毕竟还是一个封建政治家。是的，诸葛亮性格的阶级限制，不能使这个充满浪漫精神的典型人物，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创造得更充分、更完美、更理想。《水浒》英雄群像，在这方面确实是显示了优越性。封建社会的人民，在诸葛亮的形象里虽然找到了智慧，却找不到改革生活的反抗的榜样。洋溢着神奇的力、勇、智的水浒英雄，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的照耀下，做出了这种榜样。这是《水浒》超过《三国演义》和一切古典小说的最大的特点，也是它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最杰出的成就。
可是，水浒英雄们却只能做出反抗的榜样，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旗帜，引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就不再是“一寸心死生可同”了，而是立即爆发了一场出路的争论，宋江是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而曾经是他的心腹兄弟的武松、鲁智深、李逵则站出来反对他，要坚持农民政权。但能够左右梁山义军行动的，却不是武松、鲁智深、李述，而是宋江。并且即使是依靠武松、李逵等，也同样不可能长久地坚持农民政权，因为他们也同样摆不脱皇权思想的束缚，提不出推翻封建制度的明确目标。
《水浒》作者在这样的情节发展里，也无法再运用他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命令”他的英雄们去发展和巩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而只能在使他的英雄们丧失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一切鲜明色彩和声音的条件下，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在一定穆度上笼罩着所谓“天是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人地中”的宿 命的阴影)，把他们从聚义高潮引向妥协投降、自相残杀，全部被害的悲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