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后，我被调人晚报主编理论版《求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股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股倾向通过抽象地讲人的价值、人道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异化，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思想战线出现了混乱现象。摆在我面前有三种选择，或迎合潮流，也跟着发一些自由化倾向的文章;或不介人，只登一些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文章;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将《求是》作为向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前哨阵地。
我除了撰写谈理论界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外，还邀请了北京理论界的名家黄机森、邢贵思等为《求是》撰稿，连续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错在哪里》等文章。我针对理论界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当前各种社会科学派别中的一个学派，企图贬低和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学术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说明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提出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绝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针对刘宾雁几年来散布的资产阶级闻观，发表了《正确处理新闻工作中的几个辩证关系—学习毛泽东新闻理论兼评刘宾雁的错误观点》。1989年我同主管理论版的副总编鲁阳同志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人宣扬随着杜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逐渐趋向“融合同一”，这种观点在那次会上很有市场，这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趋同论”。鲁阳同志当即在会上进行了驳斥，我回来后撰写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焉可“趋同”》，提出资本主义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
改变它固有的基本矛盾;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共产主义。我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积极投身斗争，也招来了有些人的责难。社内社外，我都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压力。在一次座谈会上某个广东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教授当着我说:“我就不看你们《求是》，你们只宣传中央的一种声音!”他说对了，但我并不为此羞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宣传党的声音也跟着自由化思潮去鼓噪，那还算个什么共产党员?我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自始至终，没有放一篇有自由化倾向的文章在《求是》出现;
坚持了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积极斗争的编辑方针。我又发表了《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理论宣传必须有坚定的党性原则、自觉遵守党的宜传纪律、紧密结合两条路线斗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等。1990年我去北京参加由中宣部举办的党报理论宣传的研讨学习班，我在会上对《求是》进行理论宣传及反自由化倾向斗争的作法和体会的发言，被整理成简报，也是当时研讨班唯一的一份反映地方党报理论宣传的简报。我以我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去做了上述工作而感到欣慰。
在红旗下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党员，现在的誓言还是时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