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老爹在匡超人中秀才后过世了，同严家一样，亦是大喜之后继大悲。“匡大照常开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匡超人跪在老父坟头会想些什么呢?
提到匡家兄弟，读过《儒林外史》的读者自然会想到兄弟二人在孝与智上的天渊之别。正因为这种对比是人所共知的，而笔者又不想拾人牙慧，所以这几日在匡超人篇上反复回读，想解读出一些个性化的思考。最终笔者提炼出两个问题：其一，匡大这个人物的存在价值是否只是为了凸显匡超人的孝与智。其二，抛除匡大这个陪衬，单论我对匡超人的“堕落”的不同看法。
提到匡大与匡二的对比，匡家老屋失火这一情节自然是不容错过。
【他哥睡的梦梦铳铳，扒了出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萧、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
匡大睡梦中被大火惊醒，慌乱中捧起了赖以谋生的担子逃了，却把家庭责任这个担子给丢了。亲娘老子他不管，媳妇他不要，把杂货拾得七零八落，捧了起来，糊里糊涂地冲了出去。小说中匡大的人生就如同他失火时的表现一样——糊涂!糊涂到连作者都不屑于给他个名字，只模糊地称他为“匡大”或是“他哥”。匡大的糊涂，糊涂在里外不分，族里三房叔趁人之危，强买自家老屋，协同业主和族人一同欺负匡太公。匡太公挨了一顿打，憋了一肚子气，急火攻心瘫了半边身子。这匡大非但不帮着爹爹理论，出气，反倒胳膊肘往外拐，“道三不着两”说起自家的不是。说到底，他根本没把这房子看成是自己的，他自忖老爹偏爱匡二，他日分产，这房子肯定没自己的份儿，当然不愿意出头。只是他糊涂到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弟弟，更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匡二中了相公，贺学的份子收了二十多吊钱，其中十几吊给了他开杂货小店;匡太公临终之际向超人叮咛：“你哥是个混账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样才是!”匡大的眼睛只聚焦在自己身上，看着世界自然糊涂。这倒是应了句俗语：“自己有驴心，就以为别人都吃草。”
与匡大的糊涂相比，匡超人就“太聪明了”。他为人乖觉聪颖，有眼力见儿，会来事儿，走到哪都受欢迎，都能遇到贵人。滞留杭州时，马二先生救济他;乘船归家时，郑老爹帮衬她;重游杭州时，景兰江提携他……但这种玲珑与圆滑并不是他最精明之处。正如他火中救人时的表现，先抱走不了的爹，再拉跑反了的嫂，后背吓傻了的娘，忙而不乱，主次分明。他最为精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在纷繁之中“分清主次”并且善于取舍。
匡超人的一生有两种观念从未动摇，即为他的“主”，一则是“孝悌之守”，二则是“进取之心”，其余所有皆为“次”。
首先说孝悌之守，就在他行迹最为鄙陋之时，他仍不忘“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足见这“首孝悌”他是持之以恒的。很多读者都认为前期的匡超人：“孝顺”、“善良”、“勤劳”。这孝与勤自不必说，可这个善字就要好好考究一番。匡超人为人和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小说中匡超人自始至终几乎不曾帮助过甚至是不曾答谢过任何外人。除了对家人付出以外，他始终都在索取。若说他一时拮据，要帮人是强人所难，但他中秀才后多少也有些份子钱。摆酒，谢李知县这是人际交往的必需，当真算不得知恩图报。而为他忙前忙后的潘保正，则见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性的表示，至于那救他于水火的马二恩公就更不见他的谢意了，至于潘三，在他眼里两人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不仅如此，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李知县遭了祸，要被摘印，“善良”的匡超人即使是在打探恩师祸福这件事上都不甚上心，还不如那为知县出头，围堵摘印官百姓们重情义。得知自己也受了牵连，当即埋怨“这是那里晦气”，落荒而走，“恩师”的安危便彻底忘却。
在匡超人的价值观当中，“首孝悌”却不能等同“泛爱众”。我们常说如果一个人孝顺，这个人的人品肯定差不了。但凡事不能绝对，在匡超人眼中家人与外人的界限始终都泾渭分明。他虔诚地遵循着孝悌，这既是一种本能，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彪炳。且看潘保正对知县谈匡超人：“我就说你如此穷苦，如何行孝，都禀明了老爷。”再看知县在学道面前推荐匡超人说：“卑职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笔者绝对不敢否认匡超人的孝顺，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匡二连父亲出恭都侍奉得周到如斯，绝对是假不了的。但是这也不能否认“孝”催生的利好。匡超人不能做到“泛爱众”，只能“同甘”却不能“共苦”，则又要说到他的“进取之心”了。
有人说，匡超人长夜苦读，是因马二先生开启了匡超人的功利之心。我实在难以苟同。且看两人初次见面：
【马二先生送殡回来……一个少年坐著拆字……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马二先生心里诧异，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来就是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
匡超人此时落魄到连回家的盘缠都没了，但是手中却仍拿着科考选文，虽是科考无望，但是这玫火种却未曾熄灭过。当马二先生问及：“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匡超人则答道：“晚生今年二十二岁，还不曾娶过妻子，家里父母俱存。”匡超人一个孝子，却不是先言父母，而是先言不曾娶亲。再联系他的年龄，二十二岁在那个时代早已是婚育之龄，显然这是自卑作祟，受潜意识支配，脱口而出。再联系滞留杭州，他有亲难养;老夫受欺，他忍气吞声;住在老屋几经被赶;他陪着笑脸;家中失火想借宿，受尽和尚的冷眼……他不仅尝尽了贫寒酸辛，更是体味到一位寒门孝子的无能与无奈。马二先生的引导不过是普世的价值观，却并非是他追名逐利的肇端，因为匡超人自始至终不曾放弃举业，唯有出人头地，才能改变命运，寒门子弟本就别无他途。
正是因为这颗渴求改变现状的进取之心支撑着他也催迫他，使他仅能保留道德的底线——孝，而其余的操守则都可以被忽略，被抛弃，被利用。于是他开始一段不断认同与否定，不断取与舍的进取之路。
重游杭州，他仍把马二先生惊为天人，”而景兰江却说：“我们杭喊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原文中写“匡超人听罢，不胜骇然。”“骇然”是惊惧，匡超人的惊惧不是因为偶像马二先生的坍塌，而是科举这唯一的正道被否定。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成为名士。这让一个出逃在外的秀才重拾进入名利场的机遇。
正当他暗自庆幸靠做几首诗便足以忝列名士之中时，盐捕分府对醉酒犯宵禁的支剑峰、浦墨卿的缉拿，又再一次让他否定了名士的价值，让他见识到了所谓的名气在官威与权利面前是何等不值一提。否定斗方名士的还有潘三，是潘三将匡超人从士林中带入了江湖。潘三作为一个精悍的滑吏，老于世故，手段非常。在匡超人举业无门时，是他让匡超人看到了势力的妙用。但匡超人毕竟心系宦途，投身于潘三也只是权宜之计，这不算条出路，但至少是条活路。所以这个所谓的“善良”的人，不假思索就入了伙。但是很快，势力也败给了权利，潘三入狱。匡超人又一次魂飞魄散，这场景与当年李知县失势如出一辙，他又习惯性地自保起来。讽刺的是，曾经的李知县就在潘三落网前不久再度出现，并且已经荣升为李给谏。匡超人进京求访，再受知遇，跻身于太学。在这个最接近权利中枢的地方，他将之前所有的奋斗途径追逐都一一否定了。什么名士风流，什么摆弄手腕，什么寒窗苦读，都不及攀龙附凤来得快，来得轻松。他以“进取之心”为主，不断试错，不断取舍，不断攀爬。这也正应了匡太公的遗嘱：“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知子莫若父，或许太公不是见事说事，而是非常了解自己儿子心中那颗不安的“进取之心”。
与其说匡超人堕落，不如说他是在“成长”。他像一个用手触碰寻找出路的盲人，在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中不断摸索，直至他找到一条可以满足他“进取之心”与“孝悌之守”的出路，哪怕在寻的过程中脏了手。所谓的变，应是“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而匡超人除了孝以外并没有真正抱持过诸如“仁义礼信”的善，更没拒绝过诸多的恶。他，不是堕落了，而是“成长”了，他还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像一只破开的茧，只是飞出来的不是蝴蝶，是蛾子。
再说匡家两兄弟，匡大的自私是直观而普遍的，而匡二的“自私”却是隐性而复杂的。匡大的自私可以说源于一种人类的本性，是生活所迫，而匡超人的“自私”则是统一价值体系中人性善与恶的并行不悖，原本矛盾冲突的两种观念却能够平行并立。社会风气的导引与生存压力的挤压，让他产生了一种错乱而又畸形的价值观，在他这里“百善孝为先”变成了“百善孝为限”。若匡迥是棵树，就不是那棵树长歪了，而是土壤中的种子出了问题。“迥”：显著或差距大的意思。在匡家兄弟的对比之中，在匡超人的名字的寓意中，我们不应只评判人品优劣，更是更应该思考一个人灵魂可以被环境与外力扭曲和分裂到什么程度。
匡超人如愿衣锦还乡，跪在老父坟头前的他会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