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从大局而观，是乡土性，但其中并不乏城市社会，中国乡土社会的形成，与其悠久的历史沉淀有关，从孔子时期传承至今的“礼”对构成中国乡土社会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中国乡土社会的形成，基础是农耕社会，有地才能有乡土。庄稼人一生最敬畏的便是土地，种地也许是中原人最原始的谋生手段，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地里的，一代一代，不太有变动。而大多的村民都是居村而居，村子，即为一个熟人社会，这也是乡土中国的特性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是熟识的，这一点与陌生人所构成的现代社会是有许多不同的。
孔子很推崇“礼”，各居其位，做自身应做之事，对待不同的人，应该以不同的礼对待。“礼”并不是一个靠外在权力推动的，重在教化，因此，“礼”的存在依靠的是一个主动性，否则“礼”便成了“法”，“法”是一种规矩，“礼”也是一种规矩，但不同的是，一种是硬性成文规定，一种是人心文化衡量。
西方的社会，是一个个的圈子交织在一起，自己是它们的共同部分。而乡土社会，应该说是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中国乡土的人情社会，以利己、利亲为原则，对待与自己无关的人，与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与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这可以说是双标。但这种差异在乡土社会中并不矛盾，在这种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适用，在确定了对象之后，再确定了与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采用何样的标准，这样也无非乡土人对于“礼”的一种解读，“人情”本就是一种狭隘的“礼”的存在，却是这一礼治社会的基本的体现。
在陌生人中构成的现代社会中，凡事口说无凭，需签个字画个押，这样才发生法律，而在乡土社会中，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做，大家都认为“这样子不就见外了”，在熟人构成的乡土社会中，口头契约同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来源是心中对于“礼”的衡量，这种“礼”是在多代人的传承中，是在熟悉当中产生的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是对于即将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这一切还要归于文化。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能力，在原文中来说“他有能力闭着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景中人。在当前包含的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选择累积。”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的共同社会经验，简言之，文化相当于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人又是一种群居动物。因而将人与人紧密联系的纽带，这便是文化，因为共同或相似文化，人们才能感受到民族归属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才能有所为“祖国”、“故土”等概念的出现，中国人所具有的寻根问祖的特性，源于的就是对文化的需求，而“礼”的存在，又衍生于文化之中，也难怪国人对于“礼”的这般重视，以至于它嵌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乡土社会中，乡下人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群人，但这并不能称之为愚蠢。在一个小众社群当中，语言的必要性远远大于文字，在这种面对面的社会里，人与人的交流显得异常重要，书面文字用语中“礼”的存在更容易发现些，但在生活中的言行更能让人意识到，乡土人的“礼”是由内而外的，不拘泥于形式的。
中国是一个家族、氏族观念极重的国家，一些传统地区中排斥外来人口实在正常，不过在这些社会中，注重的是传承，在西洋家庭中，以夫妇为主轴，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个团体，而在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有着显著区别，家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在于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反倒成了配种，亲子之间讲究的是负责与服从，是中华文化久来中，“礼”与“孝”的释义中重要的一环，在乡土社会中，长幼次序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伯仲叔季分得清清楚楚。对中国而言。长幼次序辈分是教化权力与家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晚辈尊重长辈，是“礼”的体现，长辈照顾晚辈也是“礼”的体现，父亲以小明称呼孩子，表示的是亲昵，而孩子若这样做，将视为逾矩。年龄上的尊重是有根据的，生活的时间长，经验与阅历自然也不会少，在闽南俗语中，有着“长你一岁相距甚远”的说法，就是这样，事实上作为前辈，看见后辈比自己各方面都要强，自然不忿，但仍然想会用长辈的威严去压制，也是乡土局限性的体现，作为晚辈，即使自身能力较强，也会去尊重，不咄咄逼人，也不失为对“礼”的传承。
相比于现在的法制社会，乡土社会更像是一种礼治社会，“礼”的存在就像是一种习惯，一种无需一纸空文去强调的本能一般，乡土社会就是中国久来的社会模式，当今的世界和社会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对乡土社会探索，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人性起源的探索，也是对传承已久的“礼”的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