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日寇的铁蹄正在临近，抗日烽火燃遍南粤大地。一天的夜晚，在新会县一处偏僻的房舍里，正举行秘密的人党宣誓仪式。
宣誓者是一位年仅15岁的女青年。只见她庄严地举起右手，向着党旗发出誓言:“我要永远跟着党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位新人党的女青年叫陈云英，出生于印尼，父亲是一位华侨小商人。“九一八”事件后，陈云英回国读书，那年她才11岁。在进步同学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从14岁起，她便全身心地投人抗日的洪流之中，在各项抗日宜传工作中，表现出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热情。新会高中师范学生党支部对她考查和培养了一段时间后，便派党员谢健和她谈话:“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人党以后可能会牺牲生命，也可能要过异常艰苦的生活，你怕不伯?”陈云英爽快地回答:“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
入党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人们发现陈云英虽然是个华侨姑娘，年龄也不大，但她在各项考验面前勇气十足，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她原来胆子很小,白天见到棺材都害怕，可是在地下工作中，她孤身闯黑路，夜晚睡山头，一切视若等闲。组织上要她当了新会县少年团的团长，她和一群少年群众，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顶着硝烟与腥风抢救伤员，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为他们洗涤、包扎伤口，给伤员喂粥水。血腥味使人作呕，可是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畏惧。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逆流，组织上决定革命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到广大农村去，以保存实力。从此，抗战8年的大部分时间和解放战争3年时间内，她都坚守在新会和鹤山的农村环境中。她平日以办学校和识字班为职业掩护，有时候晚上连煤油灯也没有，只好点着松香枝来照明，以准备功课。有时她要跟同志们一起晚上过封锁线，按规定夜行军不准点火和抽烟，只好用一根绳子把大家连起来，每个人右手紧抓绳索，跟着领头的走。他们爬山涉水，鞋子破了就打赤脚，最难熬的是碰上烧山烧剩下的草根头，踩上去刺得脚底起了血泡，但忍着疼痛也要走。她和同志们还经常没有饭吃，食粥、食蕃薯，甚至吃油甘子充饥。
1938年，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南通登陆，我诞生在跑反。途中一个叫王家缘的小村子里。据老人讲，我怀胎12个月。迟迟不降生，那是虎年闰七月十三清晨。全家本已搬上了一只小木船，正欲返回刘桥镇老家，此时毋亲发作，又举家上岸。清晨寅时，一个6斤重的男孩终于诞生，因此而未归刘桥，免遭7月30日日本鬼子火烧刘桥镇的劫难。
现在追溯起来。我是母亲生我妹妹的时候开始记事的。我比妹妹大不到3岁，可从那以后，童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至今记忆犹新，例是眼前的事。隔日就忘。在孩提时代，我是个聪敏而自负的孩子，由于8岁才开蒙。一二年级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随父母迁移到20里外的唐家闸镇，跳班在实脸小学读四年级，才上半年，又跳到工人子弟小学读五年级。这么几跳。把老本也跳完了，成绩单上开了红灯。刘桥解放后，我又回到那儿读完小学。1951年高小毕业考初中时，我们镇上13个人去考。结果我正取，另一同学备取。其余均名落孙山。
1954年在南通市崇英中学读完三年初中，我的作文成绩有了很大进步，深得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雨吉的宠爱。由于读了一本《肯特山探矿记》，我爱上地质，同时也爱上了文学，我觉得作家太伟大了，我立志要当作家。我到处投稿，到处碰壁。也受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可是，别人越是打击，我越是矢志不渝，性格也就更加孤僻、倔强。
在南京地质学校读书的三年，我的学业成绩一直很好。毕业时经国家考试，除物理外，其余全是五分(当时采用苏联五级记分法)。业余时间，像牛犊闯进菜园似地钻进图书馆，我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及鲁迅的杂文，并且开始在铅印校刊上发表小品文和杂文。
1957年9月，我与沈化麟同学坐了几天火车、汽车，又骑毛驴，被分配到山西吕梁山沟里的宁乡县毛则渠一四O勘探队，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艰苦的野外生活磨练了我。也常常激起我写作的灵感。1958年春节期间，我闭门谢客。请沈化麟把我锁在窑洞里。一天送两次饭。三天三夜不合眼，一口气写了两篇小说，随即将其中一篇《展翅初飞》投寄给上海《少年文艺))。不久，便收到编辑部来信(若干年后，我才知回信者是施雁冰同志)，对我的处女作给予热情青定。并决定在第四期上发表。想不到稿费竞有99元，相当于找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我请同组的朋友大吃大喝了一顿，余下的80元，汇给姐姐，为她添了一份嫁妆。接着第二三篇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1958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书《山谷红旗飘》，想不到一年多就印了7次。10万多册(要不是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还会印下去。因为书中写了一位苏联地质专家)，施雁冰同志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致艾苦同志—<山谷红旗以》读后，艾苦，是我的笔名)。那年，该书又被译成朝鲜文出版，这一切，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该是多大的鼓舞与鞭策啊!然而!乐极生悲。
1959年8月5日，《山西日报》发表我的800字小品文《书记养花》，引来了祸星，地质队那位党总支书记扬亩:“你不是右派就是右倾!‘从此，我不但“挨苦”，且差一点丢掉了饭碗。然而，压迫、打击却使我更加要为真理而斗争，更加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变得格外顽强，决不向邪恶低头。几年内，我一直在生活的底层磨砺，吃尽了苦头。
1964年6月，在我人生旅途中是个大转折。偶然的机会。我被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作协主席蒋牧良看中。做梦也没想到，被调到作协湖南分会。从事儿童文学。从此。我与蒋牧良先生同住一个屋枪下。他下洞庭，去韶山灌区工地。都把我这个学徒带在身边。直到1973年他辞然离世，我几乎与他朝夕相处。他那正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性格，成了我的楷模，他的人品文品在文艺界有口皆碑，对我性格与文风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和牧良先生虽然相差近40岁。但这位30年代“左联”的斗士，却是我的忘年之交，我们什么都谈，甚至当着许多要人，我敢当面跟他争论，但他却更加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收良先生病逝后，那么多人。甚至有被他驾过的人，在他的遗体前痛哭失声，而我却和他的子女一样悲拗。他过世近20年，我却时常在梦中与他相见。可以说，蒋牧良先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堪官说。因为固执已见。不愿被这派那派“招降”。受到残酷的迫害。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创痕。可是，我对人生的看法却更深一层，社会上各种人物。各种嘴脸，或多或少地都进人了我的作品。
为我爱的人，为我恨的人，为爱我的人，为恨我的人，总之，为朋友也为“敌人。我拼命写作。我文思如泉涌，一发而不可收。
80年代，是我在事业上逐渐获得成就的时期，也是我创作力总爆发的黄金时代。我于80年代第一春创办儿童文学刊物《小溪流》，为它耗尽了心血。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流的汗水心血早已是一条小溪流啊。小溪的生命源于大地母亲，虽然千难万险，艰苦曲折，它终于流向大海。
80年代，我出版了10部中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这些作品，绝大部份是在中国名山南岳衡山完成的。南岳磨镜台有个四号楼。过去是军阀何健的别里，它的年纪比我还大，虽长年失修。蛇鼠共存。甚至连门窗都关不拢，每当大风恶雨，总使人有危楼将顷之虑。然而。我却分外钟爱它。尤其那个405号房间，我从1979年起。每年炎$7月20日到8月底。几乎都在那儿写作。有人讲，南岳有员一点不假，一进南岳。人被净化了，灵感常来拜访。有时。我一天能写14000字，一个20万字的长篇，突击一个月拿下来了。我的书稿照例是一次成功，很少修改。但，每写一部书，我都在用生命拼搏，几乎都要大病一场。因此，书稿写毕，我便去旅游或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闭门谢客，休养生息。
这期间的作品，我比较满意的首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蛇医游侠传》,( 1984)和《虎胆英雄传》(1988)，都是写的家乡抗日战争中的故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很有远见，在革命历史题材遭到冷摸时，不惜工本。于1987年出版了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将军百战死》。
80年代。我除了主编《小溪流》外，也在写作儿童中篇小说方面作出努力，其中比较满意的有《金刚石疑案》(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中篇集《深山追虎记》(河南少儿出版社，1985)，还有短篇小说《小黑子和青面猴》(《儿愈时代》1979年19期。曾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创作奖)。《蛇医游侠传》介于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曾再版，共印20余册，并由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连播17天。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虎胆英雄传》。
总之。我的实践证明:人家能傲到的。我也能!文学创作上可有不同流派与风格。但我决不愿投靠谁的魔下当个小伙计。我自称“偏师。和“独立大队”，不趋炎附势，不迫逐时甩。即便暂时孤独。心灵也是充实的，即使身无分文，思想上却是富翁。我的朋友遍天下。处处能遇贵人，可我也得罪过别人。朋友的厚爱及“他人”的诬陷，我都一笑置之。
明朝陈继孺有名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这也是我目前的心境。
回想起来。我每办一件事，每写一本书，总是难上又难，历尽千难万险。从80年代初创办《小溪流》到90年代主办首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笔会。每一活动。每本书，都可写一部历险记或磨难记。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只要我认准了、下了决心去做的。总是获得了成功。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在生活和写作上，老天也会一如既往地既折腾我，又给我甜美的硕果!
193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在阳江地下党领导人黄文康同志的小房里，我高举右手，低声宣哲:“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房子里只有一张木板小床，一个书桌和几张凳子，阴暗的小电灯，照着房子四 周堆满的书籍和报纸，却没有高挂的党旗，就这样，我参加了共产党。
黄文康同志送我从国民党阳江县党部的侧门出来(当时的黄文康是由中共地下党广州市委外县工作 委员会派到阳江去的，他以国民党一个抗日群众团体成员身份住在阳江国民党县党部里)，我一个人走 到大街上，夜静静，冷清清，只穿一件单衫的我，感到了一丝寒意，但心里却火样的炽热。我这个吃 不饱饭、上不了学的穷孩子，终于成为自己苦苦追求的共产党员了。我的心跳得像要蹦出胸腔来，无 比的兴奋和激动，我真想振臂高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可是保守党的秘密，是铁的纪律，我只 好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让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我想，党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和领导，她是革命希 望所在，是革命力量的泉源，从此我要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要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时，我16岁。行 为。
在地下工作年代，我在阳春农村，除教育学生外，还千方百计地深人到农民群众中去，做宜传教 育工作。星期六，常常一个人一天走几十里路，去联系分散各地的地下党员。当时，不畏山区野兽出 没，不怕风雨雷电交加，或走田野平原，或爬山越岭，淌河水，过激流，从不叫苦叫难。为了革命的 需要，总是一往无前。
在武装斗争的日子里，抗日战争时期，我跟随主力部队，当政工队长，负责群众宣传发动工作， 经历了大小战斗和行军作战的种种艰辛。解放战争时，在游击区当区委书记，带领武工队和区队，同 战友和群众一起，顶住了外来强敌和当地敌军勾结起来的疯狂追杀，我们越战越强，不管斗争如何险 恶和艰辛，从未胆怯和退缩。因为这正是在实践共产党员的人党誓言。
解放后长期在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领导机关工作，当过秘书，做过组织工作、纪检工作、宣传工 作和党校工作。没有忘记革命的初衷，坚持党的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为名，不为利，党 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没有改变。
1983年，我在广州市妇联离休了，没有了工作岗位，但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终身的事业，共产党员 是没有离休的。我一边坚持学习，一边继续做着没有名、没有利的种种工作:参加地方党史、军史、妇 运史的资料收集研究工作。协助阳江地方平反冤假借案，落实干部政策，解决了相当一大批蒙冤受屈 的战友和老同志的问题。主持了广州妇运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担任妇联老干党支部领导工作十多年 ，支部的同志都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讲学习，讲政治，讲继续发热发光，做到老有所为，因而 连续被评为省、市先进老干支部。与此同时，还在由老战士、老干部组成的几个联谊会中担任副会长 ，和一大批退下来的老年人一起，保持着健康愉快的身心，在社会上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使大家 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更活跃、更愉快和更有意义。出于同革命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割不断的关系 ，我参加了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每年几次到老区农村，调查研究，为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奔走 呼号，为报答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做一个永不褪色的共产党员,是我的毕生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