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你们回家!”宗大伟喊出的这句话是承诺和守护，更是千山万水，隔不开爱与思念的重逢；以及归途万里，只为了望见绚丽的烟火冲入空中时的喜悦。
人们总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果我在国庆假期中没有看这部影片，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利比亚撤侨行动，我就像一株温室里的花朵，受困于安逸的环境之中无法自拔。总是纠结于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对于外面的野花所经历的风吹雨打完全没有概念，根本没有体会过那种生活的十分之一。
人民至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总书记始终不渝的执政理念。中国在撤侨、保护中国同胞方面的速度一直很快，而且武装有力。当我们的同胞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出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同胞撤回了祖国的怀抱。无论是飞机还是轮船，我们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家人接回来。
一直以来，中国的外交官都在世界各处彰显着中国精神，展现中国的担当。而他们的底气，是我们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祖国，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外交官是他们的角色，而我们也有自己的角色。只有立足当下，从每个人的身边出发，才能为祖国做出贡献。我们是时代前行的先锋，时代将责任给了我们，我们也应当成为时代的奋斗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启，需更多人发挥奉献精神，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让我们来谱写时代最强音！
指导老师：陈翡华
(《坟•摩罗诗力说》)在“五四”时代，他更勇敢地喊出打破旧偶像的口号。他力说:“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他不但坚决反对一切闭关主义，而且也猛烈攻击“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中体西用主义。诚然，在当时，他还没有按触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历史观，他只能从西洋资本主义的科学与文明的武库中取出对抗封建反动精神统治的武器，他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嫩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初期是用西洋资产阶级的文明来对抗封建的古旧文明，在客观上自有其进步的意义。
那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在政治和思想上树立巨大的领导力量，农民也没有显示其自觉的战斗力量，厌恶封建文明和向往光明的进步知识分子采取西洋的文化武器，来打碎那侄桔人民理性的精神镣铐也正是必然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以后，新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历史观逐渐代替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优越地位，旧的精神武器就不适用了。
餐迅终于明确看出了，在世界对立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即没落资产阶级的文明，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即新兴无产阶级的文化;前者支持中国反动的封建文化，麻痹中国人民的觉醒，后者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夕推进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伟大战斗。鲁迅选择了后一种文化体系来加强和刷新中国的理性运动—启蒙运动，虽然同时并不抛弃西洋进步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他不但热烈地提倡新启蒙运动，而且辛勤地介绍国际新兴的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他屡次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必要，领导以无产阶级为中心以人民为本位的大众文化运动，帮助进步文化运动者改正了许多认识上和策略上的偏颇与错误，哺育了许多新进的文化干部。
回到斜里村
乡亲们喊出的是
我的乳名
三十多年了
我的乳名
像刚出生的婴儿
仍在乡亲们的心里
暖着
吮吸着乡亲们的
乳汁
可是乡亲们的面孔
越来越模糊
以至于我有时
会把大嫂叫大婶
把大伯叫大爷
村里玩耍的孩子
我一个也认不出来
或许他们就是我儿时伙伴
少锋或小军
的孩子
村头我童年曾爬过的那棵树
不见了
让我如此揪心
我感觉我的童年被连根拔掉了
让我更心疼的是
村边我曾经大声读书的小学
如今连铃声都锈住了
破败的比不上
村东口的那座庙堂
站在校园门口
我儿时的回忆
残垣断壁 千疮百孔
在过去的岁月里
倾斜的斜里村
就是靠这所不大的学校支撑
靠孩子们的朗朗声支撑
如今
学校被撤掉了
犹如把村子的一根脊椎骨
抽调了
虽然村子不断的在添盖漂亮的小二楼
但我明显的感到
斜里村
驼背了
……
二十年前，新时代的青年们曾经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
然而，回首历史，俯瞰现实，畅想未来，又有哪一刻，可爱的人们没有以满腔的热情去企求这种待遇?
进人北大以后，便很少再回母校。只是偶然地拜望过几次文科班时的班主任。他当年所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使我至今仍然感激涕零。
初人文科班的我刚刚遭受二场沉重的打击。开学报名的那天，我站在公报栏前寻找我自己的名字，我们班被拆，昔日的同窗好友已经分人了不同的斑级。习惯性地，我从第一排找起，竟然没有我的名字。难道是被马虎的老师弄掉了?一连看了三四排，仍然没有我。最后，终于发现它竟然躲在了第五排。这怎么可能?而后，我发现我们班上的前四名现在都名列第五。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成绩单上我还名列第一呢?
好在，我如愿以偿到了文科班。
带着一丝落寞与忧伤，我的文科生涯开始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新班主任很快找我谈话。
这是一个年轻人，个子不高，且很瘦，但是显得精明强干。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谈了几句，他就宣布了对我的任命一一我再次成为学习委员。因底气不足而心虚的我连忙表示推辞。
“本人德不足以服众，才不足以为榜样，如何可当此重任。”
“你也不用谦虚。你们老班主任住我对门，他早就跟我说起过你。我们对你期望很高，也相信你的能力。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高中的学习。”
完完全全的不可辩驳的口吻，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坚决拒绝。既然有人相信我，自然不可让他们失望。他们看出我的潜力，发现了我的问题所在。这种任命可能是鼓励我，也可能是在安慰我。但无论如何我确实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期望。
班主任对我的不光彩的过去的理解使我非常感动，我的心思基本上都扑到了学习上面。
后来，随着学期的深人，班上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班主任在大家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
先是“夜聊事件”。住校的我们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熄灯后，全宿舍的人一块儿天南地北地神侃，浑然忘记了第二天还得上早操，然后还有一天的课。年轻人总是不知道节制，每天都能找到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常常是一个人很随便的问题就导致无休无止的争辩。基本上每个人均是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某人三缄其口，我们会立即以专访的方式把他拉进来，毕竟罚不责众。同学在课上精神不振，终于引起各课老师一致的抗议，消息传到班主任耳中，就导致了“夜聊事件”。
班主任先是希望我们自己招供，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同学中间讲究哥们儿义气，谁也不会把别的同学供出去，否则的话，他就别想在这儿混下去了，肯定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奈的班主任只好明察暗访，充当了一回探子的角色。开始的几天，我们一直没有觉察到，仍然在忘我的争辩。
正好，那几次我们在狂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大家同仇敌汽，倒是批出了一股凛然正气，班主任虽然听了，却隐而不言。然而，这种内容的讨论本来就寥若晨星，很快，班主任就为我们无聊的讨论所激怒。有一次，睡在窗户边的我正在为自己辩白，玻璃吮吮地吮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一看那瘦小的身影，就知道是班主任。于是，连忙钻人被窝，不敢再发一言。姑念初犯，老师并没有公开批评。以后的几天里，宿舍里安静了许多。
疼痛总是很容易忘却的，何况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罚，紧张的神经很快就松懈下来。夜聊又开始了。这一次我警觉颇高，很少大声讲话，自然也不会再有长篇大论。班主任一直没有反应，我却感到不妙，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罢。
果不其然，经过半个月的秘密监听，一份首恶名单诞生了，班主任在课堂上公开提出批评。班主任这一招可是犯了大家的忌讳，因为我们最恨那些暗地里抓住你的把柄，然后狠狠地整你一下的人。好在受到批评的只是少数人，所以还未引起众怒，但是班主任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已经由温文尔雅变得有些可怕了。
接下来又有“扑克牌事件”。
我们这些人都特别爱玩扑克(这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国粹，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小}f到大学，没有不玩牌的，当然赌博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多数人从小学玩到高中，从未间断，虽然谈不上沉溺其中，却也因此而浪费了许多学习的时间。班主任在察觉这种动向之后，就经常在中午或者晚饭的时候到宿舍里面串门，碰上了自然要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对于这种训斥，我的同学们可不会放在心上，有两个宿舍的同学几乎每天都玩。
我是比较幸运的。刚到学校的时候，学校明文规定严厉禁止在校赌博，违者将予严惩，但是对于打扑克却没有给予说明。我们就理解成了不管不问，反正也不过是一项娱乐活动。后来就常常纠结几个初中的同学在周末的时候打牌。可笑的是，当时我们竟然在教室里打牌，因为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教室里人非常少。不幸的是，政教处的主任竟然无事到处闲逛，发现我们正在进行的在他看来属于罪不可恕的勾当。我们四个(当然是四个，难道还能三缺一?)被叫到政教处，主任问了我们的名字。
我们老老实实地教待，并一再表示实在不知道学校不允许打牌，却也不敢拿出校规与他顶撞。十来年跌爬滚打，早已知道讲理是没有用的，还是老实认错，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吧。主任放我们出去，却没有作出最后的处决，我们仍然胆战心惊，不知命运将如何戏弄我们。回到教室，我们面面相舰，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提议道:“咱们写检讨吧。”检讨好像是屡试不爽的法宝，这一次我们同样因此而逃过一劫，很有可能是主任见我们认错态度不错，才放了我们一马。
以后我就很少在学校里面打扑克。所以这一次扑克事件我没有牵涉进来。班主任在经过数次严厉的斗争而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之后，终于被惹恼了。他在班上举行了一次撕牌仪式。
几位不幸被抓住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走上讲台，先是面无表情地念检讨，继而开始撕一副崭新的扑克。此后，扑克风渐渐烟消云散，后来同学聚会里却少有人提起这次闹剧，似乎都故意回避。
上大学后，同学们常常提起班主任的阴险、狡诈，初时我颇觉惊讶，不知这种评价怎么会落到这位年轻的老师头上。当我表示反对时，他们却不屑一顾。然而我可以理解老师所做的一切，我坚信这种过分的评价绝对是缘于误解。
从省城走到北京，我又经历过许多人和事，受到的误解愈多，愈觉理解的可贵;即便有时义愤填膺，回头一想却又觉得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以至于最后我断言:所有人做的所有的事都可以理解，只要你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