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王南陔（gāi），乳名十三郎，北宋时期著名的文人。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落入贼人之手，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机智，不但平安地脱险，还捉住了盗贼。
故事一
从唐朝以来，我国开始有了在元宵节观赏花灯的习俗。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国家还比较安定，所以每年都要大闹元宵节。从农历正月十三开始，都城东京（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的街道和闹市上，到处张灯结彩。到了晚上，灯火齐明，大放异彩，把个京城照得如同白昼，真是壮观极了。
这年的元宵节尤其胜往年。到了晚上，人们扶老携幼拥上街头，观赏花灯，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在观灯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肩上背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这孩子长得实在太可爱了，细细长长的黑眉毛，明明亮亮的大眼睛，透着一股聪敏过人的灵气。这个孩子穿戴得也非常讲究，特别是他头上戴的那顶漂亮的帽子，竟是用串串珍珠、颗颗宝石镶嵌而成。
这个孩子是大臣王韶的小儿子，因排行十三，大家叫他十三郎。十三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长得聪明可爱，所以很受王韶宠爱。这天晚上，他嚷着要到外边去看热闹，王韶就命仆人王吉带着他到街上观灯。
街上的花灯真是太好看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王吉和十三郎都看得入迷，没有察觉到有一个贼人正跟在他俩的后面。原来这个人一眼盯住了十三郎头上的帽子，就挤到他俩的身后，想把帽子偷过来。只是十三郎骑在王吉的脖子上，比他高出一大截，怎么也够不着，只好一直跟在后面，寻找机会下手。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这里观灯的人真是太多了，你推我搡，人声嘈杂，贼人心里不禁暗暗高兴，觉得下手的机会到了。
正好这时候，后面的人一下子拥了过来，趁着这工夫，贼人顺势把十三郎从王吉的脖子上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王吉和十三郎只顾看灯，再加上人群拥挤，两个人谁都没有发觉。
贼人背着十三郎，渐渐挤出了热闹人多的大街，朝一条稍微僻静的街上走去。十三郎急着看花灯，拍着贼人的肩膀，大声说：“王吉，王吉，你往哪里走呀？”
贼人一听，刚要随口应一声，可又一想：不行，我的声音和王吉的声音不一样，要是让这孩子发现了，叫嚷起来可就麻烦了。于是，不管十三郎怎么拍他、喊他，他就是不吭声，反而走得更快了。
十三郎觉得挺奇怪，心想：平时只要我一叫王吉，他就立刻答应，怎么现在我叫了半天，他却一声不吭呢？想到这儿，他低头一看：糟了，背我的人怎么不是王吉呢？
这种事要是让平常的孩子碰上了，准保吓得大哭起来。十三郎人虽然小，却非常聪明，一点儿也不惊慌，心里盘算：这人一定是个坏人，我得想个办法逃走，还不能让这人跑了。
想到这儿，他悄悄把帽子上的一根银针取下，别在贼人的衣领上。然后四下张望，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准备找机会喊人。
说来也巧，这时候迎面有顶华贵的轿子走过来，轿子前后还有护卫的家兵。十三郎知道，这轿子里坐的人一定是个大官儿，心里有了主意。当轿子从他们身旁经过的时候，十三郎一把拽住轿杆，大声喊道：“捉贼呀！捉贼呀！”
贼人一听，吓得魂儿都快没了，赶紧把十三郎扔在地上，然后撒腿就跑。
十三郎一点儿也没有猜错，轿子里坐的是一位皇宫里的官员。他听十三郎把事情讲了一遍，觉得这孩子既聪明又大胆，就命人把十三郎抱进轿子，随他一起到了皇宫。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宋神宗，宋神宗也觉得很稀奇，就想见见这个孩子。
十三郎见了宋神宗，一点儿也不惊慌，还学着大人的样子，又是作揖，又是叩头，那认真的样子，逗得宋神宗仰面而笑。宋神宗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十三郎用清脆的嗓音答道：“我父亲叫王韶。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名叫南陔，因为排行十三，所以也叫十三郎。”
宋神宗又问他是怎样落入贼人手里的。十三郎把刚才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宋神宗不由得问：“十三郎，你今年几岁了？”
“五岁。”十三郎回答。
宋神宗点头赞道：“刚刚五岁就谈吐有礼、遇事不慌，真不愧是大将之子呀！只可惜让那贼人跑掉了。”
“陛下，要捉住那贼人不难。”十三郎接着说道，“我把帽子上的一根银针别在他的衣领上了，那就是捉贼的记号呀！”
接着，他又把贼人长的模样、穿的衣服形容了一番。宋神宗立刻命人去捕捉盗贼。
再说那王吉发现把十三郎丢了，吓得回府请罪。府里顿时乱作一团，十三郎的母亲哭成了一个泪人。只有王韶不太着急，说：“这孩子聪明胆大，一定能够平安回来。”
果然，第二天一早，一顶轿子停在了府门口，十三郎欢蹦乱跳地跑了出来，一头扑进泪流满面的母亲怀里。
每日小练
1. 王南陔为什么又叫“十三郎”？
2. 王南陔是怎样给贼人留下记号的？
上期答案
1. 机智、勇敢。
2.《童区寄传》。
嗨啰，大家好！我是“张肥”（乳名）。我身上有许多你们不知道的秘密。
我是一个标准的小胖子，刚过十岁就已经突破“百斤大关”。如果我瘦一些，说不定还是个大帅哥呢！看，我的发型长短适中，头发硬得像刺猬的刺，还挺扎手！头发下面是光滑的额头，在阳光下几乎可以反光。
我的眼睛比较奇怪，别人都是两个单眼皮或者是两个双眼皮，而我就不同，我是随我的妈妈，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也就是一个眼睛大得出奇，一个眼睛小得出奇，双眼间夹着一个纯正的帅哥高挺鼻，鼻头又圆又光滑，就像一个兵乓球长在鼻尖上一般。
我的嘴巴是典型的香肠嘴，嘴唇非常厚。我的牙齿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摔断了，现在只剩半颗门牙，一笑起来，嘴巴两边厚厚的肉就直冲到眼睛上，使眼睛眯成一条缝，断掉的门牙露在外面，别提有多丑了。
我超级讨厌运动，因为我一运动，肚子上、胸口上、屁股上、脸上、腿上的肉就同时颤抖起来，场面极其壮观。我从小就爱吃肉，看半个小时电视的时间可以消灭三个酱骨架，或者是一整只烧鸡，甚至是更多！
我酷爱阅读，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里有将近十个小时在阅读（似乎有些夸大，不过这些是真实的）。由于经常读书，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不过，我也闹出了许多笑话。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次：在一个中午，妈妈在做饭，爸爸去出差，弟弟在小区楼下上书法课。正在看书的我突然听到妈妈在厨房里大喊：“张肥，快去楼下接你弟弟，他已经下课了!”
“哦知道了。”我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换了运动鞋，下了楼。
一路上，我不停地幻想着那本书后面的情节，居然不由自主地走到小区阅览室。我找到了我正在看的那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转眼间，已经到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左右。在这期间，弟弟的书法课结束，老师已经将弟弟送回了家。
妈妈在家里急得直跺脚，附近的亲朋好友都问过了。正当妈妈准备报警时，阅览室的管理员打来了电话，说我从午饭前到现在一直都在那里看书，问妈妈我有没有吃午饭。妈妈连忙跟管理员说明了情况，并让我赶紧回家。
我回到家，发现妈妈正准备拿衣架“伺候”我，可看到我那一脸无辜的样子后，却又哭笑不得，只好警告我下次绝对不能再犯这次同样的错。
这种爱好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可我还是不顾妈妈的阻拦，总是着魔似的阅读着。
暖和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祝我快快长大吧！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1]。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2]。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3]。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4]。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蔡元培人物生平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5-6]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5-6]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5-6]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5-6]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7]，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5-6]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5-6]
蔡元培 北大校长(4张)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8]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9]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揭开“4.12”大屠杀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乳名，小时候的大家都会有。我也不例外。妈妈总是“青儿”“青儿”地叫我。因为这是她小时候的乳名，喊起来很有亲切感，使她想回昔日的自己。
这名字一喊就喊了几十年。渐渐地，我长大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讨厌这个乳名了。
记得有一次，我正读六年级。那天天气冷几极了。妈妈拿了件外套来到我的班级，左望望，右看看。我真希望她不要给我丢脸。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师亲切地说：你是哪位的家长？”妈妈喊着大嗓子：“我找青儿。”老师想了好一会儿，说：“对不起，我们班没有这人……”老师还没说完，妈妈已找到了我。她说：青儿呀，天气这样冷，穿这么少怎么行啊！”我生气地红着脸，同学们“哧哧”地笑了起来。我无可奈何，一把拿过衣服，不耐烦地说：行了，快走！”我这时真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此后，同学们常常用这个乳名取笑我，“青儿”“青儿”地叫我……
回到家里，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妈妈房间，大嚷着：“青儿”“青儿”你总是这样叫，害得我常在学校丢尽了脸。我现在没有名字吗？告诉你，我叫“芷莹”哪里有“青儿”！你别再这样叫了！”说完，回到了房间里发泄起来。吃饭的时候，只听见妈妈的一声：“芷莹”，吃饭了。”这显然有点生硬，已没有了那一中亲切感。我后悔了。跑出房间，扑到妈妈的怀里，对她说：“妈妈，我永远是你的青儿。”妈妈欣慰地笑了。
回到斜里村
乡亲们喊出的是
我的乳名
三十多年了
我的乳名
像刚出生的婴儿
仍在乡亲们的心里
暖着
吮吸着乡亲们的
乳汁
可是乡亲们的面孔
越来越模糊
以至于我有时
会把大嫂叫大婶
把大伯叫大爷
村里玩耍的孩子
我一个也认不出来
或许他们就是我儿时伙伴
少锋或小军
的孩子
村头我童年曾爬过的那棵树
不见了
让我如此揪心
我感觉我的童年被连根拔掉了
让我更心疼的是
村边我曾经大声读书的小学
如今连铃声都锈住了
破败的比不上
村东口的那座庙堂
站在校园门口
我儿时的回忆
残垣断壁 千疮百孔
在过去的岁月里
倾斜的斜里村
就是靠这所不大的学校支撑
靠孩子们的朗朗声支撑
如今
学校被撤掉了
犹如把村子的一根脊椎骨
抽调了
虽然村子不断的在添盖漂亮的小二楼
但我明显的感到
斜里村
驼背了
……
四百年前子母离。
母亲呼唤儿乳名，
夜间落泪谁人知，
唯有刀绞痛心头。
小儿思恋娘怀抱，
白日虽笑泪难停，
独有岁月伴儿行。
四百年后母子合。
百年国耻一朝洗，
千万心结坪然开，
冰雪融化见亲情，
春回大地万物醒。
普天同庆迎澳门，
欢天喜地庆回归，
不眠之夜齐祝福，
火树银花共欢呼。
中华神龙震八方，
璀璨明珠东方红，
华夏儿女显风采，
炎黄子孙大团结。
心潮澎湃忆昨日，
放眼世界看今朝，
满怀希望盼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