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抽了大半辈子烟，居然打算戒烟！全家当然举双手赞成，毕竟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爷爷脾气拗，之前生了一场病，不停地咳嗽，医生建议戒烟，都没能阻止爷爷吸烟。这次是怎么了？爱烟如命的爷爷居然打算戒烟！原来是这样，爷爷有了小孙子，爷爷非常疼爱小孙子，但小孙子体质弱，闻不得烟味儿，爷爷一靠近，小孙子闻到烟味儿就咳嗽，爷爷为了陪伴小孙子，所以打起了戒烟的主意。戒烟可不是件容易事，之前爷爷不是没戒过，可是实在是太难受了，简直是百抓挠心！所以中途放弃了。不知道这次戒烟能不能成功？
为了戒烟成功，全家所有人都不敢提烟字，把所有的和烟有关的打火机、烟筒通通收了起来，还给爷爷准备了磨牙的蜜饯、小饼干，磨手的核桃，并且给爷爷安排了满满的日程，每天抱孙子。爷爷看孙子，越看越爱，不知不觉一天天过去了，爷爷的烟瘾不自觉地也戒掉了，自打戒烟后，爷爷面色更红润了，身体看上去更硬朗了。大家都笑着说：“还是小孙子的威力大！”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母亲，在我考上大学后，居然当起小贩来了。
说起我们家的境况，原本也不算坏的。在乡村，虽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也没有大的花销，当我考上大学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年的一大笔学费和每月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费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在了全家人身上。
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看着家里的窘境，他只有满脸愁苦，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这个时候，母亲只是很平静地说:“咱不怕，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我惊讶地注视着母亲的面庞，第一次，我发现，母亲原来也是如此刚毅而果敢。
就这样，在偌大的西京城中，在一个烈日当空，尘土飞扬，汗渍味弥漫的角落里，多了一个小摊，摊主是母亲。
每个月底，母亲便会托父亲给我送来一叠皱巴巴的钱票，我知道，其中，便有母亲辛苦挣来的一部分。
记得那是个太阳烂漫的日子，我去找母亲，远远地，我看见母亲询楼的身子在太阳下弯成了一张弓，许久，没有一个人光顾她那布满针头线脑的小摊。走近后，站在母亲前，我蓦然感到母亲是如此苍老与瘦小，她的两鬓已布满了白发，她的面颊已开始松弛，她的身材还不及我的肩膀，我的鼻子顿时一酸，我强忍着眼泪，对母亲说:“妈，这光景，还不如不卖算了!”母亲的嘴角微微地动了动，但并没有说什么，顿了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咱不卖也是闲着，只要你花钱仔细些，安心学习就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对我的这些教诲，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乱花一分钱，学习上刻苦用功，我之所以这样，不仅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小贩—是个为我而在夏日的骄阳中摆摊的小贩。
我这大半辈子走过的道路，是够坎坷的，可是我倍感充实。那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指引。
我奔波大半辈子，北抵极边，东临沿海，西登秦岭，南走琼崖，一共写了四次人党申请书。直到1986年12月14日，广州铁路局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我加人中国共产党，使我终于在69岁高龄实现了我一生的追求。我这个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老年党员，在建党80周年之际，感受良多、思绪万千。
1917年9月我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36年考上唐山交通大学，学上木建筑。可是刚念了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家庭破产，学校南迁，我成了一个流亡学生，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我来到滇缅铁路实习，不到一年，缅甸失守，仓皇西奔，人中印公路，又狼狈撤离，跑遍了广西江西云南三省，在枪林弹雨中抢修机场、铁路。可是1945年8月15日，好不容易盼来日本投降，国民党将我们遣散，我又告失业。
1949年5月，我在江西樟树迎来了解放。当时我们正濒临断粮。共产党的军代表带着粮食来慰问我们了，嘘寒问暖，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这在旧社会怎么可能!为支援大军南下，我们不顾国民党军队的炮火，立刻投人到抢修铁路的斗争中。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修，保证了铁路正常通车，我也被评为护路功臣。随后，我又被调往南昌，担任工段长，组织大修工程，接着又参加抗美援朝预备队，这份信任更令我情绪高涨。从此我真正开始了得以发挥我专长的事业。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我身边的一个个共产党员，一件件令我感动的事，使我认识了共产党，坚定了我加人共产党的信念。1952年，我调至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总队，去黑龙江林区勘设汤林铁路。时近严冬，冰封大地，粮食常常运不到工地，我们被困在工地达几个月之久。政委和大家一起坚守岗位，同甘共苦，一个盆里洗脚，一个铺上睡觉，在齐腰深的冰河里艰难地铺设铁轨，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绘的场景不相上下。但环境虽如此恶劣.工地却常充满了笑声，因为这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大家都情绪高涨。1958年，我被下放到郊区农村，从事农田劳动。我又亲历了农村的党员干部带领农民大兴水利的热火朝天的场面，他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我深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是大有希望的，我衷心向往。下放回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递上了第一份人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