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是我的校友，低我三级，当时记者站招新时，小得引人注目。一问，果然这样的年龄是可以坐到初一的教室里去畅想未来的，看来她还是蛮有才的。
梅子姓朱，名传侠。叫声梅子，倒也显得格外亲切。她的口才很好，可以滔滔不绝地坐在你对面说上几个小时，而且很长时间连个逗号都不给你。
她是那种疯丫头型的，朋友说这叫野性美，野就野吧，她走时像跑，跑时像什么却形容不出了。刚进记者站时，浓郁的文化氛围把她也熏陶得想写点东西，后来就拿了文章让我看。我从前到后，又从文尾到文首看过去，感觉除了字写得工整外，别的却说不上来。后来她就很少送了，我以为自己那不够格的见解轻易地就将她那不稳定的灵感送回了娘家。
起初的新鲜感很快随着对周围环境的熟悉而减少了，甚至与操场边梧桐树上的叶子一起在秋风中消失了。课本每天讲几页梅子不是很清楚的，保持睡懒觉习惯而不吃早饭的她总觉得上午的末堂课拖得老长。拖堂在我们那样的中专学校是可以写进校史的，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很“惆怅”，这个词是她对我说的。我估计她是想表达一种介乎于迷惘与失望之间的、不痛但让人腰酸膝软的症状，但我觉得一向擅长表达的她这次用词却不恰当。人常会这样，在不断的心灵冲突中重新打量自己的方向。梅子毕竟是一个才十多岁的孩子，初次离家，初次来到这个都市，初次用稿子去照顾稿箱里不景气的“生意”，拿到首本刊物时却发现作者多半就是开会时坐在旁边的学兄学姐们。
她的学习底子不好，梅子曾以为上了中专就不用读高中。对呀，她想的没错啊，只是人生担负不起过多的尝试与假设。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很沉重。我的初衷是进了中专就可以早点毕业，早点赚钱，也就早一点自由了。经历的事多了以后，方知小学老师的话“幸福的生活要靠辛勤的付出”的道理。读中专时，班里几位美女同学想用和某方面比较突出的男生演绎爱情的方式来证明后者不是前者的必要条件，结果总是一堆肥皂泡泡，而泡泡终究是会破的。梅子却是很清纯的，她的意识还停留在天真的年龄段上。我是想扶她一把的，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段时日，她有什么困难，我都会尽力去帮忙。
我要回到小镇上高中了，临走前两天，梅子说她要送我的。当我整理好行李时，她送来了一个装满五颜六色的纸星星的瓶子，还有海螺、贝壳什么的。同来的一个校友告诉我，为了赶着折好纸星星，她的手都磨破了。我强烈要求，梅子还是没让我看，只说了一些“你会成功的，我们相信你。”之类的话。在她们的眼里，我是成功的。在一个走不出两站峥就没了名气的中专里小有名气的学长，是很优秀的，这是她们的思维逻辑。
我上大学后，军训期间收到了梅子的信，说她振作多了，还剪去了长发。我想，她已懂得如何承受，有点现实感了吧。
偶尔也接到她的电话。电话中我多半只是静静地听着，间或在她换口气或问些什么的时候插上几句。她现在状态不错，一直在课余学习美术，且有一定的功底了。她请我有空闲时给她一些指点，只是我碍于面子，没有告诉她从寄来的画中不难看出我们已不在一个艺术水平上了。
元旦那天，梅子居然跑过来看我，并带了几本记者站的样刊。后来，我在样刊上看到了一些她写的文章，读后感觉她应是读了不少书的。那天雪很大，路很滑，我们一路踩着雪，她从学分制说到奖学金，后又从刘德华说到photoshop，说着说着，跑到我后边说:“我踩你脚印，向你学习，就能跟你一样优秀了。”
天很冷，我送她上了公交车，车爬得很慢，而且，她下车后还得走好长的一段路才能到学校。
梅子，一路走好。
我是师大附中的一个老校友，1926年考入母校初中，1933年高中毕业，看见母校校庆的消息，使我很高兴，自然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愿意写出来，向全体校友们作个汇报:
第一，我们的母校是享有盛名的高质量的中学，不仅在华北甚至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名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师的阵容比一般的中学要好得多，就拿我在校的那个时期，主任是林砺儒，他是一个思想进步、勇于改革的教育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曾任教育部长和高等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也在母校教过西洋史，他讲课技能及教学内容的思想性，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教高中国文的董鲁安老师，曾兼任燕京大学的教授，讲得很好，后来改名于力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另外像学识渊博、教学方法好的程春台、傅种孙老师，他们都是师大数学系的教授。化学老师王仲超，国文老师夏宇众、石评梅、黄庐隐等老师学识造诣深，讲课极受欢迎。这样的师资阵容保证了学校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浓厚的学习气氛。
第二是有一套长期积累下来的好制度，这是母校办学成功的另一方面。当时高中分文理两专业班，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志愿，在必修课外分别选修一些专业课，如文科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英文文学名著;理科的微积分、高等化学等，为考大学做好了准备。全校设有学生自治会，各班都有自治会，通过自治会的活动，增进了同学之间相互砒砺、团结互助的气氛。每天课间操巧分钟的锻炼，增进了同学们的健康。各班设有班主任，由责任心较强的老师担任班主任对同学们关心、帮助，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赞扬。
第三是具有良好的教学设备，学校建有各种实验室，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仅就化学课实验来讲，有精密天平好几台，足可供一个班实验用，化学药品和试剂也很充足，学生们通过实验掌握了做鞋油、墨水、雪花膏等日用品技术。图书馆藏书很多，足可满足学生阅读课外书的欲望。体育设施也相当齐全，有200米跑道的田径场，有足球、篮球、排球和网球场地，设备的完善使学生能够德、智、体全面发展。
第四是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由于师资水平高、设备完善和严格的学校制度，使学校办学成绩显著，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就我在校的时候，就涌现出像段学复、马大献、姜泅长、张骏祥、杨联隆等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当时高中毕业生升大学几乎没有问题，有的大学像燕京、南开、师大、辅仁可以免试录取，实际上是保送人学，考人清华、北大的也很多，他们在大学都有突出的成绩。在课外方面也培育了不少著名人才，像程派表演艺术家赵荣深就是附中国剧社的成员。1980年8月28日的人民日报曾提到了附中国剧社这个组织。学校男子排球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华北地区的首位，附中足球队在北平也是很有名声的。
“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是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阳光永远照耀着我们的附中!
我是师大附中1945届高三(3)班毕业的校友。这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在日伪统治时期，但是师大附中严谨的校风学风，就在那种条件下，也仍然培育出一批有用之材。
附中的师资队伍是强大的。至今，很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好像就在眼前。高一时教几何的吴越千(鸿途)老师，给我的印象深极了，他的课讲得极具启发性，善于引人思索。到高三时他又教我们的大代数，这时我找了一本英文原版的范本大代数，自己学习，自己用英文做题，我自学的进度总在老师讲课之前，因此很多地方我在上课时就不再听讲，只拣自己看书时觉得领会不够深的地方，有选择地听一点课，上课时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题，我坐在第一排，我的这些作为老师是完全看在眼中的，但吴老师绝不干涉我。有时我也会找到老师问两个问题，他也总会很好地回答我的问题。师生间配合得很默契。在三年中我得过两三次(记不清楚了)某科(数学)成绩特别优良的奖学金。
附中的教学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从高一的生物(李老师)，高二的化学(符老师)到高三的物理(毛鹤龄老师)，都不只是课堂讲解清楚深刻，而都十分注重实验。讨论这三门课程的实验课，我们都是十分重视并非常感兴趣的。
附中不仅是理科的老师强，文科的老师也都不弱。教语文的徐老师不仅课教得好，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阅读与写作的基础，这可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啊!在高一时学校开设了文学课，讲授了一些优美的诗词，这实际上是给学生以艺术上的、美学上的熏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日语的课时较重，英语每周只开两小时，但教英语的刘老师还是很认真的。日语有一段时间是日本人教，以后改由一位姓翁的中国老师教，在翁老师的课堂上，是惟一的教师并不认真教，学生也不好好学的一门课。日语成为当时大家敷衍了事，能混就混过去的课，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学生们仇日的一种心态。
附中是很重视体育的，班级间的篮球赛、排球赛，是经常举行的。另外体操活动、田径活动也都经常举行，这些都反映在校运动会上。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附中教学的特点是:基础知识抓得紧，平时有了比较浓厚的积淀，在考试面前，临时抱佛脚的事情就少多了。1945年暑假，我们毕业之时也正赶上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大学人学考试时，日本还没有投降，但形势已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一拨人在高考的前一天竟结伴到郊外游玩，绝没有今天学生们应付高考那种紧张的心情。
中学毕业后，先在师大数学系念了一年。1946年当西南联大及其他几所著名大学都复员回到北平后，我又毅然从师大退学，分别报考了清华、唐山交大、北泽大学三所大学，并没有开始什么系统的复习，就靠在中学的那点知识基础，三所大学都录取了我。这是我应该感谢附中的，感谢附中对我的培养，我之所以能够人读清华大学和附中对我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附中对我的培养，绝不只是学到了如此深厚的基础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在老师们循循善诱下，逐步知道了应该如何学习，初步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我觉得这才是附中对我最深刻的教育。希望附中在探索素质教育的征途中，更好地发扬自己优良的传统，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纪念附中百年校庆，要出一套校友回忆录，主编之一是张恕老师。
张老师当年教我们语文，也是班主任。她说出回忆录很缺我们这几届的，动员我写一篇。我们这几届，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应该是1963一1965年进校，1966 - 1968年初中或高中毕业，但那动荡的岁月中断了我们的学业。用“生不逢时”，当不为过，失意时也常拿来慰藉或是开脱一下自己。不愿写回忆文章，或是写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来，也是无可厚非吧。
毕竟师命难违。于是开始搜索枯肠，努力从记忆深处掘出些尚可一提的故事来。近几年来时尚，也是情感所播，旧日的同学们不时聚会一番，谈笑间少年趣事宛如昨日。在我辈沉重而单调的中年生活中，感觉是最好。但要找件往事付诸于文字，还真是颇费斟酌。正是举国注目悉尼奥运会时，陪家父看比赛转播，很觉投人，引为几年来难得之一快事。看着，看着，觉着有了些许。
附中不仅治学严谨;体育亦有传统，我在校时就有数人保持着中学生全国记录，在青岛得过冠军，幸今天的话说，就是金牌选手。校运会也是大事，按班记团体分的。笔者少年时身小力亏，校运会时报不上什么项目。那时尚未流行“重在参与”一说，只是知道上级叫干啥就于啥，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等等。流行的是与工农相结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比学习成绩不好还要为人耻笑。附中的文化沉积固然厚重，也难免时代的烙印。1965年的校运会有一个“挑担子”的项目，器材甚是简单:一条扁担，两只铁桶各装半桶沙子。距离大概是50米往返，俩人一组竞赛。我奋勇地报了名，记得是和同班同学常安中分在一组。安中有些根底，挑着沙桶仍身轻如燕，潇洒走了一个来回。我却是竭力平衡着担子，步履维艰地耗到终点。没为班集体总分有所贡献，难免心情沮丧。跑到三楼(当时只有一座楼)上看梁宣虎和李雄比赛跳高，却得到王曼英(65届高三)的一番鼓励，她说观看他们两人龙争虎斗，夺取头名，固然可喜;但像我虽然落后，仍坚持到底，亦属欣然。
后来刻苦锻炼，随着班里的灿板队的同学做俯卧撑，悠双杠;跟毛福才(铁兵，66届初中)围着跑道蹲走;还有一段儿每天跑着上学，甚至到农展馆去看大寨的展览，都和一伙同学长跑而去，颇省了些车票钱。数年后居然也算出息成人高马大。就连挑担子也没白练，安中回忆起在和平公社劳动时，我们俩挑土很是不错，还曾发明过一种提高工效的多筐操作法。离开附中的岁月里，更没少了下农村，担水挑柴再没有皱过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担子，英文是burden，也有责任之意。挤辈失落了十年黄金般的求学时光，然而，时代的重任，人生的重负，或许还有师大附中这块牌子，一样沉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肩上，迫使我们总要戮力而为，督促我们不敢懈怠须臾。所以，我们活得累，活得不潇洒。即使有时看来潇洒，也是因为我们曾经沧海难为水，兼有知天命吧。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如意之一二，已足慰平生。生不逢时亦逢时，我们经历过那段光阴，见证过那个时代。做为附中人，我们也深以百年华龄的母校为自豪，祝愿母校常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