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动剥削者及其走卒们(所谓“阔人”、“上等人”、“正人君子”之类)，惯于提倡各种反动的复‘古思想和守旧精神，但他们自己却并不信守这些，他们只不过是拿这些作为欺骗和禁锢民众的符咒。鲁迅揭穿了这种虚伪的鬼把戏:“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正是中国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卑劣特点之一。
他们自觉地用扮戏的丑恶姿态来欺骗群众，遮掩自己的卑鄙醒艇。但是因为民众被麻醉太久了，不容易看穿他们的虚伪，于是被他们所利用的“传统的权威”压迫得不见天日。撕破他们的伪装和假面，打翻那蒙蔽大众耳目的畴统的权威”，这正是一切民主主义者最重要的启蒙任务，鲁迅正是最果敢地执行这任务的殊勋者。鲁迅正确估计了封建意识形态对于人民的危害作用，但他深信反动统治者要依靠野蛮的精神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剥削制度与压迫权力，是决不可能的，理由是，他们“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这正是一切反动统治者不能补救的遗憾。正因为人民大众不尽是自甘居于奴隶地位的，所以“阔人的天下一时总难得太平。”鲁迅对中国人民并不绝望;他热烈地相信凭着人民大众自己的“猛志”与“实力”，是一定可以冲决统治者所设的天罗地网，颠覆“阔人的天下”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自觉的人民大众“总是踏了这些铁茨黎向前进”。大人老爷要想熄灭那燃烧在大众头脑中的反叛思想，岂非枉费心机吗?但鲁迅认为黑暗的逆流阻力太多，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敌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进步分子有系统地坚忍地进行艰巨的改革事业。
他说:读史，就愈一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所说的国民性的改革，就是在粉碎反动统治者的精神牢狱的战斗中，创建民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代替腐败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一个艰巨的启蒙事业。当时他认为依靠中国的固有文化，决不能执行这种事业，因此只有输入西洋文化的血液，才能疗救中国民族的精神败血病。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就曾指陈:“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