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为省钱，患癌不医治，巨额遗产让女儿泪崩”，此类新闻层出不穷。“中国式”父母的爱，从来都是倾囊而出，毫无保留的。但这种爱，这种高于自身的“奉献”，真的值得提倡吗？
虽然本意是好的，但老人的“慷慨”，易使子女“堕”入温柔之乡，而不思进取，不知勤奋。爱不是温床。这样的爱，与其长出畸形的花，还不如烂在地下。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的爱，不应只停留在物欲层面。林则徐曾在书中写过一幅对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林则徐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清晰地认识到：钱财对子孙来说总是有违初衷的。父辈的成功永远不是子辈骄傲的资本，而是其奋勇前行的动力。
孩子的成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且对父母的爱的方式是一种考验。若是过于溺爱，往往使子代看不到父代的艰辛，而只知挥霍享乐。王思聪，作为中国“首席”富二代，对父亲雄厚的资源不知利用，整日梨园花球，正是青春年华，却丝毫看不出他“先挣他一个亿”的雄心壮志来。富二代同时也是“负”二代，他们其实肩负着更加沉重的任务，要继承大厦，要坚实臂膀，若爱成为了依赖，那么社会上的就都是“巨婴”“白眼狼”了。这大概是富不过三代的真正原因吧。
中国的父母们啊，赶快架起你们的长筒望远镜吧，擦亮眼睛，把视野放宽到子女长远的未来吧。看看在他们踽踽独行于世时，到底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爱有和风细雨，兼有狂风暴雨。据说在古斯巴达，新生婴儿需在烈酒中浸泡一天一夜，五岁开始军队训练，十岁便可上战场；还有狐狸，狐狸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清窝，即等幼崽长到一定年岁，便全部被妈妈赶走。这样的爱毋庸置疑异常残酷，但就是这样的爱长成了“温泉关”勇士和丝林中最狡诈的猎手。爱，可以是慈母手中线，如细水长流，但真正的雄鹰，往往诞生于悬崖峭壁中。
若不想子女“溺”死在“富贵温柔乡”里，便要有致千里的眼光，放手一搏的勇气，吞吐智慧的大爱，你有吗？
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年近八旬的爷爷正坐在椅子上手捧一张《通告》端详着。我叫了一声爷爷，他老人家抬起头来，透过老花镜，欣喜地望着我说:“噢，你回来了!县上发出了《通告》，韩城的古集会恢复了。明天咱们跟你爸爸去赶集卖猪!’’ 我一听高兴得心花怒放，巴不得明天早些来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一家人便起来了。我们吃过了妈妈做的葱花面，邻居的几个小伙子帮着我们绑好了大肥猪，套上队里的大白骡子车。爸爸赶着车，我和爷爷也同车去赶集。时令虽已隆冬，天气却温暖如春，和煦的阳光，照得我身上暖烘烘的。 大白骡子四蹄快如风，拉着大车在新铺的柏油路上向前奔驰。个把钟头，就到了收猪场。一过秤，这头大肥猪整整过了二百一十斤，一算账，卖了人民币一百四十二元八角整。爷爷高兴得眉开眼笑。
爸爸说:“国家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样是卖一头猪，今年比去年每百斤就增加收入二十多元。”爷爷兴奋地接着说:“党现在的农村政策，可定到咱农民的心坎上啦!”“那今天可得给我买本数学参考书呀!”我连忙抢着说。 “那没问题!”爷爷嘿嘿嘿地笑着答应了。 卖猪回来去赶集，老少三辈心欢喜。大白骡子车拐向南桥，我们进入了集市。古老的韩城，今天显得特别热闹。不管东关西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商店内，日用百货，样样齐全，有买有卖，热闹非凡。我和爷爷下了介屯，从人缝爪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了新华书店，我一眼就看见柜上的 《初等几何》，爷爷给我买了一本。我手捧新书心高兴。爷爷也买了一本《养猪手册》，他一边翻着一边说:“党现在处处为咱们农民着想，咱也得为国家养好猪。”
爷爷的话说得多好啊! 从新华书店出来，我们又来到了猪羊市场，这里可红火啦!一片热闹。我们来到了卖猪娃的地方，这里的猪娃可多啦!一头头胖墩墩的猪娃，睡在那儿晒太阳。我们捉了一头圆墩墩的内江猪娃。我跟着爷爷走到西关的大路上，爸爸的大车早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把猪娃放在车上，看看太阳已到头顶上，我们的肚子有点饿，于是就准备买饭吃。 卖饭的地方另有一番景致:油糕喷喷香，面条细又长，蒸摸白又大，恰烙一口凉。服务人员的态度和前几年大不一样，亲热地招呼着:“老人家，快坐下。”爷爷高兴地坐在矮凳子上，自言自语地说: “听不到这种招呼声已经十几年了。”过惯了俭朴生活的爷爷，说什么也不吃好的，只吃素面条。我们三人吃了饭，付了饭钱，就到供销社给妹妹买了件花衣裳，给弟弟买了个文具盒。 爸爸把车赶到了姚庄坡下，这里有新开放的粮食自由市场，一装装小麦玉米堆成行。因为我家今年盖新房，所以缺点细粮吃，要买些小麦。爸爸和卖麦的人商量好价格，县粮站的女营业员帮着过秤，算账，粮价略高于公价。
这样互通有无，满足了大家的需要，没有一个不夸赞党中央的政策好。 太阳偏西了，我们的大车往回走。邻村的韩大爷也坐上了我们的车，一路上，说东道西，讲个不停。他说:“老哥，前几年‘四人帮’的‘社会主义大集’，可把咱农民坑扎啦。” 那是‘挂羊头，卖狗肉’，给咱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爷爷气二愤地翘着胡子说。 披着晚霞的余辉，我们回到了家里。弟弟见了文具盒，妹妹见了花衣裳，高兴得又蹦又跳。妈妈端来了热腾腾的米儿面。爷爷顾不上吃饭，又拿起那张恢复古集的《通告》，不住地说:“这件事可办到农民的心上啦。”我望着爷爷，只见他满脸的皱纹舒展了。
〔评语〕 这篇记叙文，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落实，集市活跃，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
我年逾八旬，走过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道路，曾多次因祖国面临生死存亡而优心忡仲，也曾为新中国气象万千而欣喜若狂。回顾我五十多年的动画艺术生涯，是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给我力量，使我历经艰难辛酸终不悔，坚持以动画艺术为祖国服务。
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国人除汉奸外无不义愤填膺，全国处在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潮中。我和弟弟古蟾、超尘拿起画笔，运用反帝题材，为上海几家电影公司绘制了十几部短本动画片，让动画片参加反帝行列。作品有拒毒片、提倡国货片、反帝片《血钱》、《航空救国》、《民族痛史》、《新潮》等。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反对日帝的怒潮更为高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被迫停顿，我们被解雇。国将不国，何以家为?我和弟弟决心离家参加抗战。当时我们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参加动画片工作，把全国人民同仇敌汽昂扬的战斗情绪倾注在我们的画笔下，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绘制了《抗战歌辑》、《抗战标语》、《抗战特辑》等动画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对宣传、鼓动民众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我当选为协会第一届理事。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常来中国电影制片厂看望大家，与我们兄弟几个相遇时总是点头致愈，亲切握手。我们还多次参加过电影界进步人士组织的活动，聆听共产党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一切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救育和鼓舞。后来我们根据《西游记》“三借芭蕉扇”片段，把它改编或《铁扇公主》，其中隐寓影片主旨，暗示“全国联介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铁扇公主》是我国第一部为国争光的长篇动画片，片长八千余尺，在我囚以及在东南亚各国广为放映，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九年初，我因生活困难去了香港，在长城电影公司筹备拍摄彩色动画长片《昆虫世界》，以遂未竟之志，但终因经费难筹及缺乏熟练技术人员而作罢。我不得已改作电影布景工作。此时，我意气消沉，心如稿木死灰，心想这一生再也没有可能重提画笔绘制动画片了。
平地一声春雷，新中国诞生了，我死水般的心情顿时起了波澜，这真是绝处逢生啊！我贪婪地阅读来自大陆的每一条消息。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弟弟古蛤参加了进步人士组织的读书会，初步接触了革命理论。我作画、剪影，积极参加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画展，渴望早日回到大陆用动画艺术为人民服务。在我决心回来之际，香港有儿家大广告公司要我留下绘制商业动画片，说什么付多少报酬都可以。可我宁可不拿高薪，唯求早日回到祖国大陆。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又一次参加香港电影界代表团回来观光，到广州后我就再也不愿离开了，留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
多少年来，继《铁扇公主》之后，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绘成动画的愿望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由于道路坎坷，这一愿望只能深埋于心底。回来后，祖国的关怀，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使我又焕发了艺术青春，深埋于心底的夙愿重又萌芽。党为我提供了许多良好条件。为了把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早日奉献给观众，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给我力量，使《大闹天宫》在艺术、技术上都有一定成就，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和几项国际电影奖，其中包括一九七八年伦敦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这一切，使我更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用画笔来为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化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