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儿时，父亲常塞给我三角钱，打发我到街角的杂货铺给他买烟。偶尔父亲也会在毛票中夹一枚五分硬币作为跑腿的奖赏，让我买喜欢的糖果。每次小手攥紧硬币，屁颠屁颠飞奔出大杂院的时候，心里像吃了块话梅糖似的。
因为经常为父亲买烟，民主路文化馆隔壁的一家杂货铺，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依稀记得杂货铺低矮木质门窗有些年月了，木板上蓝色油漆经过风吹雨淋，几处油漆已经脱落，留下了斑驳痕迹。虽说杂货铺只摆着两三节柜台，可应了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油盐酱醋到蛋糕、饼干、罐头、烟酒等一应俱全。
在杂货铺泛黄的纸糊顶棚下，横陈着冷冰冰的木框柜台。台面上的玻璃经过反复摩擦，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与柜台同样缺乏温热的，还有柜台后面那张冷漠的脸。80年代初期，售货员是个热门行当，顾客买东西经常要看她们的脸色。
记得一次前去买烟，由于几张毛票在手里攥久了，递给新来的一个女售货员时没有将票子展开，她拉长脸极不情愿地将一团纸币捋顺，然后慢吞吞从货架上取出一盒“黄金叶”，重重丢在柜台上。“黄金叶”如同风吹落一般，在柜台玻璃上连续翻转两圈才落定，而我的委屈也随着“啪啪”两声重响翻涌在心头。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打发我去买烟，我有意沿民主路多走几步，而选择另外一家商店。与之前的杂货铺相比，位于南宅子附近的商店规模大档次高。一楼大厅显眼位置，摆放的是一溜糖茶烟酒柜台。只要顾客踏入店门，映入眼帘的是陈列在柜台里的各式糖果，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在玻璃映衬下熠熠生辉，无时无刻诱惑着顾客的眼球。
在物质匮乏年代，只有过春节的时候，家里才舍得称上一两斤糖果招待客人。那时流行牛奶糖、太妃糖、酥糖、高粱饴和话梅糖。将几样不同口味的水果糖、牛奶糖等掺和在一起的杂拌糖，同样也深受人们的青睐。在众多糖果里，咖啡色蜡纸包装的话梅糖可谓一枝独秀，以其独具特色的口味赢得了顾客的心。尤其夏天，口渴了噙上一块话梅糖，水果酸酸甜甜的清甜瞬间溢满了唇齿间。
记忆犹新的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商店内部通向二楼的水泥楼梯前始终竖立着一块“顾客止步”的牌子。只夏天来临，那块牌子才不见了踪影，因为二楼的冷饮店开张了。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带我来到冷饮店。偌大的房间里，摆放了十几张圆桌。尽管窗外艳阳高照，可空旷的大厅食客寥寥。大圆桌寂寞地立在水泥地面，像是在睡午觉。唯有天花板上六台电风扇“吱扭扭”转得正欢，不时送来阵阵清凉。
看见有客人进来，穿白大褂靠在椅子上打哈欠的店员收拢了倦意，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父亲掏出几角零钱，买了两瓶汽水和两份冰激凌。我拽着父亲胳膊找到角落位置坐下来。不一会儿，两份盛在蓝色铁盘子里的冰激凌端到了我们面前。我睁大眼睛注视着盘子里两只球形“精灵”，想象着它最初的模样。
父亲催促我动勺子，我这才小心翼翼挖了一勺乳白色冰激凌送至口中。一丝冰凉霎时窜入喉管，驱除了缠绕在心头的烦闷与燥热。我一边细细品尝着奶香味的冰激凌，一边啜饮着橘子味的汽水，心里别提有多快乐。我小声告诉父亲，因为担心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突然坠落，所以才选择靠边的位置。
我的话惹得父亲“噗嗤”一声，差点将刚送入嗓子眼的汽水喷出来。父亲的窘态也逗乐了我，一老一少两种不同笑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冷饮店上空。我幻想着时间如果可以静止该有多好，这样就可以多享受一会儿午后美好的时光。
吃完冰激凌，父亲示意我别乱动，麻利地从口袋掏出方格子手绢，在我脸颊揩了几下。他笑着说，我满脸蹭的都是冰激凌汁，如果不擦干净，过会儿走在大街上太阳一照脸要花了。不知怎的，以前自己用手绢擦鼻涕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手绢有多软和，可这次父亲给我揩冰激凌汁的时候，发现手绢是那么绵软。
从冷饮店出来，继续跟着父亲沿民主路向东前行。用不了几分钟，就会路过小城最大的一个书店。书店大门外立着一摞摞深褐色门板，厚重、沉稳的门板，好像一本本放大的书，记录了小城岁月的变迁。
父亲喜欢阅读。只要时间充裕，他就与书香为伴。路过书店，像是遇见了老朋友。进门的时候，我特意瞅了一眼硕大的橱窗，发现里面摆放的书依然一副老面孔，有几本书封面的颜色暗淡了，也没有及时更换。我想，肯定是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所致。
一年四季，书店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香。悠长的油墨香伴着高大、沉稳的木质柜台，带给人一种庄重感。有意思的是，每位走进书店的人，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双脚跨入门槛，嗓子和脚像是施了某种魔法，说话的时候不仅压低了音量，走路的时候脚步也变得轻盈了，生怕脚掌发出的响动惊扰了看书的人。
我像影子一样跟在父亲身后。父亲也只管看他的书，似乎一时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徘徊于连环画柜台，不时踮起脚尖，努力搜寻着货架上摆放整齐的一本本连环画。由于认识的字不太多，只能看看热闹。而站在不远处的父亲，手里捧着一本书，时而眉头紧促，时而面露微笑。我在书店待久了想出门透口气，于是悄悄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角，提醒他该回家了。父亲这才缓过神来，轻轻合上书放回原处。
每次逛书店，都能撞见文学柜台后面那位卖书的大叔。与其他营业员不同的是，没事的时候他不扎堆聊天，而是随手捡起身边一本书，铺在柜台上细细阅读。他看书的神情很专注，如有客人买书，他会从阅读者变成服务人员。我很羡慕他，每天都被一大堆书包裹、熏陶着。
趁他翻书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一眼书的封面，上面印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八个大字。我对其中的“乾”字疑惑了半天，挠头向父亲请教。他面带微笑告诉我，“乾”是“干”的繁体字，推行简化字以后，再版的图书上基本上都使用“干”字了，大叔看的那本书是老版本。
尽管对“乾”和“干”纠结了好一阵子，可是书的封面上辘轳的剪影，让我的思绪飞到了进步巷“苹果妈妈”家的院子。那时，自来水正陆陆续续引入小城每条小巷的各个院落，“苹果妈妈”家院子门口就立着一个辘轳。每次去“苹果妈妈”家玩的时候，我都会多瞅几眼那玩意，觉得它的样子很奇特。巧合的是，“苹果妈妈”就工作在书店附近的农副商店。那是小城最大一家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店。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苹果妈妈”在农副商店卖苹果，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一直叫起来，以至后来也没有再改口，心里总觉得这样称呼一个熟悉的人亲切、顺口。农副商店面积很大，上下两层楼，由于空地上堆满了铁炉、烟筒、水缸、瓦罐、箩筐、麻绳、铁锹和撅头等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所以留出走路的过道很局促，稍不留神一脚踩碎了瓶瓶罐罐，需要如数赔偿。
有意思的是，农副商店的玻璃橱窗布置的有些奇特。透过一扇透明玻璃，能看到里面黑压压一片，有点像电影里某个农户的储物间。在一大缰绳、马鞍、铁锨当中，放置了一个形如现在使用的马桶圈一样的家伙。它全身被乳白色牛皮包裹着，里面填充了东西，圆墩墩煞是可爱。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指着橱窗里物件告诉我，这个奇形怪状的家伙叫辔头，专门给马脖子上套的。他还让我上街的时候多留意食品厂运送食醋的马车，马头上戴着辔头。
农副商店不仅聚集着众多“土里土气”的生产用具，大枣、花生、葵花子、苹果、梨子等也占据着一面墙的位置。水果整齐地堆放在木格子货柜中，每扇格子都对应着一面明亮的大镜子。水果反射到镜子里，突出了水果的视觉效果。每次从店门外经过，满眼都是鲜艳的水果，亦真亦幻，让人分辨不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反射到镜子上的。
计划经济时代，水果都是摆在农副商店售卖的，所以农副公司售货员的工作很吃香。因为与“苹果妈妈”相熟，每次买苹果的时候，她会给我们挑选又大又红的果子，这让别的顾客很是羡慕。叫惯了“苹果妈妈”，以至于至于她姓啥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民主路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时经常买烟的杂货铺、带来夏日清凉的冷饮店、充满墨香的书店和“苹果妈妈”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新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和对一位长者深深的怀念。
有时候还想为父亲买一次烟，只是父亲已经戒烟多年；也曾提出带父亲去小城最有名的蛋糕店吃冰激凌，父亲摇头说牙口不好怕凉；想带父亲去书店，考虑到父亲眼花、双手发抖难以翻书，只好作罢。十年前，“苹果妈妈”突然病逝，前去吊唁，才知道她有一个犹如苹果般美丽的名字——林芷若。
学校放寒假了，妈妈嫌我闹，第二天就打发我回老家，跟爷爷奶奶住些日子。打发就打发吧，反正我愿意在爷爷奶奶身边呆着。到了爷爷奶奶跟前，自由得象小鸟一样，没人说我，没人管我，家里人谁给我点眼色看，爷爷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睛，愤愤地说：“我还没死呢！你们就这样……”我真成了爷爷奶奶的眼珠子啦!
刚回村那天，小时候穿开档裤、捉蜻蜓、骑林桔马的伙伴都围着我……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玩，打冰车、堆雪人、打雪仗、捉迷藏，玩得可真痛快。
在农村，一过腊月初七初八，家家就开始杀猪了。左邻右舍的叔叔大爷拉我去喝猪血，我瞅着爷爷，只要他一点头，我就象射箭似地跑出去，坐在炕头上吃个圆鼓鼓的肚子出来。农村生活可真好，几乎天天有肉，有粘豆包，真比城镇好多了。我一天到晚，除了玩就是串门，听大人闲谈，真逗人，还受到不少教育呢！
我最爱去的要数王小东家。他家现在可真阔，四间大瓦房，窗户玻璃亮品晶，柜子箱子能照见人。他家有收音机，中午听广播剧，晚上听《岳飞传》。可不象头几年了，那时候，三间东倒西歪的小土房，满屋子破破烂烂。一到吃饭的时候，大人孩子一桌子挤不下，一锅玉米面饼子，一大盆萝卜汤，连一点油花也没有，一眨眼功夫就吃完了。现在不一样了，再也不吃没有油的菜了。今年脂月初八那天，他家杀了一头二百多斤的猪，一斤没卖。他爸爸端起酒杯感慨地说:“老婆孩子忙一年了，吃头猪应该，又不缺那点钱花。”其实不是一点钱，就是吃一半卖一半，那钱也够我爸爸两三个月工资了。
要是白天进王小东家，可挺难，“站岗”的太多了。一进院子，鸡、鸭、鹅乱叫。我最怕鹅，它伸着长脖子咬我。屋门口还趴着两口大猪，眯着眼睛，呼呼睡大觉，踢它几下哼哼几声并不动，使劲踢几下，它才摆着尾巴躲开。
一天晚上，我到小东家串门，他家可真热闹，两间屋于的大炕上坐满了串门的人，大伙说说笑笑的。青年人好动手，说着说着就逗起来，小东子妈用若帚狠狠打几下才松开，大伙笑成一团，笑声差点没把房顶抬起来。等到收音机里广播《岳飞传》的时候，就象命令一样，谁也不吱声了。等听到“下一回再说”，屋里又象开了锅一样。
小东子爸爸在地下扎若帚，手艺可真高，眼睛不用瞅着，扎出的若帚结实得象小木棒，他自己说:“拿到锦州市场都是卖一等价。”坐在炕头的陈大牛眼睛眨巴着，笑嘻嘻地故意逗话:“我说老王二哥，有一年，你扎若帚还挨了批吧！”小东子爸正拿镰刀削着帚把，边削边气愤地说:“别提了，说起来叫人生气。”他放下镶刀，用刚扎好的若帚在地上扫几下，叹了口气说:“那种日子总算过去了，现在好了，说话气粗了，声音也大了。”
大伙都搭上话了:“多亏党的政策好！”
“政策得人心了，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还愁没好日子过?”
我正听得入迷，爷爷柱着棍找我来了，叫我回家睡觉。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爸爸拉着我的手，叫我接他的班当工人，爷爷扯着我的胳膊，叫我回老家当农民。爸
爸用眼睛瞪我，说我是傻瓜。爷爷的眼珠子气红了，举起拐棍打我爸，我吓哭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梦……
我把梦向爷爷说了，爷爷摸着花白的胡子说:“当工人也好，当农民也好，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干啥也吃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