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即将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高长有万没想到，他被挑选到吉林省梅河口市聋哑学校，去教那些又聋又哑的孩子。他是学校的高材生，同学劝他三思，亲友坚决反对，而他却平静地告诉大家:“我决定去那个无声的世界报到，去做一根无声的火柴。”
初到聋哑学校，高长有也成了“聋哑”。感情和知识就像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嘴里倒不出。为此他去长春专门学习哑语。为了学精这门语言，他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硬是憋住没说一句话。吃饭，听讲请教，谈 心聊天，上街购物，他完全使用手语。终于练得心手合一，哑语运用自如。
回到学校，他急切地想把阳光、雨露连同自己的爱心全都捧给孩子们。他先从手语教起。万事开头难，第一课是用手语讲解手语。这比教正常儿童要多花几倍的心血和汗水，但高长有不厌其烦，使孩子们很快闯过了手语关。
聋哑学生多是10岁左右的儿童，全都吃住在学校。高长有便既当老师，又做“妈妈”。学生的衣服脏了，他带回家去洗;学生病了，他送去可口饭菜;学生没学费，他解囊相助;学生要理发，他买工具学手艺。学生周文波自卑感很重，入学后无心学习。高长有摸准了他的思想脉络后，对症下药，经常带他去看电影，看连环画，或者请他去家里作客，利用一切机会跟他谈人生，谈理想，谈追求，启发他去掉自卑感，树立远大理想。真挚的感情，无声的话语，使周文波慢慢发生着变化，成了学习上的佼佼者。周文波毕业后被民政局录用，还成了先进工作者。
高长有挑着特殊教育的重担，苦苦为之奋斗着。1987年，他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特殊教育工作者”称号。不幸的是，后来他的左腿患“巨细胞瘤”需要截肢。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他没有悲哀，只对医生说:“我舍不得离开聋哑学生，希望医生能让我继续站在讲台上给他们授课……”医生们深为他的高度事业心所感动，经过多次会诊决定采取保守疗法，刮去病灶，拿掉一块骨头……终于保住了那条腿，如今，37岁的高长有，依然满面春风地站在特殊教育的讲台上，用无声的妙语，点然着聋哑儿童心灵的圣火。
我在北京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但我知道我没有一脸的沧桑，更没有一脸的青春痘。然而突然有一天，我发觉自己的身份已经变了，因为那天同寝室的一位东北同学对我说:“你们上海男人真不是男人!”
我这才知道自己已不是一个上海男孩了，而是“上海男人”。当然，在我看来“上海男人”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否则龙应台也不会拿这出书。而在北方，要是说一个人“不是男人”，那简直是莫大的侮辱，弄不好还会搞出人命来，还好我不是属于那个文化氛围的，于是反驳道:“我在上海已经是够阳刚的了!”接着，寝室里的那帮哥们儿(他们都是北方人)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大笑不止，说我陈佳勇脸皮厚得像南京城墙，我学着马俊仁说我比窦娥还冤。
我以我一贯的语速、语调同人交谈，我不说脏话，我从来不对女孩子粗嗓门发号施令，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是“不是男人”的表现。
后来才知道，上海男人在外省市的形象实在是不佳。天晓得，都21世纪了，我那帮同学居然还认为上海男人怕老婆，一犯错误就要跪搓板，每个月工资要上交顶多留几十块私房钱。还要给孩子换尿布。这也难怪，一部电视剧《孽债》里面的上海男人个个唯唯咯偌，实在逼急了便发发酒疯，待到酒醒了又跟小猫咪似的。还有一点要怪严顺开先生演的小品，演得太好了，以至于人家都将那些小品中的人物当作现实的上海男人了。
人在外，身不由己。在北京，我至少也是上海男人的一个窗口形象，所以我决心在大学四年艰苦奋斗，重塑上海男人的伟岸形象。可结果发现，重塑形象简直是难于上青天，而自己还不时受到那些固有印象的影响。还好，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同学，她说上海男人特别好，细心体贴想得特别周到，我顿觉心情舒畅。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男朋友原来是上海人，情人眼里出西施，怪不得上海男人在她看来是全中国最好的男人。
当然，也有令我颇为气愤的时候。我的室友们便总是建议我买块搓板每晚练上半小时，说是未雨绸缪。或者等到我十九岁时，他们合伙买一块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而我只能一再声称，我们家只有洗衣机，没有搓板，如果一定要送我生日礼物的话，倒不如送张电话卡来得实际一点。
上海菜偏甜，我是喜欢的，但我就是吃不了辣的。到了北京，我的天，好多菜里都放了许多小辣椒，辣得我有时只能一边啃黄瓜一边吃饭。可万万没想到，这居然又成了上海男人缺乏阳刚之气的一大罪状了。
《日光》里有娘娘腔，那是曹禺剧本上的安排，上海确实有娘娘腔，但至少我不是，仔细想想，自己真的算得上是阳刚的!做上海男人，真的太累了!
于是，我只得宣布我只代表我自己，代表不了上海男人。可他们居然又说我心虚了，依这种性格，将来肯定又是一个跪搓板的料。我无言以对，甚至觉得有“父债子还”之感，凭什么过去上海男人的形象还硬要加在我头上?心想着快点回上海，快点回上海，去看看上海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