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了三个人物—“我”和“我”的同学宋保义、刘惠珊。主人公“我”是个转变人物。小说从主人公听说新华书店要发行一批新书，“高兴得跳起来”开始，然后用两次倒叙之笔，选择了几个典型的细节，来描写十年来三个人围绕着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本书而开展的斗争。十年前，林彪、“四人帮”高喊“扫荡一切封资修污泥浊水”的动听口号，来摧残毁灭一切科学和文化。那时，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幼稚的中学生—一个红卫兵的大队长，因为受这种极左思潮的毒害，他曾经领导过一次烧书的行动—把学校图书馆的书搬到后山岗烧了。他认为这是个值得“自豪的革命行动”，他“望着那熊熊的(烧书的)烈火，心里的热情也燃烧起来。”觉得自己“象一个指挥员那样，率领很多人在战斗“一”由于宋保义“火中取栗”，从焚烧的书堆中“偷”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一次冲突……八年之后(仍然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工伤事故住了医院，恰巧又遇到当时反对他烧书的刘惠珊、宋保义。当刘惠珊又把那本还没有完全烧毁的《悲惨世界》送给他读时，他和刘惠珊又发生了一场耐人寻昧的思想交锋。他斥责刘惠珊:“这是黄色小说，你怎么连这点鉴别能力也没有?”如果说，小说倒叙八年前的烧书事件，只写出主人公“我”在极左思潮驱使下而干出的一个愚蠢的举动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却进一步深入到了他思想灵魂的深处，揭示他的愚昧无知，和心灵的空虚、干瘪。你看，当刘惠珊反问他这本书坏在哪里时，他便显得十分狼狈—因为他连一页也没有读过。他这个自认是不爱看“闲”书的青年，知识对于他，就象梳子对于秃子一样毫无意义。 无巧不成书。正是这本被他视为坏书的《悲惨世界》，后来却成了他愚昧的启蒙因素，成了他思想转变的桥梁。他一读这本书，整个心灵就被扣住了。原来这本书不但不是什么“黄色小说”，而且有他死去的母亲的影子。解放前，他母亲因为投钱给他治病，去出卖自己的鲜血，结果晕倒在纺纱机旁而死去，雨果笔下的芳汀，也是为了孩子而出卖自己的头发、牙齿以至肉体。他慨叹:“一个法兰西被凌辱的妇女，一个旧中国被奴役的妇女，她们在悲惨世界里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啊!”《悲惨世界》打开了他心灵的门户，使他识破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禁锢书籍大搞愚民政策的阴谋，认识到自己受的毒害太深了，“光懂得喊响亮的政治号，实际上是不学无术，碌碌无为。”小说对主人公转变后的行动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从他听到新华书店出售新书的消息时那种热切的心情和去排队买书 时那种自豪的神态，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境乐观、丰满、蓬勃向上的青年人的形象。
小说对宋保义和刘惠珊的刻划，也颇为细致、真实，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当我们读着宋保义因沉迷于手上的书本而误入女生宿舍，闹出了一场笑话，和他奋身从烈火中抢救书籍等等一些细节时，我们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沉静、好学、勇于向极左思潮斗争的青年人的生动形象，而刘惠珊这位年育姑娘的天真、单纯，富于感情和乐于关心人的性格，也通过矛盾斗争的细节而跃然纸上。 这里值得再次提出的是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上的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对《悲惨世界》这本书的运用上面。这本被烧坏了封面的书，不但是编织整个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的梭子，而且深刻着十年斗争风雨的痕迹，深刻着主人公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印记。这本书本身的遭遇—从主人公要烧毁它，到最后把它看成珍贵的礼物，寄离了十分丰富、深刻的含义。小说的后半部，作者点出“雨果作媒人’，用隐笔穿擂宋保义与刘惠珊的爱情的描写，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文化专政，推行愚民政策，毒害青年的罪恶，并宣判了他I的彻底破产。同时，小说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进一步F清他们的流毒，教育和帮助青年健康成长的问题。《啊，书》的主人公，在一部分青年中有其一定的代表性。这部;青年，在他们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就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滩毒害，身上不免会留下这些毒害的印记。但他们的本质是女的，是追求革命真理，蓬勃向上的.当他们一旦提高了思秀觉悟，自觉地洗刷掉身上的痕迹，就会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主班人。—这就是《啊，书》的积极的主题。
《啊，书》取材于平凡的事件，通过艺术的提炼、生发、联想，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并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所展现的生活，从某一方面，形象地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代的社会现象，揭露了他们推行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