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是相对于他律而言。陈省身作为一个大数学家，曾写诗感叹风筝“没有自动的能力”，备受束缚。而“自动的能力”的失去，是外力造成的“他律”压过了自身的“律己”能力，从而导致的对主体性的一种剥夺。
要想“自动”，必先“自律”。自律是高于他律的一种主动性。道德礼法，可以在集体心理学意义上产生对个体的约束。而道德礼法多数来源于人工的设置，其本质是维持社会机器稳定持续运作的“他律”手段。而自律的法则，可以用康德的“道德律令”加以解释。康德曾说，有两种力量让他敬畏，一是头顶浩瀚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在我看来是基于这样的自律的。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到，启蒙，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己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而理性，正是思维的一种自律。
自律取得了道德上的基点，消极意义上而言可以不让人“为非”，积极意义上，可以让人“为善”。这一切，来自于康德意义上的“敬畏之心”。
有敬畏之心的人，更容易产生自律意识。
敬畏自然，个体的自律上升为集体的环保意识，还你我绿水青山。敬畏他人，在自律中满怀爱心看待这个世界，像周国平所说的那样，把他人当做宇宙中的一个“孤儿”，去爱；我想，这样的世界将会更加和谐，将会少了许多尔虞我诈与莫名的利益纷争。敬畏自身，取得高度的自律，不刻意毁伤自我，譬如不熬夜、不吸烟、不酗酒，只有不肆意放纵，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笑到最后。
自律，让人获得自由。在青山绿水中笑傲，在亲朋好友间欢笑，在身强体健下前行。自律，是取得自动之能力的前提。自律是通向自由之路的关键。
可以想象，如果马丁·路德金不号召“非暴力抵抗”，历史的天平或许会反向倾斜。而一代伟人也可能因之背负骂名。
在处理复杂事物时，高度的自律将使得清者自清。
拨开欲望的迷雾，自律犹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反复提及的灯塔，直指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不多的人物和相对于这些人物而言太多的死亡。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成为惟一生存下来的人。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小说以“活着”为题的深刻的含义。如果在平稳的生活中所有的人物都能经历了所有的磨难得以生存，无论他们的生存状态到了末了是如何，是属于幸福或者困苦或者平庸中的任何一种，主人公都不会深刻地感受到“活着”对于他个人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福贵”在整个小说的故事历程中就是通过一次次感受身边的人的死亡来重复地体察自己的生存，并且用他自己的生存来纪念别人的死亡。对于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重复着对死亡的观察和纪念实在是一件
相当残酷的事，在现实中的人恐怕没有谁能如“福贵”那样承受，而更残酷的是“福贵”在观察和纪念了那么多的死亡以后活了下来，并且从观察死亡的哀伤中超脱出来。在这样的故事面前，作为读者的我很难从同情和敬佩中选择出合适的心情去对待“福贵”这样一个历经了财富的消失、历史的更替、家庭的沦亡而最后仍然有勇气生存的人物。他确实有值得同情的遭遇，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由他自己负责，但是他的对生存的义无返顾的坚持给人相当的震撼。
作为一个故事而存在，小说不会有太多的感人的力量，至多是个典型的悲剧故事。但是作者的叙述方式给了小说超越了故事的力量。在叙述这样一个残酷的与死亡结缘的故事的时候，作者用的是交错了历史和现实的第一人称的表述，仿佛“福贵”在你面前向你陈述他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经历的一切。历史上的风风雨雨淡淡地隐藏在故事的背后，虽然自始至终都影响着故事，影响着故事中的人物，影响着故事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乃至决定着人物的生死，但是历史并没有妨碍人物在故事中的性格的同一性，也没有妨碍小说如同叙述故事般的表述方式。在整部小说里，作者的笔调既没有讴歌人物的热情，也没有漠视生存与死亡的冷淡，而是一种贯彻着通达的平静。这种平静一定是作者深刻思索的产物，因为似乎只有这种平静才能体现小说的震撼力。太热烈的笔调可能使故事落人庸俗的悲剧故事的行列，太冷淡的笔调或许会因为小说中太多的死亡而显得奇诡，而这种恰到好处的平静使得作者的精神力量贯穿到每个句子当中，让死亡以及死亡的数量都成为推动故事向前进的力量，也成为完整“福贵”这个主人公的性格和人格的力量。这样的力量的体现也许正是余华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原因之一。
《活着》在我的印象里是一部探讨生命长度和生命意义的小说，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因为余华独到的叙述和独到的力量而放射出理性的光辉。在一切透视生命意义的小说里，《活着》在余华的笔下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