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报道了一段奇闻—
一位大学教师在某机场14买邮票，一位正与外宾周旋的服务员(不知其名，只知她在外宾面前爱对黄皮肤的同胞不断“翻白眼”—笔者注)对她高声叱斥道:“喂！你们不要随便进来。”这服务员手头有着好几百张《齐白石画》高面值邮票供外宾挑选(齐白石系炎黄子孙无疑，且颇受眼下的外宾喜爱—笔者注)，但就是不卖给中国人。为什么呢?答日:“不卖就是不卖。”那位教师十分生气，跑到卖邮票房间的门口查看，并未发现“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姑且不论即使有这样的牌子，是否合理);又询间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回答是:中国人可以在这里买邮票。可见，这幕丑剧是这位女服务员自编自演的。
见到丑恶的东西，常会更加思念美好的事物。我想起了“民族魂”这三个大字。
我想到鲁迅溢然长逝时灵枢上夜盖的那辐绣有“民族魂”三个黑绒大字的白缎锦旗。鲁迅一生最痛恨那种见洋人就卑躬屈膝、见同胞就翻着白眼的“西息相”，他自己在为危亡的祖国战斗的一生中，充滋着执着的爱国情怀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薄心、自信力和自豪感。我赞美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同时又把伟大的普迅精神与那位女服务员的行为相比较。她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员，但却少了最要紧的那个“魂”字。
我又想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中未曾出版过的十八段中有这样一番话:
“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我生一天，就妥为中国呼喊一天，假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崔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徽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致以热诚的敬礼……”
我深信，在遍布中华原野的“花朵”丛中，站起来了的东方巨人们，是无愧于先烈们“热诚的敬札”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抬头观瞻人民大会堂门榻上雄伟的国徽时，或者，当我们在驰名世界的旅游胜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红男绿女、在广交会上与外商客户会谈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尽管我们现在还比较穷，但是为人类贡献过四大发明的中华民族已经获得新生，我们在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有什么理由象这位女服务员那样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对那位大学女教师表示由衷的钦敬。她受那位女服务员的白眼以后，一股气在胸中郁积了半年之久，终于借社会主义的报刊阵地吐了出来。而她所要呼吁的是:珍惜民族自尊心。她甚至这样想过，一旦不幸离开人间时，给孩子的最后嘱咐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和祖国人民一起战斗。”她，名不见经传，只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但可贵之处也在这里，因为这表明在我们人民群众当中有一种极珍贵的情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正是我们民族魂魄的脊梁。
至于那位女服务员，我并不想过分贵难。我只是想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应当而且可以获得和谐的统一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要懂得自薄、自重、自爱，不要自坠了国格和人格。当然，如果允许，我愿满怀期待地为她呼唤一声:
魂兮，归来！
也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某报编辑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几位作者到一个县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编辑部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写一篇塑造一个“一批二干三带头”的基层干部形象的短篇小说。三个月后，这些作者回来了，可是带回来的小说，却不免令人失望。小说的情节是按照这个县“一批二干三带头”的所谓经验为蓝图拼凑、编排出来的，小说着力塑造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一个没有个性，只会串演一些政治上的空话、大话的人物。小说完全是图解式、概念化的作品。这次创作活动无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本来，组织作者下乡，体验生活，是一件值得倡导的事。这些作者也都是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同志，为什么下乡三个月却写不出一篇较好的作品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编辑部指导思想不得当、作者的思想和创作热情都被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所限制，所框死。首先，编辑部交给的任务，已经先把主题确定下来。先确定的这一主题，对作者来说，不过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他们自己从丰富生活中反复思索、反复追求，孕育于自己生活体验之中的思想。这本身，就已经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了。主题先行，还派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作者深入生活的方法。因为编辑部已为作者规定了创作的蓝图，作者当然只能按照这既定的框框到生活中去按图索骥了。他们的注意力，势必集中于去寻找故事和情节，即构筑这蓝图的建筑材料，而忽视属于第一位的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这样，自然谈不上作者来自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谈不上从现实生活中如何提炼、凝成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了。在作者这种生活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故事和情节只不过是图解主题的手段，作品里所塑造的人物不是活生生的具有鲜明性格的形象，而成了单纯的政治传声筒。 当然，就上述事例而言，之所以出现图解现实的作品，主要责任在编辑部。但是，作者们自己，也可以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事实上，在我们一些作者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最近，有一位作者从报纸上看到几篇阐述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使他产生了要写一篇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小说的愿望。不可否认，这位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当前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是有一定的感受的。但问题是，他的这种感受还没有同他所要塑造的形象融为一体，即把生活中的这些印象和感受，孕育、融化为有生命、有个性的形象，就匆忙构思作品，命笔写作了。作者构思作品时，还没有找到他要塑造的人物同他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只能生硬地把他在生活里得的这些印象和感受，围绕着一个概念即当前党的农业政策堆叠起来。
某报报道了一段奇闻—
一位大学教师在某机场钩买邮票，一位正与外宾周旋的服务员(不知其名，只知她在外宾面前爱对黄皮肤的同胞不断“翻白眼”笔者注)对她高声叱斥道:“喂里你们不要随便进来。”这服务员手头有着好几百张《齐白石画，高面值邮票供外宾挑选(齐白石系炎黄子孙无疑，且颇受眼下的外宾喜爱—笔者注)，但就是不卖给中国人。为什么呢?答日:“不卖就是不卖。”那位教师十分生气，跑到卖邮票房间的门口查看，并未发现“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姑且不论即使有这样的牌子，是否合理)，又询问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回答是:中国人可以在这里买邮票。可见，这幕丑剧是这位女服务员自编自演的。见到丑恶的东西，常会更加思念美好的事物。我想起了“民族魂”这三个大字。
我想到鲁迅磕然长逝时灵枢上覆盖的那福绣有“民族魂”三个黑绒大宇的白缎锦旗。鲁迅一生最痛恨那种见洋人就卑躬屈膝、见同胞就翻着白眼的“西息相”，他自己在为危亡的祖国战斗的一生中，充滋着执着的爱国情怀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薄心、自信力和自豪感。我赞美鲁迅无愧子“民族魂”的称号，同时又把伟大的替迅精神与那位女服务员的行为相比较。她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员，但却少了最要紧的那个“魂”字。
我又想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中未曾出版过的十八段中有这样一番话:
“假若我还能生存，那我生一天，就妥为中国呼喊一天，很若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崔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致以热城的敬礼……”
我深信，在遍布中华原野的“花朵”丛中，站起来了的东方巨人们，是无愧于先烈们“热诚的敬札”的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抬头观瞻人民大会堂门榻上雄伟的国徽时，或者，当我们在驰名世界的旅游胜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红男绿女、在广交会上与外商客户会谈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尽管我们现在还比较穷，但是为人类贡献过四大发明的中华民族已经获得新生，我们在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有什么理由象这位女服务员那样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对那位大学女教师表示由衷的钦敬。她受那位女服务员的白眼以后，一股气在胸中郁积了半年之久，终于借社会主义的报刊阵地吐了出来。而她所要呼吁的是:珍惜民族自薄心。她甚至这样想过，一旦不幸离开人间时，给孩子的最后嘱咐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和祖国人民一起战斗。”她，名不见经传，只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但可贵之处也在这里，因为这表明在我们人民群众当中有一种极珍贵的情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正是我们民族魂魄的脊梁，
至于那位女服务员，我并不想过分贵难。我只是想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应当而且可以获得和谐的统一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要懂得自薄、自重、自爱，不要自坠了国格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