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旧社会 ”有关的作文

曾经我的家乡——常熟，在旧社会也曾是个贫苦的地方，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经过人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狭窄的泥土路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还建起了高架桥、快速路，一辆辆汽车在上面川流不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大精美。超市、银行、饭馆、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人们多安居乐业，生活都越过越好、越过越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飘扬的国旗下我放声歌唱。随着祖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神舟飞船来回穿梭太空探索宇宙奥妙；蛟龙号潜水器深入大海探寻海洋奥秘。我们的祖国真可谓是“上能摘星揽月，下能入海捉鳖”真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长白山下到南沙群岛，既有五岳挺拔巍峨又有长江黄河的秀美壮丽，岁月如流却洗不净历史的铅华。今日之盛世离不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私奉献，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核威胁一群像邓稼先、钱学森的爱国青年报着宁要故乡一把土不要外国万两金的豪情毅然决然的投入到祖国的国防建设中去，就是这样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让我们的祖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导弹。靠着这股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的劲头，突破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封锁，让一艘艘崭新的现代化军舰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保护祖国的海疆，让一架架配备先进武器的战机时刻准备歼灭来犯之敌，火箭军的“东风快递”让那些蠢蠢欲动的敌人知道什么叫“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伟大的祖国母亲正在用她伟岸的身躯庇护着我们这些孩子茁壮成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盛世之中华怎能又怎敢缺席？陈延年说过“少年身上有着清风明月与国家担当，挑起时代的脊梁”！青年正前行，时代正翻涌。年轻的我们是明日之骄阳，照亮这华夏大地。风华正茂的我们不负昭华努力学习挑起时代之重任从而大展宏图，问天地之锋芒。

在旧社会，常有借妻女姊妹的亲戚关系以获取私利者，例如因妻子的父亲是当朝大官就能享受特殊待遇，或因女儿、姊妹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官家也就能得到各种非法的条件和额外的收益。这在黑喑腐败的旧社会官场中是并不稀奇的，甚至流行成风。人们讥笑、鄙视和痛恨这种仗着娘儿们的关系而捞到“好处”，称之为“裙带头关系”或“裙带关系”，也叫“裙带风”。

宋朝人赵升的《朝野类要》卷三，有一段记载可作证明。他写道：“亲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

另一宋朝人周辉的《淸波杂志》卷三，也有一段记载，他说：蔡卞娶了“荆国公”王安石的女儿为七夫人，因此显赫一时，后来又拜为右丞相，荣任之日，张灯结彩，演戏奏乐，邀宴宾客，大事庆祝。有个参加演出的滑稽演员嘲讽道：“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人们引为笑话。

    俗话说“水火无情”，在旧社会，无情的大火会使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然而在新社会就不同了，我们村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是去年暑假里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玩，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来救火啊!马生武家着火了!”听到这喊声，我急忙跑过去看，这时，提水桶的、拿盆子的、扛铁锨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到马叔叔家。马叔叔家的屋子已浓烟滚滚，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人与火搏斗的紧张场面。这边，老书记王大伯大步流星地提着水桶冲上前去，那边满头大汗的王叔叔正用铁锨甩土灭火。只见年轻的书记南叔叔带头冲进火海，往屋外抢救还没有烧毁的东西。但火势太猛了，抢救出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大火终于扑灭了。望着烧得残破不堪的房屋，人们叹惜着:“哎!房子被烧成这样，怎么住人呢?东西烧得没剩多少，又怎么生活呢?……” 当天下午，村领导立即开会。村长说:“一个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每个乡亲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有了困难就应该互相帮助。我们应该帮助马家度过难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的捐物。”说着率先取出五百元钱放在桌子上。人们立刻发出惊讶声。人们知道村长家并不富裕，况且，儿子正在自费上大学。这时书记也将五百元放到了桌上。村民们看到这些都很感动，于是几百元、几十元……多多少少的钞票集中到了桌子上·…，

    第二天，妇女队长抱来了一床崭新的被子，这是她为女儿出嫁准备的;李大伯拿出好几件衣服;陈叔叔还将自己家准备盖新房的窗子扛来了·····，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为马叔叔家修房子。他们和泥、抹墙、补房顶、安窗子，忙得汗流侠背。天渐渐黑了，一间比以前还要漂亮的房子呈现在人们眼前。马叔叔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是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到处充满了爱! 啊!这真是木火无情人有情!

    〔简评〕这篇习作通过村民在党员、干部领导、带头下救火、捐钱、献物、建房等一系列救灾助困行为，说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心十分明确。开头用“水火无情”、“在旧社会··…”引起全文，然后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教火一捐款一献物一建房”一步步写来，条理很清楚。全文描写具体，既有典型人物村长、支书的带头行动‘又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有力地突出了中心，很有感染力。

    “共产党来了，就把阳光带来了。对旧社会，我的感觉是两个字:黑暗。”当我走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请他谈谈新旧社会的感受时，他深情地望着窗外透进的明媚阳光说了这样两句话。

    这位在旧上海纺织界以精明强干、善于经营著称的企业家，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嚼发老翁了。但是，谈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谈起他目睹和亲历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他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

    他是十八岁那年走出苏州工专的校门，进纱厂做职员的。“我开始并不懂得如何办厂。如果说，在这方面一定要找出我的老师的话，那就应当是常州的刘柏森先生。他是我的老板兼老师。”刘靖基诙谐地说。刘柏森是宝通、宝成纱厂的总经理，产业丰厚。在刘靖基的印象中，刘柏森是颇有一番振兴我国纺织业的抱负的。作为民族资本家，他固然有孜孜为利、发家致富的一面，同时，他又有不满外来侵略，力图跟洋人抗争的一面，他曾经对担任他助手的刘靖基说过:“中国人不搞实业就兴旺不起来的。我这儿，可要搞出点名堂来!”他领导企业，很有魄力，对技术和业务谙熟。但是，在外来资本的重重压迫下，他毕竟是壮志难酬，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财团势力涌入我国，加上刘柏森在经营中的失算，最后工厂都被日商并吞了。

    “我跟随老师十多年，耳濡目染，也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愿望。对老师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并不懂。我总想，只要在经营上不断地兴利除弊、精打细算，哪有办不好的企业?刘柏森走不通的道路，我却要来闯一闯。”说到这里，刘靖基感慨地苦笑了一下:“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啊。我从一九三0年开始与刘国钧一起接办常州大成纱，以后又办起上海安达纱厂，这时候，也只是在这独当一面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办纱厂的艰难了。在日商的竞争倾轧下，我们经过苦心经营，虽然业务有时也有所发展，然而很不稳定。当时的纺织同业，好比在封闭的隧道里摸索，没有光明，也找不到出路。”

    我问道:“那么，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呢?”

    听我这一问，刘靖基略盛双眉，说:“国民党啊，就知道收税、刮钱，你是死是活，他们才不管呢!这帮家伙丧权辱国，仰外国人的鼻息，为外来资本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说起这帮人的媚外抑内，还有个故事哩。当时，我们这些民营纱厂实在走投无路。有一次，上海纱厂华商联合会的负责人荣宗敬、郭顺两位老先生，受大家委托到外滩的中央银行去找财政部长兼银行总裁孔祥熙请愿。可是，干等了两个小时，孔样熙就是不见。这时，恰逢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也来见孔祥熙，孔样熙却马上接待。后来，在荣、郭两位坚决要求下，总算进了总裁室，不料，孔样熙虎着脸说:‘你们自己不争气，叫我怎么办?’说罢拎起那支‘司递克’扬长而去。当天晚上，荣、郭两人在向我们联合会成员汇报时，气得流下了老泪。同业听了也无不愤慨、悲伤，愤的是政府如此无耻，悲的是前途何等渺茫!”

    当时正是一片黑暗。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也沦陷了。当纱厂无原料开工时，日本占领军曾下令凡不开工的纺织机械，要熔掉去造军火。安达纱厂在这种险恶情况下，只得不顾血本，将收购来的旧被絮打烂作原料，再重新纺纱，以保全机器。希望抗战胜利后仍可有大发展的机会。刘靖基万万想不到的是，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美帝国主义，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一九四五年开始美国的剩余棉花大量对华倾销，棉农破产;作为其代理人的官僚资本也大力扩展势力，民营纱厂遭挤压受排斥，加上通货膨胀，苛捐勒索，许多工厂被挤得奄奄一息。回忆至此，刘靖基而带温色地说:“沦陷时期是黑暗，赶走了日本军国主义，还是黑暗啊!”好比行进在黑暗的隧道中，行行复行行，哪里找得到出口?哪儿才算是尽头?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终于走出了隧道，一下子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说起解放，说起跟共产党人的接触，刘靖基是那么兴奋，声调也一下提高了。他至今还记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的情形，在那天的座谈会上，陈毅同志同与会者谈笑风生，用党的政策消除民族资本家的顾虑，欢迎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合作，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以后，刘靖基又应邀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进一步明确了党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政策。刘靖基以欣慰的心情回忆道:“共产党是说得到、做得到。解放一前，我们民营纱厂碰到难关，政府置之不理。解放后，有的厂原料一时紧缺，有的厂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有的厂缺少原料，没有销路，有的厂劳资关系紧张，政府都热诚帮助解决。作为一个爱国者，我更高兴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前途。新中国一建立，海关主权归还人民手中;金融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党长期无法对付的通货膨胀也解决了，投机倒把的‘黄牛’被取缔，物价稳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使得产、销都逐步纳入计划，煤炭和棉花等高度紧缺物资源源运进上海。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每一桩都是了不起的啊!”

    只有经历过长夜的人，才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刘靖基在事实面前，开始认识到共产党不但能打仗，而且能办好经济，使国家独立富强，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于一九五三年申请把安达纱厂由私营变为公私合营，一九五四年合营后，安达纱厂的生产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刘靖基本人的经济管理专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对后来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八0年刘靖基曾访问过美国。当谈话及此时，刘靖基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就是高。去年在美国，可热闹了，那里不少的市长、议长、金融家都邀我赴宴，电视台还来拍我的电视片。这当然不是我刘靖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因为我是政治上拥有庄严主权、经济上拥有雄厚力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刘柏森先生说‘中国人不搞实业就兴旺不起来’，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是只有共产党来领导，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搞得成实业，才会兴旺。”

    为了更多地贡献于敬爱的党和祖国，一九七九年九月，刘靖基还联络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和侨胞，筹集一千七百万，办起了上海爱国建设公司，……对于一个老人，工作是够繁重的。但用刘靖基的话来说:“四化，目标多么光明，可总要奋斗才能到达呀。我是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与大家一起，再好好地干一番！”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曾去关国留学两次。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我的故乡在太湖之滨。少年时期，祖国支离破碎、任人宰割的惨景，曾深深地刺痛过我的心。那时，我立志要奋发学习，长大了用知识来使祖国富N起来。一九二六年我高中毕业后，母亲和家里的人要我报考医学院。可是我不愿当医生，一心只想考教育学院。我总以为，教育可以传播智慧的火种，塑造人的灵魂。于是，我报考了燕京大学教育系。

    四年后，从燕京大学毕业，学校要聘用我，但我感到发展中国女子的中等教育比留在高等学校更重要，就离开了燕大，来到上海中西女塾任教，不久被提升为校长。那时，我正是想用自己辛勤的工作来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

    一九四O年，为了更好地掌握教育及其管理的方法，我利用休假日，远涉重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所进修中等教育，一年后，又回到中西女塾。“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在旧社会，我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只能飘起一些泡沫，换得儿声叹息。一九四八年，我又一次来到舒伦比亚大学攻读中等教育，以获得博士学位。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的喜讯，象春雷震撼了世界。我那时远在太平洋彼岸，听到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便决定立即回国。哥伦比亚的教授劝我说:“你写完论文可以得到博士学位。现在放弃论文，马上回国，岂不是太可惜了!”然而，爱国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烧，我哪里还顾及学位的事呢?记得离别时，美国的教授还一再叮嘱，要在五年之内务必再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其实那对，我哪里还考虑这些。翌年四月，我乘坐一条美国的商船毅然决然返回祖国。当轮船驶进青岛港时，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外国的轮船上升起。庄严地、威武地引领着外国船只驶进港口，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回到上海后，我急忙到市教育局报到，要求参加教育工作。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并说:“我们共产党仍然请你当校长！”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无比兴奋。那时，我已年近半百，新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美好。我感到再也没有能比为祖国新兴的教育事业服务更幸福更有意义了。

     学校生活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清晨，我到操场上，检查学生的早锻炼，夜晚，到学生的寝室，看看学生们睡得是否香甜;我还买了许多树苗和花秧，种植在校园里，我与教师一起备课、听课，摸索教学规律……

    五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信，催促我快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否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历将全部作废。这封信，在我心上激起了一些波澜。我想，博士学位是一个光荣的称一号，自己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祖国和学校现在正需要我，再说美国的一套教育制度也不适应新中国的实际。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放弃学位，留在祖国。”

    十年动乱中，我虽曾被扣上“走资派”、“国际间谍”的帽子关进小房间隔离审查五年之久，市三中学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们心自问:我到底错在那里?我觉得，学校工作上过去是有缺点的，但成绩是主要的，我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又一个难忘的十月来了，胜利的喜讯随着东风吹进了心扉。我赶到学校，又一次向领导提出了重返教育岗位的要求。不久回到了市三中学。在学校里，平时除了外出开会，总是忙于制定教学计划，参加招生考试，分析教学情况，接待外宾来访。尽管我年纪大了，身体也虚弱，但我忙得很高兴。

    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虽然经过几番颠簸，但我并不因此沮丧、消沉，我深信祖国是有希望的。我要在祖国前进的道路上走到底。一九七九年秋天，应市三中学旅美校友会邀请，我去美国访问。访美期间，我顾不得游山玩水，探亲访友，而是积极参加各种聚会，向当年的学生介绍母校解放三十年的变化，使他们对祖国的教育有正确的了解。回国时，我又在美国、香港买了一些书籍、树苗、花籽带回来。如今我已经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有生之年我还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点贡献，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爷爷七十多岁了。旧社会家里穷，他没有上过学，别看爷爷没文化，是位老实巴脚的农民，但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却积累了丰富的词汇，我真得好好向他学习呢!

    有一次家里改善生活，我已经吃饱了，还端着碗站在锅边没有走开，爷爷看了看我笑着说:“小涛这孩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馋肚里饱啊!”一句话羞得我不声不响溜走了。

    今年麦假，我和全家人一起到地里收割小麦。只一天时间，大家就把地里好多好多小麦都收运到麦场上了。我心里很激动，说了几句话，还没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爷爷接上话茬说:“人的干劲就是大嘛，一天地里可透青儿了。”我向远处看，绿油油的小草、棉花、烟叶已看得清清楚楚，“透青儿”一词用得多么真实、贴切啊!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爷爷词汇丰富，语言生动、形象而风趣，是我在课堂上、书本上很难学到的。今后，我要好好向爷爷学习，努力提高我的说话能力和写作水平。

    描绘旧社会劳动农民的苦难，最常见的办法是:地主的租俊、恶霸的皮鞭、农民的血泪、妇女受凌辱，等等。这是生活的真实，当然不可忽视，但也不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而应向纵深发展，从中剖出那既能表现生活的本质，又具有自己特色的事物来，给人以更加鲜明、强烈，以至休目惊心的感觉。话剧《山乡恩仇记》里的下户奴才奉，我以为，正是这样的人物。他面对投潭死去又被救醒的爱女春花，反而没有一把鼻锑一掬悲泪，只是把悲泪吞进肚里，以那木然的神态、长久的顿歇、酸楚的似乎十分平静的语调，喊出颇不寻常的一声—“还是死去的好I”

    这几乎能使人大吃一惊的极度枪痛之言。是这么奇妙地展撼着人们的心弦，既概括了下户奴才的悲惨命运，又是一纸带血的愤怒控诉l于是，奴才奉这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形象，就鲜明地在观众心中站立起来了。

    为什么有的作品，写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的悲惨遭遇，哪怕人物泪下成河，却没有奴才奉的滴泪不见那样感人?这是很耐人寻思的事情。并非奴才奉心如铁石，投有眼泪，相反，他可说是在泪水里泡大的，不过，他的苦泪已被深重的灾难榨干烧尽。也不是他不爱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女，而是他深刻地意识到等待在他女儿面前的，只能是再被凌辱而又无法摆脱的苦痛。作者深入地剖开了一个下户的内心世界，又那样精炼而以颇不寻常的方式表达出来—“还是死去的好!”这就是比多少眼泪还要悲痛的奴才奉的结论。既触及阶级压迫的本质，更具有尚未觉醒的奴才奉的个性特色，因而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也就更能唤起人们强烈的感同身受的共鸣。

    本质是许多事物的共性，有着许多大体相似的表象，只有深入剖析这个表象，才能发掘出各不相同的个性特色，而当这特色被发掘出来，也就更能体现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奴才奉这个形象给我们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