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了我们的革命文艺，造成了百花凋零的景象。但残酷的迫害，却把革命文艺队伍锻炼得更加坚强。历史证明，五十年前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战线立下的不朽的功勋，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正象鲁迅豪迈宣称的那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而且有不少左翼文艺家，是用他们的鲜血，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人民怎么能遗忘革命文化先驱者用血肉筑成的光荣传统呢?
鲁迅在这篇讲话里指出:“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在此以前，他还曾说过:“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瞬。”今关，我闺人民花在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军，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斗争任务，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的斗争的继续。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以及广大六年，都比以往更加迫切地7要革命的精神食粮，来鼓舞和欲助他们为建设新生活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文艺家们，只育努力坚持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才能接过前八手中的笔，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无产阶级文艺史的新篇章。
在打破“四人帮”所设置的爱情禁区以后，很多短篇小说大胆地，健康地描写了爱情，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现象，青年读者们从中得到教益，得到了美的欣赏。但也有极少数描写爱情的来稿，并没搞清楚什么是忠贞高尚的爱情;什么是不道德的感情。比如，在一篇小说中，作者写了一位少妇，她当初为了避免家庭受迫害舍弃了原来的情人，而另嫁他人，两人生活了几年并生下一子，有一天，她发现原来的情人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便一甩手扔下了家庭，抛弃了丈夫和牙牙学语的幼子，决然出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然而，别人读后，却对这少妇毫无好感，值得怜悯的倒似是她的老丈夫和小孩子。这种人物不是不可以写，关键在于，作者应当对她的爱情有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一味同情出走的少妇，那未免不公道了，因为她的私奔行为是不道德的，她的爱悄，己经建筑在丈夫和孩子的痛苦之上了。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凡是男欢女爱的爱情，都是正确的，都值得歌烦的，作者有责任用正确的道德标准对笔下的爱情进行分折，有责任通过小说的场面和倾向给人以正确的启示。
随着描写爱情的小说增多，逐渐地仿佛形成了一个“宝葫芦”式的爱情套子了。比如，有那么一些小说，它反映一个惯偷或一个有缺点错误的男青年，教育和法律的手段对他是毫无效果的，在这时，巧遇一位“美丽温柔，脸上有一对甜甜的笑庸的姑娘”，两人邂逅相逢，于是，为了得到姑娘的爱情，他便立志改掉劣行，成为“技术革新的好小伙子”了。我们不应当否认爱情的力量，它既可令某些人疯魔，也可以令人清醒，但是，它也并非“法力无边”、“爱到病除”的。爱情并非万能胶，一个人的转变，是要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当然，爱情往往可以成为人物转化的契机，而我们一些作者却仅仅写了爱情的神通，仿佛爱情是个宝葫芦，只要把它高高举起，便可以满足一切愿望，解决一切法律和教育束手无策的难题。这样的小说，一则落套，再则也不够真实。
在反映和“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碰到另一种常见的爱情方程式。它往往写一个“四人帮”的爪牙—“理论家”之类，垂涎着某个“娴稚大方，高挺的胸脯，显示着骄傲和青春的活力”的现代佳人，而这倔强的佳人却不为“理论家”的权力所动(或是先受骗，后给对方狠狠一耳光子)，反而热恋着另一位“持不同政见，的人，后者的父亲，一般是选中a走资派”、“右派”、“叛徒”之类，于是，政治斗争的中心，立即便转到姑娘身上去了，这样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政治搏斗，便成了情场的激烈角逐。“理论家”为了夺得姑娘而迫害情敌，谁知—不，谁都知道，姑娘肯定是忠贞不二的，在最关键的时刻，她就向心中的英雄扑过去，“两颗火热的心在一起跳动着。”故事的结尾，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英俊击败了丑陋，要不，就是一场悲剧。
我不否认，“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便希望能离开仪征，改换个生活环境。因为“文革”十年，我一直被“不停顿地进攻”，人与我，我与人，不可避免地都会发生些伤心损德的事儿一仪征城小、街窄，曾经明里、暗里交过手的，早上不见晚上见，任管照常点头寒暄，双方都不很自在，这就不如娜个窝，回避一下。最初并不想到南京而向往扬州。经过某些好心人士的斡旋，扬州方面竟也表示欢迎。眼看就可“乔迁”，心里很高兴，于是情不自禁地胡诌了几首打油诗纪事。有一首这样写道:
少时曾赋玉壶篇，
弹侠归来愧红颜。
白沙翠竹吟不得，
卖字扬州杏花天。
这句末尾带点“吹”，我的字只能代写书信，哪里卖得出价?还请一位篆刻家治了一方印，文曰:“绿杨城郭居民”。表示我迁居扬州后，愿在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安分守己，好好当个老百姓。然而好事多磨，待这方印刻成寄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迁居扬州的计划已因某种原因而告吹了。但当时我向往扬州，很重要的一点是觉得扬州与仪征毗邻，性相近，习相通，我还是未能忘怀仪征的。
现在说说那方印。自从我们山东老乡王渔洋在一首词中写下了“绿杨城郭是扬州”这个句子，“绿杨城郭”之称遂为扬州所专有。我做不成扬州的居民，这方印只有报废。幸而想到另一个山东老乡孔尚任，当年他由扬州到仪征曾有诗道:“真州景物广陵同……城门也在绿杨中。”在他的眼中，仪征、扬州两地如一对姊妹花，都是“绿杨城郭”.那么这方印，我继续滞留仪征也还是用得的。一句诗，救活了我的一方印，善哉，孔尚任!
南京不是绿杨城郭，它叫石头城，一点儿也不炯娜婚婷，这方印如今只好退休。因想请朋友另刻一方，印文也拟好了，曰:“白门卧客”。从字面上好像与李商隐的诗相合:“怅卧新春白拾衣，白门寥落意多违。”不过我是另一番意思。自己把自己放倒，并不那么容易，但到了我这般年纪，卧，可能是最佳姿态。卧，躺下来，“曲脓而枕之”，干什么?—看！平心静气地看!看看再说，或可免得太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