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化人曾表示，会同时阅读好几本书。譬如我所见过较为夸张的，某位作家同时阅读26本书的轶事。
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指出“饭要一口一口吃，书要一本一本看”。他们的理由是：同时阅读多本书籍，内容之间会互相干扰，不利于对每一本书的宏旨的把控。
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矛盾。可以说，一次阅读多本书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读书心态，兴致所起，随手翻阅，兴致所归，换书续读。
舒国治先生在《理想的下午》中谈及，理想的下午，其一乃是去书店信手翻阅书籍，不宜抱着一本书啃读，倒是更宜左右逢源，徜徉书海。
在浪漫主义视角上，同时阅读多本书籍是合宜的。
但即便在学术研究上，左右参阅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或许面临一个崭新的课题，有许多知识板块需要掌握。在网上下载了许多论文，看看摘要，看看主体的内容。然后便是按图索骥，看看参考文献中所列书目。
阅读这些书目的时候，往往也是摘其精要；许多书目的精要，好比一棵树的树枝脉络。树干则是所研究的课题所对应的提纲。
如是，寻得了许多方面的材料，便可把握大体的方向。
而在树干的每个分支处，又有许多更加细小的分支，分支上又有树叶，树叶上又有脉络。如是，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将问题分解下去，不断地寻觅相关材料，便大体构建出了一棵树的形象。
但这还是不够的。
树与树之间是不同的，但成其为树的，是那不变的性质。
性质需从许多树中归纳寻得。因此做研究的关键是比较阅读不同的观点。把相同主题的材料加以归拢，找出其观点的差异，逆溯寻求其预设的差异，再考察现实的情况更接近哪种预设，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
可以看出，严谨的学术研究，许多时候也是需要“同时阅读许多书籍”的。
但所谓“并行处理”，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真的可能在同一时点上阅读两本及以上的书籍吗？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同时阅读”的“同时”，指的是“同一个时段”。
人的生命也是一个时段，时段有长有短，何必纠结到底是否同时阅读了几本书呢？不同的情境，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结果了。
譬如，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笔者几乎没有阅读其他名著。但究竟孰是孰非，并无定论。在读书中得到触动，形成自己的观点是最重要的。
文化是一场降在心灵上的春雨，润物细无声。标语是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在紧张而繁重的高中生活中，优秀的校园标语永远能让人眼前一亮，它是莘莘学子前行途中的加油站，旅途迷茫时的指向灯，铭刻在心上的座右铭……我们在它的陪伴下，昂仰着头颅前行。
“为生民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大儒张载的谆谆教诲犹在我的耳边回响。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是滋养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时过境迁，作为标语的名言背后的文化底韵却永不褪色。它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而包含诚笃朴实的决心；它没有对“功成名就”的展望，而只是为图为民的宏愿；它没有浮躁虚无的目标，而蕴藏持之以恒的韧性……诸如此类的传统名言标语早已超脱了励志的“小作用”，而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升华。漫润在其中，耳谓目染，学生会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油生要为“中
华崛起，文化传承”而读书的责任感，更加明确自己学习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以更坚定的步传前行。同时，学们又在传统标语的美育中渐渐弃车浮躁之气，功利之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亦善乎？
然而，现代社会却极力求新求异，逐渐对优秀传统标语露出厌弃的态度，他们认为诸如此类标语又空洞，又拗口人，难以理解而缺乏“煽动力”，于是，一群跳梁小丑便粉墨上场。
一些人极为推崇“奋斗五年，幸福一生”等标语，认为其朴实而接地气。实际上却是折射了一种功利主义，是用肤浅短视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对应试教育的无知吹捧……此类标语将“学习”简单地与“考试”挂钩，又过分夸大高考对人生的意义，让考试这一教育手段成了教育的目的，而忽视了育德树人的教育真谛。看似激励人心的外表下，包藏的是歪曲教育意义的祸心！
更有甚者，喊出了“考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标语，让“丛林法则”跃然纸上。这样偏激的字眼不但会培养出极端过激的人格，引起内卷的恶性竞争，更让考场成了你死我活的战场，完全无视考试失利者的尊严。以文化人，标语铭心。校园标语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肃清风气，不再款吹物质主，义摆正心态，不再心存急功近利之想。予标语传统力量，予学生文化润养。让标语成为一次文化输出、传统盛宴、心灵春雨，弘扬正确价值观，提升人生境界，用积极的教育理念，引导激励学子。
闲暇时节到三多堂一游，文化人可领略到其浓厚文化氛围，下海经商者可借鉴其巧妙的经营之道，旅游观光者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现在三多博物馆的古宅，是明清两代太谷巨商富贾曹家当年禄、福、寿、喜四大中惟一保存的“寿”字，它以重、古朴、高耸、大雅之气体现了曹家一代巨商的风范。
曹家始祖曹邦彦，原籍华塔村，常推一独轮车到太谷北村一带卖砂锅，见北村地肥水美，便举家迁徙到这里。曹家第十四代曹三喜独闯关东开始了曹家的三百年的经商历程。明末，曹家首先在东北创建基业，清初又转向关内扩大业务日益兴盛。到清朝中期，曹家商业走向鼎盛，商业分布日本、内蒙古、俄罗斯，远至柏林、巴黎、伦敦，可谓“商业足迹遍欧亚，显赫声名扬四海”。十七代曹士义希望多子、多福、多寿，子孙万代保荣华富贵，于是修建了三多堂。
曹家的富有兴盛依赖于什么呢?究其根源则在于文化。曹家子孙世代读书识字，他们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在商业经营中注重用人方式，主张“唯才是举”，只要有才,不论是落第的举人还是乞丐，都能任用，于是在晋商的故事中便有了许多关于大掌柜的故事:曹家在东北有个“富生峻”大掌柜是东家从底层一级一级提拔起来的，有一位掌柜从东北回关内探亲，半道去高粱地解手，不小心把高粱秆碰断了，一般人不当回事，断就断了，但他不然，很仔细地看到高粱秆心有虫卵,连折几根都一样，聪明的掌柜半道返回了商号收购陈年旧高粱。人们觉得今年长势好，丰收在望，旧高粱价钱不错，旧的卖掉准备迎接丰收之年。然而秋后虫害出来，颗粒无收，别家店铺破产停业，他家却巧抓机遇大发其财。
三多堂博物馆不仅展出曹家丰富的历史故事，还把太保的文化汇集一处:300多件古旧木器家具、法家赵时燮真迹作品、瓷器等。
如举木器为例，三多堂的古旧木器家具以其品种全、档次高、规模大而别具特色，大到屏风座镜，小到桌椅板凳，各个造型优雅独具，做工巧妙精细。最为精美的则为—“百寿大屏风”，这座屏风高3.8米，宽5米，摆在院落大厅之中。屏风如此庞大，但却灵活得可将它分为15块，是由15部分组合，搬挪方便，屏风顶部雕刻成回云状，轻飘飘青云直上，底府则成基石状，厚重、牢固、沉稳。最精细的则是屏风两侧一对红木小狮子的雕刻，精美绝伦;上面的狮子口含彩带，下面的狮子足蹬彩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对小狮子翘首伸尾正逗着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屏风背后上下刻百寿图，中间则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的书法。这位道光、咸丰、同治三帝之师，大学士，书法早年脱胎于颜柳，晚年又学二王，既有颜柳之遒劲，又不失二王之隽秀，难怪寿阳人讲“寿阳出了祁隽藻，寿阳三年不长草”，果然是拔尽风水的一代帝王之师。
闲暇时节三多堂一游，文化人可领略到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下海经商者可借鉴其精明的经营之道，观光者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三多堂，足以被历史记忆。
某地山村里，一对男女青年正说悄悄话。
男的指着一条小河说:“我爱你爱到小河流干!”
“这条小河一到夏天就干。”姑娘不满地说。
男的见心上人不高兴，忙说:“天上的白云可以为我作证。”
“它一会儿有，一会没，能证明什么?”姑娘白了小伙子一眼:“算了，我该走了。”
男的眼看不妙，真的急了:“以后重活、累活都我自己干，不让你累着，你看好吗?”
女的转怒为笑:“这才说到点子上。你呀，不是文化人，就别说那文化话！”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理性学者，余秋雨以文化人特有的敏锐眼光，从中国历史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出一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足以在海内外广泛普及的历史的亮点，作了一次“文化苦旅”。他自觉运用散文的形式来反思中国文化，揭示中国文化内涵，进而在更高层面和更广的范围内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与长扬。
所有的历史、文化、山川、古迹、人物在余的散文中都是让人感到沉重的话题。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借助山水古迹探索中国文化的艰难跋涉的足迹。在“访古、谈古”的过程中，他深人探索民族传统文化，在面对传统文化失落、现代文明巫须拯救的问题时，他和另一位作家张承志都抱着忧国忧民的态度。
但相对张的偏激，余秋雨则显得温和、宽容得多。当人们在追逐金钱和享乐时，余也没有愤世嫉俗，而是优心忡忡地为社会道德沦丧、人性的堕落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在叹息中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近乎祈祷般的人文关怀及文化省思。这大概就是余秋雨的这些散文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而且也彰显了中华文化本身的巨大魅力、感召力及凝聚力。
窗外的雨停了，天也黑了，杯里的茶凉了，心潮却润了。在这钢筋、水泥所构成的现代世界里，市场经济无孔不人，尽管余秋雨后期的作品和商业总有着那么一丝一缕的联系，或许在韵味上也有不如前期散文的地方，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还延续了他文化散文经典一贯的风格和价值，而且借助于强有力的经济后盾，进一步探索和张扬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本身是文化界的幸事。不是吗?余秋雨在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作品后，好像要封笔了。我们暂不管他封笔与否，他所创造的那些文化经典所闪耀的光芒却没有离我们而去。就让我们永远徜徉在余秋雨的文化经典中吧!
台湾作家张默说过这样一句话:“多读山川，向远古探险;少说废话，从现在做起。”
是的，从现在做起，以三藏觅经般的真诚，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找寻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合乎民族文化生态整体的全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