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朵朵老粘着我，睡觉时我也会提着它的窝放在房间里，可它有点过分了。
今天它不吃自己的狗粮称我和妈妈在聊天时没管它，就跳上餐桌椅上，双手趴在餐桌上，头栽在碗里，吃着香喷喷的白米饭，妈妈见了感到惊讶，看他吃饭的样子，还真的挺可爱。
在我写作业时，它会跳到床上再跳到我的书桌上，趴着陪我写作业，我会把他放下去，可它又会跳上床蹭来蹭去蹭着蹭着就睡着了。
别看它很淘气，但你跟他接触久后会发现它特别的可爱。
桌上孤独地粘着一张便利贴。
上面孤零零的几个字：儿子记得吃鸡蛋。
我带着些怒气，把那张便利贴从桌上掀下来，砸进垃圾桶。马上期中考试了，我的学习压力陡然增大，可父母最近却越发忙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给我做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桌上，除了这单薄的便利贴，什么也没有。我从草稿本上拽下一张纸，“明文禁止”了他们继续写这些无用的字条，赌气地说道我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不需要他们的关照。
桌上空荡荡的，像是望不尽的戈壁。
周四，我像往常一样走路回家，却不停地咳嗽。可能是昨天被子没有盖好，受了凉，肚子仿佛被几千只虫子噬咬，一层又一层细密的汗珠覆在额头上。将钥匙插入钥匙孔，我的身上已经虚汗淋漓，额头像贴着一块烫红的砖。
家里依然空无一人。
我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委屈、孤独、难过一下子涌来，心像被水淋了一通，眼泪决堤般涌下来。我不停地用袖子擦着眼睛，但那种不被在意的感受，一次又一次撞向我的心，裂缝蜘蛛网般蔓延着。
模糊的眼前似乎摇晃着一丝丝绿意，闪过一点绿色，我擦了擦眼睛，那是一张被粘在桌上的便利贴，像是茫茫戈壁上生出的一点绿意。
我慢慢地踱着步子走过去，拿起，还是那熟悉的有些歪斜的字体：儿子，最近天冷了，要多穿几件衣服。怕你感冒，给你准备了一些感冒药。最近爸爸妈妈有点忙，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哦！我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便利贴上，还画了一个简易的笑脸。
熟悉的场景在心中闪过，那个因为疲惫而在方向盘上睡着的她，那个总会在车上注视着我离去的他，那个为了不打扰我呼吸都小心翼翼的她，那个即使半边肩膀湿透了也把伞倾向我的他，那个即使自己饥肠辘辘的先将饭送到我手里的她……他们，真的是不在意我吗？恐怕，父母也有他们的无奈吧。
泪水再一次落了下来。
父母的爱像是空气，我们会因为习惯而从不在意，但其实，爱一直都在，我们都在爱的包裹里成长。岁月是从不回头的流水，但在我们朝前奔腾的路上，无论何时回头看，总会有宽阔的臂膀、温柔的目光默默守候在我们的后方。
桌上热闹地挤着一张张便利贴。
有年夏天，我和儿位同志在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夏锄，走进一人高的棒子地里，就象进了蒸笼，一会儿就是一身汗。特别是歇晌后刚下地那阵，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天空没有一丝浮云，棒子地里没有一丁点儿风，大地被晒得发烫，人们被烤得张嘴喘气。我们几个干了一会儿，热得实在受不住，只得走出来，在地边唯一的一棵小柳树下歇气。我们一面用草帽扇着风，一面嘴里嚷着热:“热死了，”“热得要命!”正嚷着，对面走来了两位老乡，见我们在嚷热，便过来搭话。走在前面的那一位，看了一眼天空，说:“咳!这个天，蒸粘悖悖准省柴禾” 后面的那一位紧跟一句:“还熟得快收” 听着两位老乡形象的话语，我心里不禁动了一下。我们嚷了半天热，只知道以热说热，什么“死”呀“命”的，词儿都用上了，还是说不出怎么个热法。而老乡的两句话，投有一个“热”字，更投有“死”呀“命”的，却把热描写得淋漓尽致，形象得很。 有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稿件，且不说它的内容和故事，单说那语言，那文字，就跟读外国翻译小说一样。譬如，稿中描写一位农民在盼望庄稼丰收的心情时，作者这样写道:“大地!亲爱的母亲!你能赐给我们多少颗粒呢?好象大地母亲在说:子民!赐给你们所需要的，可以吗?”我的天!这是中国农民在想事、在说话吗?更稀奇的是，英语中的多数是加s的，于是有人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桌子们”、“树们”这样的词语。
外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可资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那些不适应中国特征和民族传统的东西。翻译有翻译的难处，对翻译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但不能学那种并不高明的翻译腔，而应该到生活中、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和吸取生动活泼的语言。
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还说要“和世界的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格亡中国的特性”。鲁迅先生又说:“采取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象的白话。”这种象蜜蜂采蜜一样只取其精华的办法和原则，正是“拿来主义”的实质，也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时应采取的态度。
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虽不是蜜，却粘着一切东西。”如果你的作品没有生动的语言，而是充满了翻译腔，哪怕内容故事再好，恐怕也很难说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