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看这个字的构造很简单，无非是左右结构，不是形声字，应该是从“另”从“刀”的会意吧？可这又怎么解得通呢？殊不知，“别”的篆书作“”，而不是“”＋“”；追溯不远，“别”的繁体作“別”。也就是说，它的左边其实不是“另”，那又是什么呢？下面只好从容一点说来。
这里得牵出另一个字：“剐”，这个字篆书是“”，比“”只少了一个“”。其实，这“别”就是从“剐”字通过隶书讹变分化出来的。而这个“剐”字原本作“冎”，后来才加了一把“刀”，今天我们看“别”的小篆形体是“”，就是一个表示用刀剔骨头的会意字。《说文》释为“剔人肉置其骨也”，它表示的意义就是用刀割人体使骨肉分离，那可怕至极的剐刑是怎样的惨烈就让人想都不敢想了。
如此一来，“别”就被赋予了“分解，分离”的基本意义，由此引申出“离别，告别，送别”的意义，还引申出“区别，另外的，特殊的”等意思来。“别”从“剐”分化而来，生出这么些个意义，或者干脆就说由“剐”的本义引申出这么些个意义，还分明带着“骨肉分离”般的痛。这里就特别要说说这种带着痛感的“别”字了。在中国，写“离别，告别，送别”的文字实在是太多了，这里姑且拣一点我们最熟悉的说说罢了。
“抛妻别子”的永诀是人间之至痛，把这种痛写得至为缠绵悱恻怅惘恍惚的当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与妻书》，光是开头几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这就已经够让我们“揪心”的了；曾有一部同名电影（鲜为人知吧，影响不大），女主角夏珊扮演妻子陈意映，因极度入戏，遇车祸后昏迷的冥冥中，竟与剧中人物进行灵魂对话，就因她被先烈的壮怀悲情“揪心”了。而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苏轼在《水调歌头》中，那种对分别已久的骨肉兄弟的思念与怀想，看似远不如《与妻书》那般哀痛，其实这种“痛”就藏放在“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怅惘与“千里共婵娟”的希望里。我们的先民们，那时书面的通信都很难，就根本不是今天高科技的“通信”所能比的，那么，离别了，告别了，送别了，就往往要找一样彼此都看得见想得到懂得了的物事作寄托，比如鸿雁传意，折柳送别，更有最方便的“明月共此时”，如此一来，这种暂时作别的“痛”就被诗意化了，我们读着这样的文字，也就变得美好起来。
应该说说“易水诀别”吧！说着《与妻书》的时候就想着荆轲了，他是冠绝古今的的壮士，为了他的国（燕太子丹）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理想，和着高渐离的慷慨筑声，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凛然赴死，那是何等悲壮！这不是骨肉分离，却是堪比“骨肉分离”的大“痛”。
还有一种告别，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明知“昨日之事不可留”，可又往往很难作别，是因为“昨日之事”牵扯着“今日之人”“今日之事”。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散文《胡同文化》里，对于北京胡同与胡同文化深深的眷恋，不忍作别，而理性告诉他又不得不作别，于是满带着无可奈何的伤感——一种将其归入虾蟆陵、乌衣巷之列的怅惘低徊。
我们总是在朝前走，是自主行走也好，是被裹挟也罢，“逝者如斯”，时代潮流也不可抗拒，注定要从昨日走到今日，又会从今日走到明日，尽可以留恋与怀念旧日与过往，但我们还是得作别这些旧日与过往，告别许多人许多事，伴随着必须的感性与应有的理性。
同学们，你们想过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我想，应该会是这样的。
学校的大门是带电的，只要坏人想进去，大门就会自动放电，但是大门上有自动识别系统，要是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进校，只要摸一下大门，便可以安然无事地进校。学校的保安是机器人，它能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如果有人渴了，只要一按“drink”扭，便会从那里喷出甜滋滋的矿泉水；有人生病了，他会帮助治疗；有同学迟到了，它会伸出橡皮手掌打他的屁股；有同学做好事，它便会奖励一朵大红花……
学习的地板是海绵做的，软绵绵的，摔一跤，一点都不疼。学校的树木四季常青，还不会掉树叶。教室里的墙壁可以变成一个电影屏幕，课间时间，我们可以欣赏适合我们学生看的好电影。粉笔是用小草做的，无毒无粉尘，还有清香。
……
看，我想象的未来的学校是不是很让人向往?同学们，尽情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也来构造一个你喜欢的未来学校吧!
望着这个
钢筋水泥构造的世界
我惘然了
亦或是突然明白了
三毛荷西住在大漠深处
席慕容想做一棵大树
那是心灵的召唤
然而我却要这般残忍
残忍地拒听心声
在毫无目的地驱赶中前行
追逐着不是自己的梦想
也许一直以来
自己就没有梦想
我只是在努力
演好人生舞台上的这出戏
然而我却不知道何为好
曾经以为
师长双亲就是我的天
可以为我指明道路
后来发现
大地才能给我安全
脚印才能使我坦然
路，都是自己选的
有人可以帮你
但没人可以替你
你，就是你
板块构造学说告诉我们两三亿年前，地球是一块联合古陆、不管有无生灵，它都生机盎然，紧密团结，也许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整体吧! 接着，大陆开始漂移，火山喷发，地震频繁，山脉崛起，裂谷形成，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七大洲、五大洋。 渐渐地，有了原始人类，他们愚昧却单纯，他们没有野心而善良。然而，社会的发展也许必然导致分化，紧接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们忙于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也在一次次的战火硝烟中“重熔再生”，人们的关系依旧密切，却只是因为战争、掠夺。
新航路的开辟密切了世界人民的联系，人们为之兴奋，也在毫无防备中迎来了野蛮残暴的殖民扩张，黑人奴隶被当成廉价的商品从一洲贩到另一洲，印第安人遭到惨绝人寰的屠杀，世界因为黄金和血腥而紧密联系…… 有人妥协，有人退让，于是有人扩张，再于是强者与强者之间开始斗争，这些又带来了什么副产品呢?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社会财富顿减，国家银荒兵弱。于是有人提议结盟，再于是有人举双手赞成，最后，世界因为一份份虚伪的协议而 “紧紧”相连…… 也许是人类厌恶了战争的火药味，他们开始向带着“铜臭味”的家伙发起挑衅，用各种方式以获取更大的利润，来滋润他们那日益膨胀的“肚子”。
世界一度成为“暗器高手”的天下，冷不防，你就陷人了什么“经济危机”、“金融风暴”，此时，世界因为经济而联系—畸形的联系。 发展至今，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家搞内战，我派些“正义之士”来维护“和平”;你家有人得了不治之症，我找儿个“名医”来“慰问”;你家有人来我家作客，我把他打一顿，再告诉你是“误伤”，大家开个玩笑;他家“金融风暴”，我给买个风扇再加点风力…… 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不是说大家原来都住在一块联合古陆上吗?不是说地球只是一个和睦祥宁的村落吗?不是说人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吗?不是说好和平迈向21世纪吗? 人类社会瞬息万变，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时代。然而，我希望看到的不是虚伪、侵略，而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一只只代表和平的白鸽……
今天，军训的科目是讲解步枪的构造和性能。
教室里，歌声嘹亮。同学们唱着革命歌曲，等着军训组张连长讲课。
一会儿，身材魁梧的张连长来了。只见他拿着一支“七九”式旧步枪，站在大家面前说，“今天，讲枪。”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那支旧步枪。
“这支枪好不好?”张连长把枪高高举起。
“好;大家齐声回答。
我望着这支旧枪。黑色的枪托上坑坑洼洼的，显得又老又旧。心想，有什么好呢?去年我去部队学军，用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那枪乌黑程亮，枪身轻，射程远，命中率高，多带劲儿，比这老掉了牙的“七九”式步枪可强多啦!
“它为什么好?”张连长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只听他接着说，“别看这支枪旧了些，可是它来之不易啊!这支枪，是我们革命前辈和敌人浴血奋战，经过流血牺牲，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过去，我们拿着它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我们要用它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消灭帝修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张连长越讲越激动。
听着听着，我仿佛看到那炮火纷飞的战场上，革命前辈在和敌人生死搏斗，夺下了这支枪，又用这支枪消灭一个又一个敌人。
张连长抚摩着枪说:“我们爱护它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永远扛着它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好岗4;放好哨，时刻准备消灭一切来犯的敌人。”
听了张连长的话，再看看那擦得锉亮的枪，我联想到开始时的想法，感到很惭愧。这时，我再看张连长拿的那支枪，好像变了样。越看越爱看。
哪个器官是怎么构造的，有几块肌肉，几根血管，怎么个形状、色素，都画得很具体，或者用文字标写得一清二楚;房屋设计图呢，一共分几层，每层多少个房间，每个房间有几个窗户，窗户多宽多大，放几根怎么样的铁条作为栏杆……真是具体到不能再具体了。只是这些图样，能激发你的感情，引起你对世界的思考，使你赞美或者僧恶吗?我看不大可能，因为它没有感染力，离开了艺术的主要特点:以情动人，用生动而具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形象来表现生活的图景，表现人的行为和命运。因此，不是感情地去具体描绘人，描绘社会现实，表现人的思想，那任你写得再具体，也不能算是艺术形象，不能起到艺术作品应有的作用。
从你的稿子看，不单主人公的外表描述得非常细腻，眼睛怎么个样子，眉毛的疏密程度，鼻子如何端庄，耳朵略小一些，全都写上了，而且主人公周围的环境，树木，房屋，菜园，甚至院子围墙剥落了几块砖，都写得十分具体，描绘社会现实，表现人的思想，那任你写得再具体，也不能算是艺术形象，不能起到艺术作品应有的作用。
而我读着的时候，完全引不起情绪上的反应，只觉得那是一篇平淡乏味的说明文字。我想，你会是很冷静地去描写这一切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作家应该非常客观地进行观察，平心静气地思考，然后热情地动笔写作。我没有这种经验。在体验生活的时候就不可能是很冷静的了。我以为整个创作过程，从感受到思考以至动笔，都应该是满怀激情地从事的。一个作者，应该有正确的思想观点，有认识社会生活的能力，并且对你的描写对象，有着强烈的爱憎，他应该想国思民，情怀激荡，处处都注进自己的情思，绝不可能于时于事，无动于衷。“感时花戮泪，恨别鸟惊心。”哪里有纯客观的观察，冷静的思考!人民的艺术家，绝不是冷眼劳观的事件的见证人，而是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干预者，用通常的话说，就是战士，要不，他反映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带有感情色彩，不可能正确、深刻、真实而动人地再现社会生活，描绘人的性格和命运，因而也就不可能激发读者的思想感情，叫他们心员撰动，认真思考。
总之，具体并不是艺术形象的主要之点，更不是它的全部，投有感染力的所谓形象，不能算作艺术形象;它既是具体的，生动的，同时又是饱含思想感情、发人深思的生活图画。
散文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自由灵活的。有的以人物为线索，有的以事件为线索，有的以景物为线索，有的以“我”的活动进程或思想感情的变化为线索，甚至还可以以一典型细节为线索的。但无论怎样灵活自由，都离不开思想的彩线，思想是全篇的立意，主旨，主题。
当然，所谓用思想的彩线穿起生活的珍珠，这思想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是来源于生活。不然，必定变成概念加例子。同时，这思想也不是直截了当，耳提面命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之后，让读者体味出 “四人帮”授灭后，老作家黄秋耘曾把清代诗人龚定庵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易了两个字，变成“文章不是无情物”，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艺短论。我觉得这题目起得很好。好就好在文采斐然，好在概括力强，特别是好在针对性强。所谓概括力强，是说不管哪一种样式的文艺作品，都必须有感情，无情就不成其为文艺。可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写什么文章都是不准有感情的，如果说有，那只是虚假的举拳头，拍胸口的假话、大话、套话，真情是不能流露的，谁写了真情实感，谁的头_L马上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人性论”之类的高帽。所以说，“文章不是无情物”的提法，针对性很强，战斗性很强。来的。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恩格斯讲得更明确:“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魏巍在谈到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作经过时，曾经说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我很久以来就在脑子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是我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作者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被无数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事迹所激动，孕育了这一主题思想，并把它熔铸于鲜明的形象和炽热的感情之中，因此，它能感染读者，激起读者的共鸣。写到这里，我想坦率地向你指出一点:在你的散文里，恰恰就缺乏这种炽热的不能自已的感情，所以，你堆砌了丰富的材料，也没能感动读者。
“文章不是无情物”，散文尤其如此。因为，散文是同有感情、优美连在一起的。我们平日读到一封信，一则日记，一篇文告，或任何形式中的一段文字，击节赞好:“真象一篇散文”！夕指的多半是它感情丰富，文字优美。所以，散文的抒情味比之别的文体，要更浓烈些，不光抒情性散文是这样，即使以叙事为主的散文，也应该这样。即要把叙述、描写、议论和抒情结合起来。情从何来?触景生情也。宋代诗人梅尧臣有诗云:“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俗意，寄在草木虫。”就是说:触景生情，托物咏志。这是诗的常用手法，也是散文的表现手法。
当然，在散文里，如何传达感情，其方式也是非常灵活多样的，可以直抒胸臆，也可以把感情熔铸于形象之中，可以借景抒情，也可以融情入理，这不仅与不同题材有关，更与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和风格有关。我们试拿杨朔和秦牧的散文来比较一下，其传达感情的方式，就有明显的差异。秦牧“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往往通过涉古论今，谈天说地，旁征博引，酣畅淋漓地倾泻感情，直抒胸臆，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其文，如见其人。杨朔则多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把读者带到他创造的意境中去，领略其诗情画意。
总之，思想感情对于散文创作是最重要的，它们是艺术构思的基础。高尔基说过:“创作—这是把许多细节联成一个或大或小的有完整形式的整体……投有‘构思’，艺术性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存在。”你想提高散文创作的水平，就得从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