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温哥华到多伦多，乘加航班机飞行约四小时，多伦多位子加拿大东南部，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它也是一个风光绮丽的城市，更是加拿大金融、商业、工业和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所以游加拿大就要到多伦多一，否则会感到遗憾。 ‘我们乘搭的是一架包机，客舱很宽大，可载数百人。一上飞机，就受到殷勤的空中小姐频频的款待、一时送酒，一时送茶，一时送餐，总之，在机上的一段时间，要想闭目静静养神或悠然入睡是不可多得的，何况还有电影可看。，在飞机上放电影，每位乘客都配备有耳机，可以清晰地听到电影故事中人物的对话。L 当飞机降落于多伦多机场的时候，走出‘机场即雇“.的士”驶向市区的假日酒店，这是预先订好了房间的。’原来约好邓穗楚君驾车来接、，他却在候机大厅人头涌涌之中看不到我们，只好互相错过了。
特到假日酒店安置好行囊、他却从家中打电话来了，，他说是与温奇华的刘敦仁先生联系才知道我们住在假日酒店的。一启假、日酒店的东主是华侨，可是粉客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这间酒店很有名气，设备是豪华的，收费也是昂贵的。住在十多层的高楼之上，可以俯瞰多伦多市中心区一部分市景，只见大厦林立，建筑群各有特色。这里接近多伦多的唐人街，于是行装甫卸，就走向市区，先到唐，人街观光，由穗楚君充向导。穗楚君是六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他路经香港时，我们曾把杯相叙，也为他饯行。他以风华正茂之年，远涉重洋，开拓前路，明知有艰难险阻，他却以顽强的毅力应付不可知的未来。
如今六年过去了，他已经站稳了脚根，从辗转于多种职业的轨道上安定下来了，三年前与来自广州一间科学院的陶华小姐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已有一男一女。他们的家离多伦多市区约二十公里，他是驾驶自己的汽车来假日酒店找我们的。_- 与穗楚君谈起别来的经历，他说他与一般移民来加的遭遇不一样，例如香港移民多有经济条件，可以从商，他则是赤手空拳来的。先后干过木工、杂工、开烧腊店、作面包师··…‘，直到近年才在多伦多一家外国人开设的面包厂获得了较优越的职位，于是生活安定舒适下来了，才考虑结婚。他一定要我搬到他的家住一两晚，可以畅谈今后的计划，我们答允了他的盛情邀请。‘· 在参观多伦多唐人街.的时候，知道有两条唐人街，一新一旧。新的唐人街最热闹，商店林立，熙来攘往的人流显示它具有发展的潜力。
当我走弃新唐人街时一却发现一新奇现象，就是书店、书局或什么图书公司特别多，竟达二十余家，几有五步一间十步一肆的密度‘这些书店经营多样书刊一，不论中文、外文，不论香港、台湾、大陆的图书都陈列得琳琅满目，走进去欣赏，颇有流连不舍之意。从图书杂志可以看到，香港出版的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香港的影响，这也是适应香港移民的需要罢?不过我很怀疑，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而且是工商业占主体的城市中，文化生意能维持发展吗?有谁会光顾这么多的书店呢?当我把这个问题作了粗浅的调查之后，才知道开书店是难于维持的，这只是一些具有知识且耽典籍的移民，愿以较少的投资，经营自己所好的业务。
明知难有发展的希望，但求取得蝇头之利以解决日常生活之需，就很满意了，因为图书业务不同于开饭馆，开杂货店，它毕竟清高，也较整洁，适于知识阶层的志趣。他们开设的书店，不仅出售图书，也兼借文具、录影带的业务，以多种经营来弥补图书清淡的生意，所以就越开越多了。当我了解到这些书店如此经营后，才恍然有悟，不禁联想到过去的郁达夫、胡愈之他们于四十年代在东南亚时，也曾参加过秘密出版事业的经营，这种流风遗韵，在海外华侨社会承传不辍。这是好事，所谓近水知鱼情，近山知鸟音，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于多伦多的新唐人街又得到证明，而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他们是有贡献的，我不禁深深表示敬愈。在新唐人街涉足于书店、图书公可，虽然想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古训，但却买不起眼前所见的好书，只有“交臂失之”了。
在多伦多，我经常遇到刚刚从大陆前来报到的新移民，他们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充满着好奇，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新鲜，对未来的生活，仍满怀着憧憬.
碰到李先生是1999年夏天在一家公共图书馆里。李先生和他的太太像千千万万个新移民一样，告别了生养他们的故土，告别了抚育他们长大成人的父老乡亲，跨越万水千山来到枫叶国，他要在这里再建一个新的家。
他们向我讲述他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经历:那是今年4月21日，他们出发得很早，到达首都机场，“加航”还没有开始办理换登机牌和托运行李的手续，他们就排了第一号。后来其它一切事情出奇地顺利。他们坐在候机大厅里，心里的感觉与每次出差没有什么不同，一切还是那么平静，周围绝大部分还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他们不由得在心中问自己:“这就是出国吗?”多年的努力和几乎两年的煎熬，一切来得似乎那样平静、自然、顺顺利利，叫人简直难以相信。当飞机腾空而起时，他们的心随着上升的飞机象被抽空了一样，惶惶地城荡，望着下面逐渐远去的大地，想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一到多伦多他们的态度变得兴奋起来。多伦多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仿佛就象他在八、九岁时对故乡的印象。天是清澈湛蓝的，不时有几架飞机高高地掠过，虽然在城市中，但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草香。一幢幢小楼前的草坪上，种着各样的花草，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有时他们见了以为是假花。在国内如果有钱，当然能比这儿住得还要好，但从综合环境等方面来说无法与这里相比。单从院子就可以看出这里丰厚的资源，楼梯、院墙一般都用上好的大木方很少用砖，粗粗大大的任凭风吹雨淋，听说这里还并不是富人区。他们的住处在市区属于穷人区，离繁华的商业区骑自行车不到20分种。但这个穷人区并不是国内所想象的那种贫穷。房子门口是公共汽车站，向北走200米，是一处草坪，有滑梯、秋千，旁边是一个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re)，内有免费为新移民培训英语(ESL,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的教室，社区中心还有健身房、室内游泳池，都是免费的。他们发现，在多伦多稍微大一些的公共绿地就有滑梯、翘翘板等孩子们的天地，隔不了几个街区就会有一大片草坪，旁边有运动场，到了晚上，运动场上灯火通明，许多孩子们在里面打棒球，据说有许多室内运动场、游泳池等免费公共设施，街道上的人很少，常常看到上学的孩子们穿着早冰鞋或者蹬着滑板戴着安全帽在大街上滑行，显得很潇洒自然。
这里的环境虽然确实很好，但他们内心世界的反响也很复杂，并不是由于国内的环境不如人家就说人家不好，而实际上，看罢一个好环境后的反思常常是:“这些国家以极少的人口占有世界极大的资源，他们如何能不富;他们靠强大的物质诱惑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资源，用别人的大脑去对付别人如何能不聪明”。这时他们常常想起自己的祖国，想起儿时山清水秀的故乡，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如果中国人能摆脱束缚手脚的一些陈腐东西，也一定会赶上并超过他们。
说起这里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大家庭，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什么样的都不少，人们在一起很和谐，彬彬有礼，眼神相遇常常是轻轻点头并报以微笑，“Thank you I You are welcome! Bye! See you.”等话常不离口。人们过马路很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人更是十分礼貌，在非十字路口，只要发现你要过马路，无论他的车开得多快都要停下来让你先过，叫自己觉得不习惯也不好意思.虽然刚刚来了几天，但已经感到，这里的人心都很平和，不急燥、牢骚少，生活也都很富足，正是出于这一点才使他们更多了一分爱心和乐于助人，比如从扔地毯这件小事来说，他们一定把地毯卷得平平整整，把小块包在大块之中，摆放在院子门口等着别人去拣，有些东西上面粘着纸条，写着“Want this I Help yourself.(需要吗，自己拿吧)”。这些虽然是小事，但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反映出一种社会普遍的健康心态。
说起拣东西，必须多说几句。在国内的日常生活中，绝对没有拣东西这一项，即使拣也拣不到什么好东西，而在加拿大就不同了，几乎每一个新移民都会有这样一段艰苦而有趣的历史，这就是拣东西。
Landing后办事要出去走，熟悉周围环境要出去走，呆着没事还要出去走，只要一走也就开始了拣东西的历史。他们最初的家四壁空空，两条毛毯、一条褥子铺到地下就是床了。那天早晨出去办事，刚刚走出两个街区，突然发现前面小胡同里放着一个很大的长条沙发，很明显是别人扔掉的，于是快步走过去，沙发是绝对抬不动的，但海绵的座垫和靠背还是能章走的，而且既干净又没坏，便一人抱了一挥兴冲冲地送回了家，半路上遇到有些人望着他们抿着嘴会心地微笑着，心里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这是刚刚到达多伦多没有几天的事情，这也是他们拣东西历史的开始。接下来几天又拣来了一个席梦思床垫，一个很厚的棉花和海绵混合型的床垫;两大卷很好的地毯，现在卧室的地面上已经铺上了厚厚的两层，走在上面感觉很好;一台松下21英寸彩色电视机，当然不是全制式的那种，换台时需要用旋扭拧，但很好用，画面和声音也很清晰;另外，还有一台收录机和数盘磁带，一张写字台，一张大桌子，一头放电脑一头当写字台非常好用;一个由几张桌子零件合并装配起来的饭桌，两个茶几，几把像样的椅子，其中有一个很好的老板转椅，一个与国内家里差不多的铁书架，一个五斗橱，一辆儿童自行车和一辆断了链条的赛车，两个台灯，一个落地灯，两台风扇，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而一些不好用或又拣到了更好的就把较差的又仍掉了。人在这时候的标准是很低的，每一个新拣到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好东西，很兴奋，过几天拣到同样的东西时，再看以前拣的东西真是很破旧，有些需要拿回来修理一下。出去拣东西很辛苦，而且还要克服心理压力，好在他们住的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食品超级市场，在多伦多市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那种，在这个市场四周的居民区里，到处都是那家超市的手推货车，通常情况下，拣到东西随时可以找到小车推着走，省了很多力气。真可以说是拣起了一个家。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唐人街的早茶馆里，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杨先生，向我讲起他们夫妻初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时的那种特殊感受: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旅程，感到十分疲累，提着十多件的行李，沉重得如十个铅球一样。在疲惫仿徨的心情下，此刻最需要的是别人的帮助，而就在此时，出现了来接他们班机的朋友，那时，他们心中又喜又悦又感激。也就在那一刹那，才真正体验到“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的真正意义。紧接着，朋友帮他们租房。朋友自己也做过新移民，明白新移民的心情，也知道新移民的需求，因为这位朋友刚到加拿大时，也有过同样的境况，因此他乐于去帮助别人。后来，朋友又带他去办理各种证件的申请，如“社会保险卡”、“健康卡”，此外还到银行开户口等。“如果有朋友移民来，我也希望去帮助别人”。说着说着，杨先生给我画一幅到多伦多湖心岛的路线图。湖心岛我也很熟悉的，我清楚地知道，如果坐在岛的边缘遥望多伦多这迷人的都市可以说是一种美的享受。他比画着对我说:在加拿大居住下来之后，就喜欢从这个角度凝视东南部的大城市多伦多，沿着号称全世界最长的街道—央街，穿过喧闹的市区，走到尽头，走到湖边，乘几分钟小船登上中央岛(也叫湖心岛)，站在这里，向前看，是安大略湖的无边无际，往后回首，则是北美大都市多伦多这美丽而辉煌的一面。
在多伦多，一般华人社团提供的移民服务内容包括工作技能的自我评估、劳工市场资料查询，以及教授履历写作与面谈技巧等。新移民抵达多伦多后，对本地的就业市场并不熟悉，如基本的雇佣标准法则、对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超时工资、遣散费、解雇、公众假期、年假、病假、产假、父母假期、星期日工作及薪金保障计划等。
据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做的基本工作包括，要对新移民介绍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法律知识，帮助他们尽早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例如，现在这里一般工作以时薪计算的最低工资为6.85加元，18岁以下的学生时薪为6.4加元，饭店服务员为5.95加元，而另外加小费.工作时数每天最多为8小时，每星期40小时，除非雇主有特许证，可以超时工作，但最多每名雇员每年10。小时，超时工资以每周工作40小时以后开始计算。再比如，对于新移民感到新鲜的一件事是，每年年初加拿大人都要忙着作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报税，报税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过了元旦，从自己工作的公司、有存款的银行，纷纷寄出反映你上一年收人的T4表。假设李先生去年在A公司工作，又在B公司兼职，C银行有两千元定期存款，从政府领到上学的贷款D，还有孩子的牛奶金。这些是李先生去年的全部收人。牛奶金免税，ABCD四项收人是需要交税的，或早或迟你会收到这四处寄来的T4表，如果地址变了一定要及时通知所有留有你的地址的公司或者机构，如果没有收到这些表一定要与他们联系索取。即使你上一年没有收入，也一定要报税，原因有三，一是增加了退税额，二是你在加拿大的记录，三这不仅是加拿大公民和移民的义务，而且也是每个加拿大居民的义务，凡在加幸大居住满一定时间都可以申报，如中国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所以，每年2月底，你在邮局可以拿到报税专用表。一本是报税表，另一本是报税指南。税表这一本里，所有表格都一式两份，一份交国税局，另一份自己留底。如果你去年已经交过税，今年的税表将直接寄到你家里。
我在加拿大了解到，一些华人社团领袖都认为，新移民处境的改善也有待于他们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
1999年6月3日安省省选前夕河南同乡会会长咸先生指出:“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华人一定要积极参政议政，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他说:“现在华裔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已经达到100万人之多，但参政议政反不如意大利裔、犹太裔活跃。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利，主动融人到主流社会中去，就会成为一个被排挤的、没有发言权的小团体了”。
安省华人参政助选委员会主席林先生在谈到安省华人与参政问题时指出:“华人在加拿大的政坛上，经历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华人在联邦、省、市各级权力机构中，已经有数位担任要职，说明华人参政的前景是十分光明和鼓舞人心的。但是，现阶段安省华人参政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综观安省华人参政的历史，由1947年华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始，经历22年，即1969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多伦多市议员刘光英;经历40年，即1987年才出现第一个华裔省议员黄景培;经过半个世纪，即1998年9月，加拿大总理委任首位华裔女性伍里德惠为联邦国会参议员，而安省却没有产生过华裔国会议员。回忆1997年联邦举行大选，共有7位华人角逐联邦议席，可惜全部败落。1995年省选期间，共有3位华人角逐省议员，也全部没有成功.安省华人在以往的省选和联邦选举中屡次失败，诚然有诸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存在。从主观因素来看，有人虽然有从政经验，但与社区颇为隔膜;有人与社区颇有联系，但又缺乏政治经验;有人既没有从政经验，又没有为社区服务的记录和业绩，他的参选，好像突然“从天而降”，这样没有群众基础的候选人，参选一定毫无把握，仅能碰碰运气罢了。作为一个参选者，如果抱着要打有把握的仗，首先要在品德、学识、才干和声望各方面作出自我评价，并鉴定自己为社区服务的资历，是否受到当地的选民爱戴和支持等。从客观因素来看，参选人是否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大力支持，而这个政党在该选区的选民中是否受到普遍的欢迎。参选人不但在华人社区受到拥护，在其他的族群也应受到欢迎和支持。华人参政另外一个不利的客观因素，是主流社会仍有根探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对华人或多或少存在有歧视的心态。
“安省华人参选委员会”1995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多伦多华人社区有了一个积极推动华人参政的组织，使华人参政逐渐向稍具力量和规模的方向发展。在短短4年里，该委员会获得华人社区各界人士和传播媒介的鼓励和支持，加上该委员会理事们的紧密团结和合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华人参政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例如与许多社团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举办论坛;力促华人政党的团结;宣传出版参政通讯;在社团内张贴选举漫画;举行与选举有关的摄影比赛等形式，推广和提高华人参政意识，鼓励华人踊跃参加投票。
“助选委员会”的侨领们说:“我们的工作虽然繁复细致，费时吃力，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该委员会今后将强化和扩大组织，培训助选宣传人才，建立基层网络，普及华人政治意识及鼓励华人参政。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才鼎盛、资金雄厚和人力强大的华人社区政治压力团体。希望社区各界人士冲破界限，消除自扫门前雪的陋习，参与我们的行列，团结一致，共同为华人参政贡献更多的力量。争取种族平等，华人要从教育着手，最便捷的方法是打人政府决策层，让华人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反映出来”。
在大量华人抵达本地的情况下，华人已经成为多伦多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华人社区人士在呼吁华人应继续争取种族平等，不能以事不关己处之，多伦多市隐藏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总的讲，近年来华人经济的强大多少减低了这种歧视情况的发生，但绝不是没有，有些向题只是隐藏在内，不容易被发现。如工作职位，现在除了电脑业外，其它行业华人占要职的实在太少，往往有才能与地位不相符的情况出现，在银行里出色的华人很多，但真正掌握关键要职的很少，大多只能到副主管为止。而且许多主流社会的小圈子华人也难以打人。现在很多华人新移民来到多伦多，有些人如果自己不去争取，安于现状，可能种族歧视的问题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詹教授撰文指出:“1999年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32国庆，多伦多许多族裔人士和团体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的节目参与了国庆活动。投人庆祝国庆的华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年年有增无减，这表明了各族裔人民对加拿大的认同和投人感的日益加深。华人移居加拿大，选择加拿大为他们的国家，这不但意味着居住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主观上认同对象的转变。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成为加拿大的居民的同时，也应该在意识上成为华裔加拿大人。当然，华人在主观认同上能否顺利完成转变成为十足的加拿大人，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外，还得看这个新国家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上对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包容性，是否愿意提供有利的条件来容纳他们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和平等的成员。这主要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究竟执行得如何。多元文化政策是加拿大基本国策之一，是各族裔能互相尊重与和谐相处的基石，不能被某些政治家当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经济情况好转时，便打‘多元文化’这张牌，向少数族裔示好，以争取选票。而一旦经济不景气时，便将之束之高阁。这种把多元文化政策当作权术的筹码是要不得的，它表露了主政者对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缺乏诚意，把少数族裔的权益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应该反对的，华人应该齐声要求政府恢复当年特普多总理所倡议和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精神和实质”。
詹教授认为:“在另外一方面，华人在一些观念上也应正名。华人移居加拿大，目的是在此落地生根，他们期望加拿大政府和全体公民，能确认和容纳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为加拿大的十足和平等成员。但是，在华人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在自己的主观和行动上，积极寻求成为加拿大社会的十足的成员。作为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华人也要改变不符合他们新名分的思维和言行。例如，在华人当中，在加拿大客居即侨居的中国人为数极少，因此华人及华文传媒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侨领’等名词和概念，对绝大多数华裔加拿大人来说，都是不正之名，有‘正名’的必要。华人是‘华裔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华人’，而不是‘加拿大中国人’;他们是‘华人’而不是‘华侨’，而‘侨社’或者‘侨领’则有必要正名为‘华社’和‘华人领袖’”。
在詹教授看来，“华人在要求和支持加拿大政府全面落实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在主观上和行动上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举例来说，加拿大移民到上海去定居，成为中国社会的成员后，还能自称为‘我们加拿大人吗?’如果他们一开口便如此自称，无疑是在表示他们虽然身在中国，而精神远未加人中国。因此，上述提到的‘正名’的需要是很明显的，华人如果在主观上还停留在‘我们中国人’，‘华侨’，‘侨社’等的阶段上，他们便是自外于加拿大，‘名不正，言不顺’，哪里还有资格要求加拿大政府和社会接受他们成为加拿大十足和平等的成员呢?”
詹教授说，“从‘我们中国人’转变为‘我们加拿大华人’，并不等于割断华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根。其实，这种主观上的转变，不但有利于提高华人在加拿大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每次接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代表时，无不鼓励华人认同当地的社会，全心全意投人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效忠他们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新加坡名人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问起为何泰国的华人能顺利地汇人泰国社会而成为享有平等地位的成员，而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尚未成立)的华人却不能做到，李光前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回教的因素，周总理马上反间到:为何马来亚的华人不全部加入回教呢?这次的对话充分显示周总理是多么关心海外华人认同当地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华人的切身利益。当然，要全面认同，在观念上的正名，便是这个认同过程的重要一步”。
詹教授还指出，“要真正成为十足的加拿大社会成员，除了正名之外还必须积极关心和参与社区和社会的事务。西方的政治就和吃自助餐一样，如果不自己去取拿所需要的食物，那只有挨饿的份，没有人会把食物送到面前来的。在落实多元文化政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既然被定为国策的多元文化政策符合华人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当它被收缩时华人就不能袖手旁观，应积极投人加拿大的政治去争取应有的权益，不然这些权益就有可能被减少或者取消，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詹教授的这番高论是否完全符合加拿大的社会实际，在我短短的一年考察期间还无法作出客观评判，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历史的验证，也有待于华人与新移民来自多年生活实践的共识，但无论如何，侨领们对新移民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
《加华新闻》的林先生同时还兼任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秘书长，他像许多社团侨领一样，对大陆新移民问题十分关注。这些侨领们对新移民问题的看法值得深思。
在与他多次交往后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我几次向这位社团领袖问起“如何看待大陆新移民找工作难的现象”，他每次都能抽出时间就此问题进行回答。总结起来他的看法大致为:
从1997年开始，大陆来加拿大的新移民猛增，现在大陆移民成为加拿大新移民的第一来源。不过，大陆新移民的就业难题也较突出，大约只有20%的人可在移民后的一年内找到与本行接近的工作，大多数人尽管有比较高的学历，不少人语言能力也可以，但是仍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缺乏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是这些新移民找不到工作的首要原因。另外，大陆新移民好象都喜欢集中在多伦多，而就业机会又分布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区，这样，不少移民尽管在“职业”栏里打分很高，移民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
林先生告诉我:加拿大政府给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在移民评分时给分还是比较高的，可当这些人来加拿大后，尽管他们大都有着硕士和博士的学位，可是他们的专业经验往往不被这里所承认，加上他们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许多人只得面对失业了。很多人为了生存只好去卖苦力，医生开小店，博士跑餐馆的例子比比皆是。还有一些人为了重操旧业，不得不到大学或学院将自己过去学过的知识再学一遍。尽管不少华人团体也通过多种途径向有关方面反映，希望政府能推出相应的对策，使这批人才不致在加拿大被白白浪费，但是外来移民的专业资格承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的良方。由于中加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语言的巨大差异，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比其它地区来的华人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有个别人来加拿大后走上了成功之路，更多的人却处在社会底层挣扎。
我个人认为，林先生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在那里值班的兼职侨领向我分析了华裔家庭生活在加拿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因为移民海外而造成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语言的障碍、移民父母与在加拿大出世的孩子两代之间文化思想的冲突，彼此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父母对孩子施以传统教育法的受挫及语言沟通的隔阂、华裔移民如何适应加拿大生活等等。
我也发现，针对大陆新移民的新情况，多伦多的一些移民服务机构也在调整服务项目。
一家华语服务中心计划主任张先生指出，随着加拿大近期对中国大陆移民政策的开放，自1996年开始每年来加拿大报到的中国大陆移民都连年大幅度增加，其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是独立移民人数的增加，许多在国外读过书，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再申请移民的人数也不少，其中不乏博士、硕士、学者、教授等。由于文化、教育、经济背景与台湾、香港地区的新移民完全不同，中国大陆新移民在这个新天地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适应与调适。根据移民服务机构的介绍，中国大陆新移民大部分在这里没有朋友与亲戚，所以从一进海关开始，就需要移民机构的帮助，这种情况与台湾、香港地区来的新移民在报到时就有亲朋好友欢迎的场面截然不同。
一些华人移民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都是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所以他们对整个环境都感到陌生，连坐公车买票都不会，更不用说找房子、找工作了。而在机场服务的义工，通常都会询问新移民想在哪个城市居住，然后将其附近的一些移民辅导机构的地址告诉他们，再为他们叫出租车离去。新移民接下来要做的是找房子暂时安定下来，接着是赶紧找份工作。可能许多新移民在中国大陆时，对加拿大目前的经济景况并不完全了解，所以许多人在“落地报到”之后，才知道在这个国家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相当多的新移民只准备了半年的生活费，所以如果在这段期间找不到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当然，能够获得加拿大独立技术移民资格的申请人，本身就有相当的专业技术，许多拥有电脑背景的人，也因此获得移民审核的特别加分才能通过移民局的审核。但不熟练的英语沟通能力，使得这些有技术的专业人士仍被堵在就业的大门之外。此外，中国大陆的学历不被公司认可、无当地工作经验、很多人以前做研究工作，来到这里找不到相似的学术领域，都是问题重重的原因。
有一家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专门涉及新移民的家庭问题。比如有小孩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家庭，由于同样面对着经济压力的问题，所以夫妻都得去打工，而小孩交给保姆又负担不起费用，于是常跑到有关服务机构询间是否能将孩子送回中国大陆由双亲照顾，将来长大了后再接回来是否符合移民法规定的问题。这家家庭生活服务中心是这样做广告宣传的:“朋友，当你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烦恼而无以解忧的时候，当你遭受家庭暴力的袭击不知向何处倾诉的时候，当你沉腼于赌博中无力自拔的时候，当你按照传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失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某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来寻求他们的帮助呢?”“我们是专为华人社区提供专业的家庭咨询辅导服务工作，是一间非牟利的慈善机构”。
该机构负责人向我描述到这样一些情况:伴随着大陆移民高潮，来加拿大的华人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在原居住地相安无事的家庭，在熟悉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各种家庭矛盾也随之而来，家庭暴力、夫妻反目、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的代沟等等在传统的概念中算不上大问题的“家庭琐事”，困扰着许多移民家庭，使他们在历尽艰辛的人生新的旅途中雪上加霜。最初加拿大的华人社区服务并不像现在这样活跃，华人家庭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和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发生问题以后不知向谁也不敢对外倾诉。扭曲的心态和无奈的生活现实，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当事人倍受身心的摧残。华人家庭矛盾已经成为日渐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家庭迫切斋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华人家庭的矛盾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的模式去解决，西人的社区服务也不能有效地调节华人的问题。不能眼看着同胞们在陌生的环境中遭受心灵的创痛而苦于无助，同样移民来加的一直从事社会工作的华人社工，在关切这个问题的同时，有意要创造机会为同胞们服务。
于是，华人家庭生活服务中心就成立了。他们举办各种家庭问题的专题讲座，通过大众传媒发放资料，带出积极的信息。组织不同性质的互助小组及青年服务，提高参与者的责任感及训练生活的技巧.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除进行专业辅导外，也提供咨询及转介服务。同时还设立了电话咨询热线，24小时提供录音信息，讲解有关家庭及人生际遇的问题，帮助有需要的人士了解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慢慢地他们闯出了声誉，打出了名气，中心也逐渐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重视。政府开始给中心注资，以后逐渐增加服务项目，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需要提供帮助的家庭和人士排忧解难。
一些华人移民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讲到，现在移民来加拿大的华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此要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想方设法帮助新移民在自我形象、情绪、学业、事业、恋爱、教育孩子、人际关系等方面提供咨询辅导与治疗。辅导的最终目标是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处理人生历程中不同的际遇、变迁或者挫折，在异国他乡创造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
“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很多人熟悉。北京人在多伦多的故事也同样的精彩。1998年2月22日，多伦多的北京人宣布成立一个加拿大人北京协会，一下子就吸引了数百人到场。根据北京协会会长朱先生的介绍，成立该协会的目的是“把大伙儿往一块儿凑凑，多认识几个哥儿们，有个地方诉苦侃山，共同干点儿什么.再说，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中，来自北京的人数数一数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什么会”。加拿大的北京人里能人相当多。对于新移民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在海外听到乡音，所以北京协会经常举办旅游、野餐和各种节假日庆祝活动，给会员们提供相聚的机会。会员们对此类聚会也非常感兴趣，每次活动都吸引很多会员出席。
1999年7月25日，加拿大上海联谊会在多伦多正式成立。根据首任会长马先生介绍，这是一个非政治、非牟利的团体，旨在团结在加拿大的上海同胞，发扬光大上海的文化传统，促进两地的发展交流，为上海新移民谋利解难.在成立当夭就受到众多上海人士的欢迎，有600多人出席。
1998年9月成立的加拿大河南同乡会，在全体会员及理事会共同努力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做了许多实事，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公益活动:如1998年底赞助北京协会举办的《希望工程》捐款活动，1999年4月欢迎朱总理对多伦多的访问，支持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塑造铜像活动，以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及澳门回归一系列双庆活动。另外，在1999年3月，河南同乡会还组团访问故乡河南省，为促进双向交流成立了“河南讲坛”，并在郑州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以帮助家境困难的优秀学生成材。
加拿大梅州同乡会经过8个多月的筹备，于1999年8月29日正式成立。首次会员大会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梅州同乡会章程，同时民主选举出首届理事会成员，会上还商讨了开展会务活动事宜。根据首届会长介绍，著名侨乡梅州地处粤东山区，素有客都之称。梅州同乡会成立的宗旨是，敦睦乡谊，弘扬客家传统，特别是继承客家人勤奋刻苦和勇敢进取的精神，并为加拿大繁荣及民族和谐而努力，同时热心梅州家乡建设。
一些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也重新焕发青春.例如，林西河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社团，1999年8月29日该会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庆祝自己成立79周年。据我后来了解，该会创会的初衷是宗亲相聚和互相帮助，近年已经逐渐汇人社会主流，帮助青少年，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该会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初始会员之一。
活贤社的新移民服务项目，像新移民英语会话班、举办“大瀑布一日游”等也深受欢迎。例如，为了帮助新移民了解和掌握有关奖学金的申请和准备情况，熟悉加拿大的教育环境、结构和文化。活贤社于1999年7月14日星期一晚上7-9点在皇后东街835号(835 Queen St. East)举办了一场教育讲座，题目是“如何申请奖学金”。讲座以中文普通话进行，费用全免，参加者必须随身携带“移民纸”。7月24日，这一天是个周末，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活贤社移民服务中心又在公园举行了每月一期的新老移民联欢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烧烤、野餐、游泳、日光浴等。与大陆组织活动不同的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参加者除了提前登记外，还要自己准备食物、泳衣等。但活动本身还是挺有意义的，其目的是为了新老移民在一起结识新朋友，交流彼此的经验，建立自己的网络，相互理解与帮助。
三是为某种目的而组合的团体。
这类团体如加中企业家交流协会、加华国际商会、商业俱乐部、中华学者商会、严新气功文化中心等。也有一些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娱乐性的团体组织，如多伦多华人团休联合总会就是多伦多规模最大的华人团体，它已经成立14年了，现在有40多个社团会员，是多伦多华人社团的一个联合机构，它在促进华人权益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目前多伦多的大陆人中，大约只有30%的人平时参加社团活动。
各类大陆新社团成立的原因之一是，当这些新移民在加拿大安定下来之后，那种身在他乡所特有的精神空虚就开始滋长蔓延，总觉得少点什么，人们总觉得太寂寞，不是找朋友聊聊天，就是借点录象带当作消遣，心里总是空空的，向国内亲友“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大部分移民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虽然他们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但是在他们“捷报频传”的背后是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不满、挫折甚至失落。这几年来在多伦多“雨后春笋”般诞生的各种名目的“同乡会”、“校友会”、“联谊会”，有很大一部分成分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新的华人组织积极关心新移民问题。
1999年10月，摩根一凯文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和加拿大北京协会着手联合在多伦多筹办大型新移民问题研讨会，着重探讨新移民移居加拿大后遇到的诸多问题，以期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协助新移民尽快地在这块土地上扎根、生存和发展。_
据策划组织这次研讨会的总负责人黄先生介绍，成千上万的华人万里迢迢地来到一个语言、文化、种族迥然不同的地方，面对着的困难和感受到的身心压力是巨大的，新移民如何克服在就业、教育、婚姻、家庭、教育子女、健康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如何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发展，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这次他们率先在民间领域探讨新移民的问题，目的是通过研讨会，希望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将研讨会的成果提供给新移民所在国和相关团体，作为解决新移民问题的借鉴，为华裔新移民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扎根、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黄先生介绍说，在新移民中，有许多学识丰富的学者，他们都曾经历过新移民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对研讨的问题感触良多。他希望各界的能人智士，积极关心新移民的问题，在研讨会上敞开自己的观点，为新移民的发展添锦加彩。
可惜，就在这次会议举行前的一个多星期，我的归国日期已到，没有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我相信大家对大陆新移民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国庆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华人团体也十分活跃。
1999年9月30日晚，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在世纪皇宫大酒楼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应邀出席。多伦多各社团代表及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纷纷向中国总领馆官员祝贺，招待会洋滋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第二天，也就是1999年10月1日上午11时，多伦多各界华人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升旗仪式约500人参加，由多伦多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澳门回归中国筹委会主席詹文义教授主持。出席的嘉宾包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周兴宝和夫人、几位应邀的联邦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各华人社团代表和中国留学生代表。
在雄壮燎亮的中国国歌声中，加拿大童子军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此时，狮队、腰鼓队和华裔儿童游行队伍也参与助兴，场面热闹空前。这是多伦多历史上首次在这个广场上看到五星红旗高高迎风飘扬。我难忘，我作为一名公派留学人员代表目睹了这动人的一幕。
我清楚地记得，在正式升旗礼之前，我们公派留学生代表激动地在会场上展示从中国带来的鲜艳的国旗，遥祝祖国繁荣富强，并祝家乡父老节日愉快。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一动作被《加华新闻》记者摄进了镜头，并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多伦多市府大厦是驰名北美的建筑杰作，它的新颖壮丽使人感官耳目一新。它的设计是两幢对立的弧形建筑物，一幢高28层，一幢高20层，并不等高但却左右斜对，由于建立于高坡的上面，景观自然别致巍峨，是多伦多的标志之一。高坡的下面有一片广场，广场之中有一个颇大的喷水池。晚上因为配合灯光的关系，喷出七彩缤纷的水柱，为游客和居民纳凉散步休息的好去处，远胭如烟如雾仿佛仙境。喷水池到了冬天，就成为市民免费的天然溜冰场，变成一物两用，喷水池之外的南边，是十线行车的汽车大道。
多伦多的5月是很美丽的，风和日丽，草木青葱，百花竞艳，万物生辉。在这以后的季节里，多伦多是加拿大一个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宽阔的多行车线的柏油路，四通八达。因为天宽地阔，出人非要车辆不行，所以你会发现，凡商场、旅店、酒楼、戏院或者机关、学校，都有广阔的停车场，以便来往的人们停车。住宅区除多层公寓之外，多是互相分隔四五米的独立楼房，只要两三层高，前后有花园、草地簇拥。多伦多有绿色城市的雅号。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庞大的公园，市区之内，不论公共建筑物，还是私人住所，一有空隙就遍植花木。
令人惊奇的是，从北约克区(North York)到华人聚居的士嘉堡(Scarborough)，从安大略湖畔，再到尼加拉大撰布，几乎没有一处是泥土的地面。在清洁、平整的街道、广场、公路、人行道之外，全部履上如茵的绿草，家家户户的大树脚边、供游人野餐玩耍的宽阔地带，也都是铺上一幅巨大无边的绿地毯般的草坪，而且经常修剪得平平齐齐，令人赏心悦目。后来当我们随“泰安旅行社”组团在加东旅游时发现，无论是南部小城京士顿，还是首都握太华，或者北部法语区的蒙特利尔，走到哪里也都被浓浓的绿色包围着。沿途所见，不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就是碧草如茵的绿色草坪，要么就是辽阔清澈的湖水，清新的空气中不时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草味，沁人心脾。良好的生态环境令我们好生感慨。我们开玩笑说，加拿大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更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农田，更看不到庄稼，即使偶尔看到了农田，也是休耕的农田，大片油黑的沃土悠闲地晒着太阳。后来导游告诉我们，农田和庄稼恰好不在我们沿途视野范围内，而在更远的地方。
多伦多最值得一游的是号称世界建筑史上奇迹的多伦多电视塔(CN Tower)。塔高达553米，据说建筑此塔共用去钢材5600吨，水泥40545立方米，是当时世界最高建筑物。来到塔下，抬头一看，只见塔顶端的发射天线犹如一把长剑直插云宵，顿时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买了门票，乘上电梯，腾空而起，随着高度的变化，地面的景物越缩越小，眼界越来越开阔，一分钟后便登上了350米高的旋转塔，从这里向外遥望，整个多伦多城尽收眼底，从旋转塔望下去，那些七八十层高的大厦都成了一个个竖立起的火柴盒子。再乘坐电梯升到塔顶的空间僚望台，在500多米的高空伸头往外一望，白云从脚下飘过，清风在耳边吹拂，真是飘飘欲仙的感觉，那天正好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极目远望，不但可以看到安大略湖和尼亚加拉大澡布，还可以依稀看见百里之外的美国城镇。
我们夏天几次到大瀑布旅游，都是在中区唐人街“文华中心”(Chinatown Centre)集合，乘坐“天美旅游公司”的穿梭巴士前往，我们乘车沿着安大略湖岸在高速公路上疾弛，这条叫“伊丽莎白皇后”的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公路，来去各两组，每组四条共16条平行的车道，放眼所见，流来涌去的车辆如潮，颇为壮观。大爆布距离多伦多仅90分钟的车程，车行200公里，忽然发现远方地平线上有一阵白云冉冉升起，每当这时我们就知道快要到大瀑布了。这翻滚升腾的云雾正是那撰布落下峡谷激起的水珠映着阳光形成的美丽彩虹，彩虹之外，成群白色的海鸥飞翔下来，极为好看.不像春节前夕来去匆匆那样，我们以后再来总是呆个大半天，并逐渐增加对这个景观的各方面知识。尼亚加拉河长56公里多，位于五大湖中最东面的安大略湖和最南面的伊利湖之间，这条河发源于伊利湖、流人安大略湖，随着地势的骤然变化，河水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瀑布。这条河和这条排布，是美加两国的分界线。由于尼亚加拉河流气候温和，环境优美，而且水力资源极为丰富，为了争夺这块宝地，美加两国曾打过一仗，结果是签订了一个《根特条约》，规定尼亚加拉河为两国共同占有，河流主航道的中心线即为加美边界，根据这一规定，尼亚加拉雄布也就分为两段，一段归加拿大，一段归美国.撰布总宽度1240米，平均落差51米，瀑布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冲河谷，发出的轰隆声展耳欲聋，远在几公里外都可以听见。“尼亚加拉”在当地的印第安人语言中，就是“雷鸣般水声”的意思。尼亚加拉大澡布是世界十大奇景之一，中间有“彩虹桥”相通，把加幸大与美国连接起来，我们持多次赴美旅游签证，得以多次从“彩虹桥”上散步而过，从两边的比较来看，最为惊心动魄的马蹄澡布位于加拿大境内。通常我们随着各种肤色的游客鱼贯走近大澡布的围栏，欣赏这壮观的奇景，有一次我们还买票乘电梯到地下，通过隧道来到大爆布的里面，乘坐“雾女”号游船(Maid of the Mist)在瀑布脚下漫游，发现这是最佳的观赏方式。
1999年8月7日，坐落在多伦多以北160公里的白求恩纪念馆(Bthune Memorial House)举办一年一度的“加中友谊节”。加拿大当地艺术家和多伦多华人艺术家共同登台演出。纪念馆地处格雷文赫斯特镇(Gravenhurst)，白求恩1590年诞生在这里，白求恩纪念馆是他的出生地，屋内布置也按他出生时的摆设，陈设了白求恩从出生到1939年在中国逝世的一生业绩，并循环放映反映白求恩在华经历的文献资料影片。这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小镇，夏日前往该处，既可以领略不同于大城市的小镇风情，又可以欣赏到由加中两国艺术家表演的精彩节目。我们几位访问学者乘坐“加中友好协会”与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专车前往。从多伦多出发，向北沿着11号公路约驾车3小时即可到达白求恩故居。演出场地就选在Muskoka湖边，湖光水色与两地艺术家的同台表演相互辉映，气氛怡人。我们参观了白求恩故居，并在纪念馆内签名留言。
多伦多的来历就更有意思了。“多伦多”一词原是印第安语，意思是“相会的地方”。多伦多与附近的伦敦、剑桥、圭尔夫、滑铁沪、汉密尔顿等中小城市，形成了安省的工商业中心，全加拿大25%的人口集中在方圆3小时的车程内。安省共有铁路线12000多公里，公路线21000多公里，401公路作为全世界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连接着温莎、多伦多、京士顿、握太华、蒙特利尔、魁北克等重要的大中城市，实际上北美洲有 1.3亿人口，包括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国际大城市在内，都在附近不超过一天的车程之内。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安省的产品可在一天之内送到美国1.2亿消费者的手中，多伦多当天往返美加卡车的货运量，占美加总数的40％，高于北美其他城市的同一指标。多伦多能成为加幸大最大的城市，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多伦多位于加拿大经济最繁荣的地区，隔安大略湖与美国相望，是一个优良的湖滨港口，人们可以乘船通过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出人大西洋，也可以向西上溯美国腹地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等许多城市，所以100多年来，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繁荣。
我常去听课、读书、参加会议及进行学术交流的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在多伦多也算是可供人们欣赏自然美景的好去处。多大就在市中心，离中区唐人街不远，它的众多颇有特色的古老建筑群加上布局合理的新式教学楼，与整个多伦多市区的市容市貌遥相呼应;约克大学位于多伦多西北郊，有多路公共汽车直接通达，并在视野开阔的校园停靠，各类不同风格的建筑，纵横交错地构成一簇簇相互关联的群落。这两所大学与北美其它多数大学一样，都没有建立任何围墙，大小绿地占满校园内的空间地带，夏天里，你可以经常看到小松鼠、灰白鸽在树丛间、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玩耍、寻找食物，即使见了行人既不惊怕也不退缩，人与自然的融拾关系可见一斑。
多伦多绝大多数街道是依照方格形式修建的，央街(Yonge Street)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我刚刚到加拿大时，骑自行车沿着央街自南而北直达约克大学，被朋友们戏称是一项打破记录的运动，就是这条长街道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呈U字型连接南北的地铁Yonge线和呈直线贯穿东西的地铁Bloor线的周围就是多伦多市的中心地区。这儿在很大的地域内是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区、企业街和住宅区，错综复杂，如不把握好自己的目的地的话，很难抓住城里的方向。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每次聚会，大家总要等他好一阵子，他常常找不到南北，即使手里拿着地图也不灵，有一次，在多大Roberts Library附近就找不到去过几次的复印店了。其实，整个多伦多市中心地区可以基本上分为三大片:
一是紧靠安大略湖港口前沿北面的Front st和与之交叉的Bay st附近地区，这是加拿大最繁华的企业街，也可以说是加拿大的华尔街。在这里，聚集着加幸大的五大银行总部，到处都能看见西服革履的公司职员，街上游客很多，所以也不乏漂亮的餐厅、咖啡厅和酒吧。这里的情景不仅与唐人街大不相同，而且也与我在多伦多其它地方所观察到的场面相差甚远。记得我刚到加拿大不久，准备去参加在蒙特利尔银行总部举办的早餐演讲会时，一位在加拿大工作多年的华人律师提醒我，到那一带去可一定要注重衣着，因为那里可是很讲究的地方，否则你会感到很尴尬的。多亏了那位朋友的提醒，我在位于大厦66层的小型会议室内，与来自加拿大各界头面人物一起，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及世界经济形势。会议结束时，我有意朝窗外望一望，令我吃惊的是，从这里望下去，整个多伦多完全可以尽收眼底。离开这高人云霄的银行大厦，看到西服革履的公司职员在这儿精神抖擞地走过，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多伦多在加拿大经济中的中枢地位。
二是伊顿百货商店所在的地铁Dundas站附近，这是多伦多最热闹的地方。多伦多是加拿大最漂亮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购物的天堂。市中心路段是购物或者体会市区气氛的最佳地带，这里有大规模的地下街和漂亮的购物中心、古董市场、大众化的市场以及能享受豪华的购物乐趣的高级时装店街等。这里最大的购物中心曾是拥有300多家商店的伊顿中心(Eaton Centre)。可惜的是，在我即将离开加拿大前夕，这家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老牌商店，最终倒闭了。在伊顿商场一带，杂乱无章地排列着一家家的电影院、剧场、商店、餐厅等。从这儿沿着Dunda，St。向西有公共汽车总站，再向西可到唐人街和安大略美术馆。因此，只要是游客，一定会到这里多次光顾。
三是Yonge线和Bloor线交叉处的地铁Bloor一Yonge站东西两向。该站前是Bay百货商店，从这儿往西的Bloor st。旁有很多高级商品商店，往东便是Danforth Ave。
在市中心地带往南，除安大略湖上的中心岛(the Central Island)外，还有博览会场(Exhibition Plaee)值得一提。多伦多最有名的活动是5一9月举行的加拿大全国博览会。据说这个博览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每年夏天都要在野外举行3周。1999年8月我到那里去了一趟，对此有过亲身体验。博览会的规模相当庞大，有几个分馆同时开放，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有展示。在此期间，人们还可以欣赏到一流流行乐手的音乐会和空中表演，还有很多连美食家都会满意的食品摊，可以享受到加拿大所有品种的菜肴。虽然博览会在这里只举行3周，但其它时间里这里也充当各种各样商业博览会的会场。而距此处不远的安大略广场(Ontorio Place)也颇有特色。据了解，这是一个建在安大略湖上由3个人工岛构成的文化娱乐综合设施，占地面积约38万平方米，据说岛的内部是模仿欧洲哥本哈根的齐柏林庭园建造的，由4个宽敞的主题公园构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玛丽娜村中像高尔夫球一样的园顶型电影放映馆，这儿全年上映最新的电影和70毫米的IMAX电影。特别是，在东岛上夏天旅游旺季时有The Forum大型野外音乐会，在那里可以听到多伦多交响乐团的表演。
在当今的多伦多，各类“补习班”相当多。所谓“补习班”，也可以说是因为新移民应运而生的新兴行业。因为一般移民子弟，刚刚到加拿大人学，英文程度都不太好，而其父母又鉴于加拿大学校数学的水准不理想，认为自己的孩子跟着正规课程学习，数学程度会一落千丈，所以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补习英文和数学，因而“补习班”也成了一行颇有前景的华人生意。多伦多有许多专为华人开办的补习学校。例如，加拿大一中国友好协会于1999年10月初在多伦多大学继续开办英语补习班。该英语班欢迎有一定程度或者考过“托福”的人士参加，对于那些希望学习加拿大英语中的习惯用语、加拿大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语等，该英语班特别有用。英语班免学费，书本费15元。多伦多大学中文学校的课程包括中国商务、旅游普通话班、儿童国语听讲读写班、奥林匹克数学班、中国数学班、素描人像油画班、卡通绘画班、钢琴面授班、芭蕾民族舞蹈班。上课时间是逢星期六、日。万锦市多华会英语小组也经常招生，由现职教育局英语老师以小组形式辅导英语，内容包括:拼音、发音、文法、写作及阅读。有少量收费。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多项儿童兴趣班，共8节课，各班学费均为60元，材料费另计。儿童水彩画班、儿童素描高班、儿童素描中班、儿童素描初班、儿童卡通画初班、儿童卡通画中班等。该中心还有其他各种兴趣班，包括有围棋班、太极拳班、水墨画班、健康舞班、排舞班、结绳班、中国粤曲班等。
很多大陆来的独立技术移民都以孩子为大前提，而忽略了自己本身，认为自己已经无所谓了，只要把孩子带出来，自己牺牲也值得。这是不对的，移民加拿大不光为了孩子也要为自己，如果自己都不能适应，孩子也不会适应，因为你自己直接影响到孩子。有人在移民加拿大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孩子变化了许多，他们抱怨父母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加拿大来，他那时已经不能脱离那一群与他在一起的孩子。对于自己当初作出把孩子送出来的决定，一些新移民也有一连串解答不出的问题:“到底对孩子的爱对不对?中国教育的压力的确太大，但把孩子送出来，对他究竟是好，还是害了他呢?”
由此使我联想到，目前在中国，低龄留学已经成为家长和学校师生关注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孩子能够早日接受国外的先进教育，有人认为国内基础教育比国外好，何必舍近求远。我并不反对大学毕业之后到国外去读研究生、博士生，但是把还在上小学、中学的孩子送出去留学，就好比把一个在沙滩上学走路的孩子，一下子仍进了大海，究竟会产生什么样后果很难说。我想，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大公司和科研机构里做出了不俗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国内所打下的扎实基础，虽然目前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国扎实的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我在多伦多接触过不少留学生，他们不但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更要承受身处异域文化中的孤独，大人尚且有如此感受，何况是尚未成人的孩子呢?很难想象孤独的留学生活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有些小留学生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国外又没有亲戚朋友，很容易被不良势力诱惑，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因此，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应该因人而异，千万不可不加分析比较，盲目地把孩子送出去。我到多伦多国际学院(大学预科)进行考察时，那些十几岁的来自北京、吉林、广州等地的中国小学生，都表示自己非常想家，当时正遇见几位学生嚷着要求学校帮忙让他们的妈妈来探望自己;而且，把从东南亚、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招来的华人子弟集中在一起，封闭教学与管理，能在多大程度上学好英文，还得打个大问号。
移民来的孩子，语言都有障碍，听力都有问题，你听不懂，如果你不问，老师就不管你，有时不是孩子不想问，而是环境陌生，不敢问老师，也不敢问别人，有孩子见到有黑人而不敢去上课的，他们有心理障碍，老师却认为你不可思议，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去间了老师，又听不懂，第二次便不再去问了。老师也不会想办法去听懂你的问题，一年过去便给你零分。有些小留学生成绩不好，但一直升上去、混上去，也没有办法升大学，变成东不成西不就，也不敢跟家长讲，家长也不知道。所以，到外国留学，应该在国内读完大学，在生理、心理都成熟后才可以去，否则在西方社会里容易出问题。
一些新移民来加拿大，都说主要是为了孩子的将来。为孩子的将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他们具备尽可能优越有利的条件，这是天下父母共有的心愿，但是，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加上生活富裕，很多父母容易失于溺爱、娇纵有余而规诫不足。“太空人”子女的读书问题更令人担优。一般来讲，对于想要送子女到加拿大来读书的人，可以经过两种途径。一种方法是，让孩子取得学生签证，以国际学生的身份到加拿大读书。另外一种方式是全家办理移民，孩子便可以以新移民身份到加拿大来读书。前者到加拿大来读中小学，每年约需要交纳一万两千元以上的学费。后者则可以享受几乎免费的待遇。于是，加拿大有人认为，新移民的“太空人”口袋满满，并认为这些“太空人”移民的目的，全都只是为了送子女来加拿大读书，享受加拿大的资源，而不思尽加拿大居民的义务，一些学校当局也认为，新移民的“太空人”家庭，全部属于这种只为了送孩子来加拿大读书的人。可是事实上，“太空人”家庭并不都是为了送孩子来加拿大读书，而在钻法律的漏洞。他们移民来加拿大虽然享受了孩子读书的权利，但他们也尽了纳税的义务。事实上，“太空人”未必都是富商.他们飞来飞去，未必都是想占孩子在加拿大读书的便宜。很多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做生意不久便失败了，找工作则处处碰壁，为了生活而做“太空人”的大陆新移民大有人在。他们也知道留下未成年的孩子在加拿大的问题多，但为了活下去，同时也为了照顾在加拿大读书的孩子，只好飞来飞去。
大陆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后，常常会遇到不同类型的文化冲击。有时当保留自己传统文化习俗的努力与加拿大文化发生抵触时，还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法律后果。在华人家长眼里被视为“管教”孩子的合理措施，在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工作者看来则是“虐待儿童”的违法行为，就是最引起争议也最令人沮丧的例子。最近在加拿大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孩子因为做了一些错事，而遭到父母责骂以及轻微的体罚，结果被官方判定为“虐待儿童”，不但孩子被社工带走，让养父母照顾，家长还吃上官司。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一对移民加拿大的大陆夫妇，他们5岁的女儿在幼儿园与同学玩耍弄伤腿部，第二天早展到学校后被老师发现，这个女孩因为不懂英语而不知如何与老师沟通，被老师认定这伤痕是由于家长体罚所导致，于是便报了警。这个孩子后来通过翻译被社工询问，可是有关人员却说父亲曾做出性侵犯行为，结果不但替察上门追究，省社会服务厅人员也拒绝把孩子送还家长，只允许他们每两周会见孩子一次。孩子家长大声呼冤，不但在法庭抗争，也求援华人社团组织为其伸张正义。
在不同文化随着各族裔移民进人加拿大的时候，反映多元文化背景的“家规”与体现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国法”时常会发生摩擦和冲突。寻找解决这种摩擦和矛盾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华裔融人主流社会的过程.就以孩子教育为例，中华文化素有“养不教父之过”的传统，家长对孩子教育倾注的热情远胜过洋人，许多人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也是“望子成龙”，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免有责骂甚至动手打孩子的情况存在，否则被视为纵容孩子。但在另一方面，华人家长也有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的倾向，以为家长可以主宰孩子的一切。在加拿大，这就蕴藏了可能虐待孩子的潜在危险.加上有些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反而更加固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一套，有的人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心理发生不平衡，无形中也会将此发泄到孩子身上，更有的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发生问题时，因为语言降碍而无法向社会寻求合理帮助，从而发生了一些偏差。
因此，刚刚到达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在面临“家规”与“国法”冲突时，一方面要让社工和政府执法人员充分了解华人文化传统，不要因文化差异而误判，另一方面，新移民也要入境随俗，树立法制观念，以使防止“管教”变成“虐待”，在发生类似情况时，不要怕丢面子，要主动向专门机构求助，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冲突。
培养孩子，毕竟是投资未来的一项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