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元月20日，己是己巳腊刀二十四日了,年近半百的西南农学院副教授侯孝祖，心事重重地来到了川南山区小县——长宁县相岭乡。
小小的山区乡镇.一套不算太宽敞的工才乍室。淡淡的晚霞透进屋来，照映在一位伏案工作的老人身上，照着老人那满头的银丝，照着那深达2400度的眼镜和瘦弱的脸……
“爸——”，老人从熟悉的声音里，得知是自己儿子——孝祖来到了。
“你怎么来了?不是快到春节了吗?还出来干啥?”
“爸，您呢?您不是也没有要休假的意思吗?春节按法定的都有3天假期呀!”儿子的话语，带着几分心酸味。
“我不是给你们说过吗，我事情做不完，我没有假期。说不定今晚，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掉，我可以肯定死于脑溢血，所以我的时间是要算着用的……”
这位倔老头，是著名土壤学家、国际地城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委员、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他来到这儿安营扎寨搞科研，已经是第I1个年头了二前10个春节，他都是在这儿“用论文来欢度”的。儿女们说什么也很难把他请去。今年春节，他要为苦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土壤研究的压卷之笔——《紫色土》的写作而奋战，当然不准备去那儿的。
“爸，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还是谈点别的……”
“好好好，就谈别的。关于我的党费间题，你看院党委一些同志处理得恰不恰当?将我交的党费公然给退回来，这是不尊重我侯光炯的权利嘛！我已叫人汇回去了，要是再退回，我就向上级党委反映……”
侯老有些愤慨，端茶杯的手在颤抖。
原来，侯老的工资从340元调到了569元。侯老领到工资，立即汇去200元交党费，，且每月照此数目寄。院党委照规定按工资比例数留足党费，将其每月多交的100多元汇了回来，并说明了原因。可侯老呢，还在生气。
孝祖忙告诉侯老说:“爸，就别生气了，院党委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侯老来到相岭后，用自己的钱办农民培训班，资助当地，学校和贫困农民。他花了全部工资，连发表论文的稿费都贴进去了。组织上不愿让他老人家太吃紧，可是，考虑到侯老的“脾气”，学院最终还是准备将他多交的款作专款，搞一个“侯光炯育年土壤学奖励基金”。
听到这个消息，老头有点乐了:“那还可以考虑。我这个怪老头也是通情达理的嘛！只是有一条—退款不行……”
孝祖本来就是动员父亲去成都啸碚妹妹处过春节的。但父亲的怪脾气他知道—老头有些事情上，也的确“怪”得够有水平。
1982年，也是春节前，父亲宜布“用完成论文来欢度春节”，助手们也不放假。父亲又向儿女们发了电报:“春节我不离开相岭，也不准你们来。切切!”可就在此时，还在桂林工作的小妹啸碚，带着小女儿去看外公。父亲竟采取‘撵”的政策。后来啸碚说帮他抄抄写写，是来给爸爸当助手的。在区干部的再三劝解下，作为“工作助手”，才被收留。
除了在外开会，侯老“寸步不离”他的科研所、试验地。85岁高龄的老人了，为了他的健康和医疗条件，领导、朋友。儿女们都劝他回成都或重庆，同样可以搞他的科研。连省委书记杨汝岱也这样关心他，他却写信告诉汝岱同志:他要把最后的梢力，奉献给农业，奉献给竹乡人民，连骨灰也要撒在长宁的土地上。
的确，侯老的脾气，作为儿子当然是十分了解的。所以不到时机成熟，孝祖是不敢提及到哪儿过春节的事的。于是，父子俩谈的都是科研项目呀，论文选题呀之类的东西，老头倒还感兴趣。住了两天，当得知父亲1990年度准备搞科研新项目、需要去宜宾找有关领导商量问题时，孝祖总算找到了劝老人家的机会。
“爸爸，已经快到春节了。既然到了宜宾，你不如于脆去成都啸碚处住几天，一则可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白内障，以免开春后影响你的工作；二则你老还记得八年前那个春节啸碚来看望你的事……”
“别说了。”侯老打断儿子的话，“这个我知道，也为这些事常常感到对不起孩子们。你们妈妈去世10多年了，我一年到头在农村，投有眼你们好好团过年……这次算我‘投降’，去啸碚处过春节!但要约法三章:只去两天，一言为定……”
离开相岭的前一天，一吃过晚饭后，侯老让儿子扶着他去散步，情不自禁，又来到了试验场地。在地边，在厢沟里，在田坎上，侯老踱来踱去，依依不舍—像是要分别三年五载。这一晚上，侯老的灯又亮了个通宵，这位白发老人带着两位研究生，面对《紫色土》的定稿，又伏案奋战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