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诗人苏轼在《与鲜于子骏》的书信中，曾兴奋地谈到，他作了一阅猎词《江城子》，只得“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这种有意倡为壮词，独树一帜，在当时的词坛上很不受欢迎，连他自已的善歌的幕士都语含讥消地说:‘柳郎中(指柳永)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子，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指苏轼)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陈师道也批评苏轼的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是，在词风还不脱艳情离愁，红翠纤细之调的当时，却有关西大汉执铁板高唱风格豪放的大江东去，虽“鲜与同调”，不也别开生面么！而苏轼的豪放词风，正为南朱慨悲壮的爱国词派开了先声，奠了基础。
我之所以想起了苏轼的这段故事，还是由蒋子龙小说的艺术与风格的议论引起的。有的同志说，蒋子龙虽用笔，如椽，大刀阔斧，不拖泥带水，但使墨却欠细腻，艺术上未免有点“粗”，可也有人说，蒋子龙的“粗”是粗犷之粗，刚健、豪放，是其风格的底蕴。我以为，说蒋子龙作品属一豪放派，该是把握了他的创作风格特点的。在蒋子龙的笔卞，《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那浩荡雄强的气势，’尖锐、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冲突，生命不息、故斗不止，意志如钢、性格坚强的霍大道、乔光朴，如旋风般扑进读者的心灵，确实显示了从社会主义四化大工业节奏中升华出来的那种宏浑粗犷的美。蒋子龙作品中的斩钉截铁、简洁明快的语言，大笔挥洒的场面描写，大开大阎而又环环人扣的情节构造，既和作者所描写的生活领域，所塑造的主人公们的形象、性格相契合，也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三国》、《水浒》来自民间，又写的是英雄的勋业，或战争，或起义，濡染笔墨的是豪壮的气质、粗犷的风格。因为它们最初都是出自说书艺人之口，艺人们为了吸引听众，虽不工于细致的描绘，却注重于突出的刻画。性格塑造也好，细节描写也好，或极富概括性，或经过严格选择而颇具表现力，等等，这些传统的艺术表现的特点，我们都不堆从蒋子龙作品中找到丰富与发展的鲜明轨迹。他对环境以至人物的外形和内心，很少做静止的、烦琐的交代与描写，却重视在人物的行动和对话中推进故事倩节的发展，善于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地掀起波澜，把主人公置于尖锐而紧迫的形势中，发展性格冲突，突出个性，这更在蒋子龙的创作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以至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