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北京”的战士薛凯华，在小说里虽然写得传奇性色彩浓了些，也有些理想化，但他那惊人的果敢和才略，以及在战场上对复杂战局的预见和分析，包括在遗书中所表达、所抒发的革命抱负，对严父慈母的真挚的爱，不也令人十分向往和动情吗?可惜这样一位才华过人的“将门虎子”，竟死于十年动乱中制造的臭弹的失误里，是怎样令人遗憾、激愤和痛心呵!
小说用笔最多的，当然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在作者面前的敌事叙述者赵蒙生的形象。用“高大全”的英雄观来看待赵蒙生，他大概只能被评为从落后到转变的“典型”;用当代时髦的术语来称呼他，或者也会有人说他身上散发着“垮掉的一代”的味道！不过，在《花环》这部作品中，又确实很雅用简单的符号标示他的性格。这位今天的一级功臣，的确有一个从昨天的旧我走向今天的新我的曲拆的生活和心灵的历程。但是，正象他在小说中自己现身说法的那样，作者假使不“如实地描绘”他在“生活中的这一个”—他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个故事便不能成立了”。
近年来，有些文艺家总是向读者宣言:真正自由的文学，只能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似乎不这样，就难以创作伟天的作品。我想李存葆同念，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他是写不出《花环》，也无法创造赵蒙生这样的复杂多面的个性形象。李存葆同志在《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级语里，曾这样谈到他面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
对于战争，象我这样的青年军人，过去只是在电影上看过，在文学作品中读过，这次却是亲自体会。如果说勇士们的身心经受的是炮火的洗礼，那么，我的灵魂却是经受了烈士的热血的一次大洗涤。作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犹如银河系里灿烂的繁星，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感染特我，霞撼着我，教育着我，也鼓舞我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勇战斗。在潮湿的猫耳洞中，在丛林的帐篷里，在跳动的烛光下“…我含着热泪铺开了稿纸，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