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这是清代名臣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的一番评价，将这本书推向了一个极致的高度。“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司马光编著的目的之一。
司马光，字君实，号迁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在此期间，他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本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记叙了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朝代的更迭。虽然此书为编年体通史，里面并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但记叙的历史事件，简要干练而又一针见血，一件或几件事情往往只用一段文字，极少有长篇大论，尽量缩短文字，使读者一目了然。如一例：
“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其都督公孙阳，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权为笺与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寥寥数句，不过百余字，却叙述了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带兵与其相持，曹操感叹孙权英武等事。虽简短，却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将曹操的赞赏和孙权的不卑不亢展现得淋漓尽致。“乃撤军还”四字，却草草交待了战争的结果。可见司马光在编纂历史时，注重人物的语言描写，而战争的描述极为简略甚至一笔带过。有详有略，让读者一目了然而不会遗忘事情主干。其中蕴含的深意又使人回味无穷。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何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司马光之前的历代历史家和自己地某件事的点评。正因如此，才让一本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史书变得发人深省，富含道理。虽然个别评论受到了当时儒家思想和编者个人主观思想的影响，却也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一本传世之作。如：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这段评论出自《卷第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是对安禄山攻入长安搜捕乐工，掠夺乐器、舞马等娱乐物品的原因分析和评价，指出唐玄宗奢侈无度，贪图安逸而招致灾祸。警醒后世君王在取得太平治世后居安思危，并“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修身养性，脱离纸醉金迷。也告诉我们珍视当下太平，不崇尚华丽奢靡，以德为本，立人为先。
“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朱熹
先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泰戈尔说：“不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怎么能弹奏出绝世的乐章？”经过这样千锤百炼，幸福终于锻造出来了。
人生如一棵树一样，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存活下来；只有抓地生根，才能使自己顽强起来。
他，一位扼住命运咽喉的音乐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音乐家，失聪已经给他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他用一根棍子贴近耳朵，靠感觉来感受震动，奏出了世间最美好的音符，给听众予以一份幸福，也给他带来了痛苦中而产生的幸福。贝多芬，让我看到了幸福的根源。
他一位舍生取义的军人，为救起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甘愿以自己的性命去救她。当他看到那位女人跳河自杀之时，把自己的疾病抛得远远的，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救人。因为水流很急，救护人员很迟才到达，而他，足足在河上坚持了３０分钟，就在把女人救上救艇时，他便沉到河里当中，就这个样子沉睡了。他是个好心人，曾屡次无偿捐血，每一次捐血都达到４００ｍｌ，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他，感动中国２００５年十大人物之人，孟祥斌，就这样英年早逝，舍去自己该有的幸福，换取了他人的幸福。
我们每天都接受着生活赋予的种种幸福，但现实中，幸福却是那样残酷而得来的。我们更应该学会一样东西——珍惜幸福。
懂得以默契代替语言发出要求和指令的夫妇是世间幸福的富翁，因为他们省却了繁琐的语言所消耗的生命空间和时间。他们能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有益的情感活动和智慧活动。倒是那些满足于喋喋不休，以为这样才显得“恩爱”的夫妇，难于有幸领略由默契所浓缩了的爱的甜蜜和情的温馨。
朝夕厮守的爱情,犹如绘画中的特写，它可能传神地描绘出一双特别动人的眼睛，或者一幅特别富于魅力的侧，但却使人无法领略全貌;而要真实完整地认识爱情的价值，探刻地发现它整体的活力和魅力，则要有时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如愿以偿,恋人之间的合聚，有时也大体符合这个规律的内涵。
在初恋的过程中，要能理智地有分寸地掌握有益于情感发展的辩证法是很困难的，这时恋人的心儿被纯情的火焰燃烧着，常是难以自控的,莎士比亚曾风趣地比喻“恋爱的人去赴情人的约会，像一个放学归来的儿童，可是当他和情人分别的时候，却像上学去一般地懊丧”,初恋是“最智慧的疯狂，哑喉的苦味，沁舌的蜜搪”。然而他也终于认为
“最甜的蜜糖可以使味觉麻木，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既承认初恋的热烈性，不要去压抑人类这极富美学价值的感情，让它尽善尽美地得到发挥;又要它不失于可控性，做到热恋而不失智、失态，这大约就是“伴合之中保持距离”的精髓了。
“伴合之中保持距离”是叙利亚诗人吉布兰的一句珍言。幸福的恋人不该对它产生有害的误解:它不是要恋人之间有意制造情感的隔阂，也不是倡导借别离去惩罚意中人的相思情，更不是要恋人之间有意形成若即若离的情怨气氛，尤其不是要恋人们继承那种封建传统道德意味的“男女有别”的诸般戒律。
当进入热恋期，爱的情感接近成熟的时候，保持理性的冷静就上升到显要的地位，这时，就该有意识地使“伴合之中保持距离”成为爱的智慧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不是爱的降温，也不是情的冷落，而是标志着情感发展成熟的稳定状态和有序节奏.这种爱的格局的出现，往往是为初恋获得成功而举起的鲜明旗帜。
记得有先哲把爱情比喻为“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从爱之泉需要特殊的酿造环境来说，这是不无道理的，又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也属于类似上述意念的哲理思维。这些关于爱情个性的精彩描述和比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