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45年党龄的优秀老党员，与共和国同龄的残疾退伍老兵;他，坚持为单位、社区义务绘制板报、宣传画30余年，把白墙装点成美丽多彩的艺术品;他，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下公益脚步，为村里手抄抗疫宣传资料，身残志不残，他就是光荣入选“中国好人榜”的浮桥人胡学雷爷爷。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除了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我想还有要学习的，大概就是好好学习前辈们的精神了吧。胡爷爷热心公益三十载，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为各机关单位义务编排黑板报、宣传画,传达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宣传便民政策法规，科普健康卫生知识，退休后，他又主动承担起社区的黑报板编排工作。我想他的为人肯定和他的名字一样，无时无刻都在学习雷锋精神。
胡爷爷不顾年老体弱，尚且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何尝不应该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呢。比如像现在提倡的“垃圾分类”活动，扔掉了是垃圾，利用好了它就是宝贝，垃圾分类能让我们学会节约资源，利用资源，并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个人的素质。我们就可以从自身做起，把家里的垃圾分好类，把分类好的垃圾投进相对应的垃圾桶内，这样既方便了环卫工人，又美化了环境，何乐不为呢。如果我们都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才能真正知道资源的珍贵，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
“众人拾柴火焰高”，社会的进步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都要向胡爷爷学习，学习他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向他一样热爱公益事业，向他一样努力成长为一个中国好人。
我是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我亲身参加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的弟弟刘镇夏是一位南路革命英烈。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我和大家心情一样，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豪情满怀，充满了信心;回首革命往事则心潮激荡，深深怀念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我的弟弟刘镇夏同志就是这些烈士中的一位。
小时候，家里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在当地也算是乡绅仕宦之家。家中有房产有田地，父亲1926年还出任过海南岛陵水县知县。兄长之中有国民党军队中的高官，也有在当地政界供职的官员，家里共有七个兄妹，我排行第五，上有四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我是唯一的女孩。可是，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在我们家里，男孩子六岁就可以上学读书，在乡里读完了小学可以到县城上中学，到省城上大学，有本事的还可以出国留学。可我非但不能读书，还不能上台和兄弟一起吃饭，只能与母亲像下人一样在厨房里吃。五、六岁开始就要帮嫂子照看侄儿，跟着母亲去赶海，种菜，学织上布、蔑器等。终于在我10岁的时候，由于好心的哥哥们的劝说与资助，我才开始上了小学。但也只能读到四年级，就退学了。
1933年，镇夏弟弟已经在乡里的小学毕业，将要到省城去读中学。这时的我已辍学在家两年多了，弟弟们即将要去省城就读更激起了我求学的欲望。我再也无法忍受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我反抗、斗争，甚至绝食，就是要和弟弟一起去读书!终于在母亲和弟弟的哀求下父亲总算同意了让我去上学，但又不肯给足够的钱。
镇夏弟弟比我小4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俩年纪相差不大，又是同一母亲所生，自小感情就非常好。虽然我们也会时常有孩子意气的争吵、打闹。我会嫉妒他从小一直都有书读;他也会对母亲特别疼爱我，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我而有意见，但他对我始终都是很尊敬的。在我辍学后，他放学回来总爱和我说学校里的事情，把课本和作业给我看，使我总觉得自己仿佛还在上学，还在读书。如今真的可以和弟弟一起去念书了，我已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心早就飞到了课堂里。可镇夏弟弟却很清醒，没有钱还是读不成书的。是他和母亲商量，是他向和我们一起去念书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提出建议:把父亲只提供的两个人的上学费用集中在一起，由我来掌管。这样，这笔钱足够交三个人的学费有余，再由母亲补贴一点伙食费，就解决了我去上学的难题了。
自1933年秋到1937年7月，我在县城中学里读书的这几年，是我们姐弟相处最密切、最令我怀念的一段日子，特别是1936年初，镇夏弟弟从广州转学回防城中学后。虽然我们借居在亲戚家里，放了学还要自己做饭吃，学习生活都很艰苦，但我和弟弟却很开心，都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我三年里两次跳级，镇夏弟弟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读上了大学。我非常感谢我的好弟弟，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与帮助，在旧社会里，我一个弱女子再怎么折腾，也是无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与樊篱去上学，去抗日，去追求革命真理的。因此，每当我回想起镇夏弟弟在母亲面前表示用给他一个人的钱和姐姐一块去上学的情景;在去县城上学的路上，他命令他的哥哥把钱都交给我来管理的场面;还有在学校里我被有钱的恶少欺负的时候，镇夏弟弟都会挺身而出，保护我，替我惩罚那些恶同学;弟弟吃着我做的粗茶淡饭，总说很香、很甜……，这时候，我整个的心胸就会完全融化在了一股强大的暖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