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陕西省铜川矿务局李家塔燃矿修建队的职工京属。六年前，我二十五岁时，顶着人们的世俗偏见，和矿修建队年纪四十岁的王友习结了婚，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此，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担负起抚养他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的义务和繁贡的京务重担。在这些年的生活磨炼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使困苦之人得到了幸福，自己才更幸福。
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使我走出了小家庭，踏上了为职工服务的道路，自觉地协助工会和家属委员会做些家属工作。
我的老家在河南封正县，前失于1975年病故，当时我已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1976年，我认识了失去爱人的王友习。我们是同乡，当时老王四十岁，一个人领着四个孩子在矿上，他又当爹，又当妈，生活十分困难。我有着同他一样失去亲人的遭遇，过去别人同情过我，这时，我更同情他，也可怜他那四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我看他忠厚老实，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说服母亲和亲友，毅然在老家同老王结了婚。
在来铜川的途中，我思绪万千。当我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等待我的新生活将会是什么呢?这群孩子将会怎样对待我呢?我年纪轻轻的，能挑得起这副家庭生活的重担吗?
在一个下雪天的临黑时刻，我跟着友习踏进了一个墙壁脱落，暗淡无光的小窑洞。站在窑洞里的是四个衣帽不齐的孩子。这是一个乱箱槽的没有主妇操持的家庭。看到这些，不由得使我打了一个冷战。我问友人，这就是我们的家呀?友习点点头。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一一向我介绍。大的十四岁，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最小的叫黑且才两岁。然后，他又指着我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妈妈，叫呀!”“小黑旦你叫呀，”可是没有声音，只有八只小眼晴直勾勾地望着他们的爸爸和我，老大还梗着头。这时，我赶紧拿出糖来，给老大抓了一把，老大没有接。再给小的，他们看看老大，也不敢接。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临到晚上，我去烧火做饭，因为没有用过煤火，越急越弄不着。老大也不吱声，一把夺过火棍，两三下把火弄着后，又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看了我-攀。顿时，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心里真不是滋味。象这个样子，将来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我有点埋怨孩子们太不理解我的心了。待到晚上，都睡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老大和两个妹妹三人盖一床被子，下面又没有褥子，只铺了一个草垫子和几张麻袋片，棉桂里还垫粉一把麦草，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怎么能怪孩子们呢?他们处在这种失去母爱的痛苦之中，对我这个突然闯入他们生活里来的人真的能够相信呢?关键是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温暖这个家庭，换取他们的信任。想到这里，我便擦去了伤心的泪水。
陕西铜川李家塔煤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四面环山，沟壑纵横。五十年代初这个矿投产后，家属住宅区就比较分散，有的修在突兀的山顶，有的建在低凹地带，离矿部和井口都有三四里路远。路大都是泥土路面。晴天，风一刮，黄澄澄的沙尘抹人一脸。遇到下雨天，就到处是一片稀泥。因此，一遇雨天，人人都为出门走路发愁。
解决行路难的问题，是人们多年的愿望。可是，一拖再拖，多年没有解决。1982年，矿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和工会干部学习中央的有关指示，研究如何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矿上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经过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修路的决定。
会后，矿的党政工团主要领导人多次深入家属区实地勘察，组织各方面力量施工。东新村家属区，座落在山脚下一片凹地。那里有五、六百米的黄泥路，路面既窄又凹凸不平，骑自行车、拉架子车送煤送面，十分不便。他们就地取材，开山劈石，硬成石子铺了路面。现在一条宽阔平坦和种有树木的矿内公路，把东新村和矿部联接起来，而且还向着矿外远方的原野伸展。
西山家属区是在一面临坡、一面临沟的山顶上。人们由下而上要爬四百多米的坡路，每到雨天或夜晚，一不小心，常有行人掉进沟里被摔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矿上运来砖石，根据山势，把这段坡路铺成台阶，现在职工和家属走这条路比过去安全、省劲多了。
每当矿工和家属们走在崭新的沙石路面上时，大家就从心中发出感概:还是实行民主管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