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出生在解放前，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压力负担大。
年轻时的爷爷，精瘦干练，平头短发，高鼻梁，大耳朵，说话铿锵有力，走起路来，阵阵有风。我小时最喜欢听他讲自己的年轻时的故事。他那时去学堂读书要经过山路，弯弯曲曲，一趟都要一二个小时，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同学们都羡慕他。夏天一放学就赶回家，在凹凸不平的木板上写作业读书，一连几个小时。天慢慢黑了，爷爷点起小煤油灯，伴着昏暗灯光继续读。乡下夏天闷热潮湿，蚊子又大又多，经常骚扰他。爷爷就想到一个驱赶蚊子的“秘方”,捣碎大蒜，制成蒜泥涂在脸上﹑脖子上﹑和腿上熏蚊子，同时也熏得自己双眼直流泪，这样也不能打扰到他学习。可好景不长，由于家里人多口粮少，生活太苦，只好在五年级辍学了。但辍学的事，并不能妨碍他对学习的热爱，继续坚持看完《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爷爷为人谦虚，做事严谨，关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特别是培养出两个最小的弟弟成为大学生，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医生和老师。
爷爷退休后，每天还是坚持4-5小时读书习惯。只要有一把椅子和一本书，就能安安静静读完看完。爷爷活到老，学到老的这种学习精神，鼓励和鞭策着我们也要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努力奋进的学习作风。
解放前，在边远的山村，基本没有一所全日制的像样的学校，农村娃读的大都是私塾，所谓私塾，基本只要一名教师，教室一般选择在某个家族祠堂内，或者在一处比较豪华的宅院或者庭院内，教的内容主要以中文为主，教材多半选用《四书五经》、《左传》、《千家诗》等。一般是老师上午讲课、学生下午习字，功课不是那么紧张，但死记硬背的内容多，这就要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
当然，在三十年代之后，有一些条件好的乡镇，也兴办了公立学校，教的门类除了中文外，还有数学、物理、地理、历史、外文等。但公办学校一般都集中在县城或者人口较多的集镇，一般的农村是没有能力享受这个优越条件的。况且，能够进学校读书的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最起码，你得有能力交得起学杂费用才行。
无论私立还是公办，读书也是一种潜行的投资，除了读书者本人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心血外，家庭也要耗费一定的钱财，这几乎是几千年来难以更改的事实。
但尽管读书需要一定的费用、一定的投资，但这笔投资毕竟不是太高，乡村教师也不可能靠教书发家致富，更不可能一夜暴富，教师的收入，也仅仅只能够维持日常开支，有少量的结余罢了。
我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私塾教师，教书四十多年，也没有见他怎么富裕起来，生活平平淡淡，只能够解决简单的温饱问题。晚年很低调，因为不太会农活，以钓鱼为乐，倒是写得一笔好字，镌刻的技艺也相当不错。他生前主要教学的内容都是古文古诗词，家里许多藏书，都是古典诗词、散文等。当然，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未能幸免，被红卫兵搜去付之一炬。
解放初期，是私塾教育和公办教育兼容的局面，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塾被取缔。农村孩子上学一律进的是公办学堂。几乎每个村都有专门的学堂，农村孩子基本上都能够上学读书，读书的费用当然也不多。
我们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也建了一所学堂，名曰瓦屋学。一个大门进入，中间有个天井院子，四周几乎都是教室，大门一侧是教室和办公室、另一侧是教师食堂兼卧室。建筑面积大概是800多平方米。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初人学堂门。进的是复试班，一二年级的学生混杂在一起，老师教完一年级的学生之后，再去教二年级学生，一个教师里有二三十名学生，没有桌子，用土坯砖搭上长木板，四五个学生共一条木板桌；凳子呢，有的学生用土坯砖、有的用石头、有的用木桩、少数人用家里搬来的小木墩。
条件虽然很差，但学校无疑是我们童年生活的乐园，它让我们有了学习知识的场所、给了我们许多欢快的回忆，还有许多至今难以忘怀的认真负责的老师。
那个时候的教师有公办教师、也有民办教师，基本上都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水平，当然也有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他们的教学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比较敬业，都比较负责。
我在那个学校整整度过了五年时光，零零碎碎的记忆深藏于心中。曾经有几年，我们甚至连课本都没有，到四年级之后，学校基本上是上课的时间较少，而劳动的时间却特别长， 有时候，到国营林场开荒就是整整一个月，所谓的知识教育完全成了劳动教育，许多书本知识倒是学得很少，但对于农活的基本程序和要领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实质上，1966到1976年这十年间，当时虽然提倡全民皆学，办了许多扫盲班，许多大队都有了自己的初中部，但在农村，无论从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有教育的方向、教育管理，都存在严重偏差，因为搞推荐选拔上大学，真正的人才大都拒之门外，能够上大学的要么是干部子女、要么多少和干部有些沾亲带骨的关系。当整个社会不正常的时候，教育也就偏颇了。
我初中是在大队学校读的。二十多人一个班，都是本村的农家子弟，穿着朴素、人都比较实在。在读初二那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无疑给许多农家子弟点亮了希望之光。学校也开始慢慢地重视书本教育，教师比以前严了许多，学生也能够静静地呆在教室里，不用整天外出劳动干活了。
几百年、上千年以来，农村的孩子有一种跳农门的渴望，及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封建社会叫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进仕途，走向当官之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许多农村的孩子也同样幻想通过考试拿到“铁饭碗”。所谓的“铁饭碗”，就是拿国家的固定工资，吃商品粮。及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旱涝保收。不至于饿肚子。
1977年秋天，我从大队初中考入区高中；1979年秋天，又考入师范。两年后，从师范毕业，成为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
我读高中时，吃住在学校，高中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砖瓦房，虽然有操场，但学校的条件依然很简陋。读师范的时候，教室和宿舍也是砖瓦房，但师范里有图书馆、有阅览室。条件稍好一点，起码有能够自由学习阅读的场地。
两年之后，我回到本镇一所初中教书，教室只有一排砖瓦房；教师的宿舍也是一排砖瓦房。一个门洞进入，一个教师一件狭小的宿舍，门对门，上面用油毛毡隔着，很不隔音，夜里老鼠闹腾得特别厉害，偶尔有蛇从油毛毡上掉下，吓得一些女教师惊叫不止，而且，学校处在一个乡湾的山坡上，交通极不方便、上街买个生活用品，要走二十多里山路。学生都是附近农家的孩子，虽然顽皮，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听老师的话，教书也不是太吃力。
后来，我到更边远的乡村小学教了几年书，小学的自然条件更差，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住校的只有一两个公办教师。学生不住校，在家吃饭，吃饭之后上学、放学之后直接回家。夜里，往往是我一个人呆在学校里，人特别孤独，学校又没有专门的做饭师傅，放学之后，自己做饭，吃完饭之后，就到附近的乡湾走访，实际上多半是和农民们拉家常、听他们讲一些乡村奇闻异事。
那些年，学校搞“普九”，课外任务特别重，而且上报的数据还不能够如实填写，要符合上面规定的入学率的百分比、千分比。按照这个比率如何弄虚作假，一旦比率与规定的不达标，又要翻版重来，五次三番之后，人就有些筋疲力尽。
那个时候，乡村教师的工资低微，起初一个月是29.5元，几年后，加到34元。十年之后才有幸涨到六十多元，教了几十年的书，工资终于能够涨到几千元的时候，就面临退休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乡村学校普遍兴起建教学楼的风潮，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几乎所有的村级学校都建起了两层以上的教学楼。当然，这些建筑大部分是村里赊账欠账建起来的，至今有的村还负债累累！
本世纪初，乡村学校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民办教师退出了历史舞台，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补充到乡村教育第一线岗位。学校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配套设施得到应有的补充，学生的学杂费全免，还有许多生活补贴。但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也值得深思。
许多普九建起的乡村小学教学楼都已经闲置，或者移作它用，学生大都集中到镇一级学校读书，更多的家庭到县城租房让孩子们读书，教师队伍出现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新招聘的教师女性多、男性少，大学毕业的男生大都不愿意当教师，女性选择教育，旱涝保收，虽然工资低，但生活有保障。但是，阴阳不调，不久的将来，乡村学校有可能成为女性教师为主导。这一严重失衡，并不容乐观。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一直停滞不前，提高缓慢，特别是近几年，考起985和211大学的学生基本都集中在大都市，县一级高中考取名牌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少。乡村教育，依然有许多实质性问题亟待解决。
乡村学校发展到今天，脚下的路到底怎么走，不能够不引人深思！不能不值得我们觉醒！
作者简介
简介：刘继智，中学教师，自由写作者，已经在全国20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0多篇，获奖60多次。
据说，解放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次到中国来讲学，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十2=?”虽然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大家想:罗素是大哲学家，他提这个问题，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不会那么简单。于是面面相觑，竟然无人作答。最后还是罗素自己说:“2十2就等于4嘛。”
读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我认为罗素想要告诫人们的是不要迷信权威，要相信真理。
不迷信权威，要相信真理，勇敢地追求真理。只有这样，人们的认识才能不断地提高，事物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伽利略如果盲目崇拜和迷信亚里士多德，那么他怎么可能揭示出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呢?如果爱因斯坦局限在牛顿力学的范围内，他又怎么可能创立举世闻名的相对论呢?自然科学不就是在这种对前人、对权威的否定过程当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吗?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马克思如果全盘接受黑格尔的那套哲学思想，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列宁如果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的论断加以否定，那么就不会爆发十月革命;如果毛择东同志对苏联的城市包围农村的夺取政权的方式盲目祟拜，那么中国工农红军早就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了。无数事例告诉我籽，如果迷信权威，而对真理置之不理，那么一切就不会发展。
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权威只不过是在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点或某一段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从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权威的认识仍然是不完善的，是片面的，是有待发展的。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局限在权威的范围内，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会停滞不前。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就是说，没有对旧事物的否定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吗?当然，我们看间题不能走极端，不能对权威全盘否定，否则，我们的认识也不会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对墨格尔否定的同时吸收了黑格尔的科学辩证法。如果马克思对以前旧哲学家的一切思想加以否定，那么马克思根本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不就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了吗?
罗素提问这件事虽然发生在解放前，但是时至今天，这类事情仍时有发生。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是极为严重的。十年浩劫固然与领导者有关，但人们把领袖神化，对领袖盲目崇拜，对造成的这一历史悲剧就不起重大作用了吗?而今天，某些单位的领导不就是用个人权威，来压制改革、扼杀人才吗?
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人们的头脑中作怪。人们总是用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待权威，认为权威的观点总是绝对正确的。可是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权威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而是有待发展的。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青年，我们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代，我们的思想是活跃的。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一切问题，冲开一切束缚，勇敢地去追寻真理。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才能繁荣昌盛。
解放前，师大附中以重学习而闻名全市，但它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国民党统治的种种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艰辛，日益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的三青团活动。教导处是国民党统治学校的主要机构。教导处里有个教导员姓黄，外号“黄狗”，专门搜集学生的情况，很不得人心。有一次他从学生面前走过，有个学生用英语说了一句，“yellow dog”(黄狗)，他听到以后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对学生说了一句:“别以为只有你们傲英语!”他知道学生们在骂他，但也无可奈何。
充满斗争的社会是提高青年学生政治觉悟的大课堂。1946年底，在东单操场发生了美国兵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这个事件成了引发大规模反美抗议游行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北平各大中学院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师大附中的学生也组成队伍走上街头向东单方向前进。我们手执标语，不断呼口号，得到了市民、商人的支持。我记得在正阳门附近，遇到了几辆美国兵驾驶的吉普车，我们将他们拦下，向他们呼口号，但他们不懂，这时有的同学用粉笔在吉普车前车盖上写下了“Yankee go home!”(美国佬，滚回去!)，弄得这些美国兵十分尴尬。
从那以后，师大附中的学生运动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地党和“民联”的力量逐渐壮大。那时对面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它对附中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时我们经常去师大看各社团出的墙报，我由于爱好文艺，也参加了文艺社团的一些活动。有一次我到沙滩北大民主广场，参加了那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会上有人朗诵了艾青、田间等人歌颂解放区的诗歌，我觉得十分新鲜，使我更加懂憬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1948年，形势更趋紧张，斗争更加激烈，我记得有一次国民党对师大的进步学生实行大逮捕，反动军替包围了师大，而我们则被关在附中校园内，学校的大门紧闭，有人想看看外面的情况，爬上铁门，还被教导处的人拽了下来。1948年末，北平被围，国民党抓，在东单修飞机场，有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准备同父母南逃，而我们这些贫苦家庭的子弟，以及地下党团员则成立了护校队，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2月北平解放了，师大附中的学生到前门大街去迎接解放军人城。当年5月地下党团员公开身份，不久我们这些“民联”成员全都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7月1日我们到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了庆祝建党28周年的集会，开会前下了一场大雨，过了一会，雨过天晴，天空出现一道彩虹，诗人郭沫若登上讲台，满怀激情地朗诵一篇新作。快散会时，毛泽东主席来到会场，向大家招手致意，与会群众高声欢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0月1日，师大附中同学又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听到毛主席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会后我们每个人幸着自制的红灯，参加了盛大的提灯游行……
1950年夏天，我们这一批同学毕业了，有的考上了北大、清华，有的考上了其他大学，我和其他三位同学一起被保送进人了当时成立不久的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开始了另一段新的生活。
我，解放前，一个近乎以乞讨为生的孩子，解放后竟奇迹般地上了大学，然后支边新疆，从事教育工作近40年，人了党、当了校长。按这个人生轨迹推理，忠骨本应在边睡掩埋，子孙本应在新疆繁衍，然而，我退休后，却又落户广东顺德市，在气候宜人的南粤大地颐享天年。
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催我呱呱坠地。当我出生后仅4个月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我皖北的家乡。日本兵的“三光”政策使百姓胆战心惊。人们为了逃难，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找个合适的地方躲，可往往由于不懂事的婴儿哇哇几声啼哭暴露了目标，于是全家老少尽遭杀身之祸。为了全家的活命，‘“狠心”的父亲将极概中的我扔到了乱葬的坟地。一天一夜后，祖父硬逼着父亲把我检了回来。全家庆幸我没被狗吃掉。母亲抱着满身蚂蚊而傲傲待哺的我，泪如雨下……待我长大后，祖母一再向我灌输:“你千万别孝敬你爹，是他把你扔掉的!”我幼小的心灵真的恨过父亲，但我在考大学的作文中阐明了我理性的观点:罪过不在我爹!
我有幸活了下来，而且吃糠咽菜挣扎到抗日战争胜利。此时，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人们饱受战争的苦难，我很难顺利求学。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从徐州溃败西撤，正路过我的家乡，我真正领悟了兵败如山倒的含义。淮海战役的战场离我家仅20余公里，在我家住下的解放军叔叔给我家扫地、挑水，还给我理发……近两个月的隆隆炮声终于停止了，家乡解放了，因饥饿而辍学的我又进了学堂。
刚解放的农村，生活依然艰难，我家经常揭不开锅。老师动员每个同学多带一块摸，不让个别同学(包括我)辍学。我是在吃百家饭的日子里读完小学的。穷人的孩子最发奋。在升中学的考试中，我校105名毕业生，只有两名被徐州中学录取，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是1951年。
在助学金的救助下，我顺利地读完了初中、高中并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响应党“支边”的号召，我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在边疆扎根，一直从事中学、中专教学，人了党，担任了领导，职称定为高级讲师。我培养的学生不仅遍及祖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发展。经常联系的有工人，也有公务员;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文艺工作者;最高职务有在部队的师级干部。不仅如此，为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我自加压力，潜心于学术研究，每年都有学术论文在省、地、市，以至全国刊物上发表并获奖，获奖证书达几十本。
几十年来，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培养成才的。“文革”中有人批判我，说:“你是贫农怎么能上得起大学?"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是贫农，党才让我上得起大学!”我是党的儿子，我为党、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几十年如一日，我问心无愧!尽管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也很平凡，但我心态依然。
大中专考试制度恢复后，我的六个子女相继都考上了大学，改革开放政策又给他们拓宽了施展抱负的坦途。其中一儿一女被调到南粤大地工作。我与老伴于1998年退休后，从遥远的北国来到顺德市定居，安度晚年。
来南粤大地后，我退而不休，依然自加压力，充分发挥一技之长，笔耕不辍，为报刊杂志撰稿。仅两年时间，我在省地市报刊上就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多次征文获奖，先后被顺德报社评为先进通讯员、优秀通讯员。除此以外，由于我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前不久，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立时，我又幸运地成为一名委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又怎么能谈我和子女的人生轨迹呢?是党给了我一个美满的人生。
我一生的成长，全靠党的培养。我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人党的时间也整整46年。人伍时幼稚得很，什么都不懂，只懂“共产党好!”会唱“解放区的天……”。回顾这漫长的岁月，什么风风雨雨都经历过，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尝过，尽管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但也有过挫折。我父亲是个老革命，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名誉，离休后不久去世了)，这些很自然对我的使用有些影响。但我对党还是坚定不移地信赖，从来没有怨言，更没有动摇过，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正确的。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都牺牲了，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我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是追求、奋斗、奉献的。我不断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来鞭策和要求自己。尽管还做得很不够，但组织和同志们给予了很高的荣誉、称赞和鼓励。党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培养成为副厅级的领导干部，在高校连续20多年来被评为先进人物，还曾受过省部委级的表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国教育报》、《中华群英谱》等报刊曾先后以《坚持党性原则，当好教学科研的后勤部长》、《我们的好后勤部长》、《为“教书育人”主动当好配角》、《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为关心下一代立新功》等为题，宣扬报道我的事迹。
说实在，我这一生并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的贡献，但我一直都在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高校后勤战线上奋战的岁月，没有过“农闲季节”;离休后还想继续作奉献，并以“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
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我是1979年春调来高校搞后勤保障工作的。从科长、处长到副校级调研员，尽管环境改变了，工作改变了，身份改变了，许多条件都改变了，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绝对不能改变。一切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理所当然一切权力都要归于党和人民。因此，我决心为群众办实事，甘当“清官”，不图私利，秉公办事，从而赢得了人心和民意，底得了信任和鼓励。组织上让我参加了湛江市党性教育报告团，还选我当上了校一级的纪检委员。
真抓实干，留下“脚印”。“民以食为天”，为改变后勤工作的“老大难”落后面貌，搞好“三服务两育人”的落实和保障，我主动当好“教书育人”的配角。有人说:.教师育人靠本本，后勤育人靠实干。”这句话虽不完整，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经常向后勤干部职工提出，要以热情的态度和模范的品行去感染和启迪学生，对他们思想和行为起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工作使同学们深受感动，称后勤于部职工为学生输送温暖的“光荣使者”。有一次刮台风我跟炊事员把饭菜送到学生宿舍去，有些同学激动得高呼“后勤万岁”。
我还从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写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和论文，如《无悔的选择》、《服务育人的认识与实践》、《积极开拓，勇于进取》、《心底无私天地宽》、《为“教书育人”主动当好配角》、《为了教育好后代，甘心情愿当配角)等30多篇文章，刊登于《中国高等教育》、《新时期论文选》、《中国改革之星》、《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华魂》等刊物上，有些还获得了奖励。
一直在思考和回答着一个“要为下一代留下什么”的问题。我们海洋大学关工委建起了“大学生温暖之家”，我首先带头值班，每周双休日基本不间断，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和学生广交朋友，经常贴近他们。现在有的学生利用双休日，主动来电话“约会”，或从主校区到霞山校区来“登门拜访”，一见面就亲切地称呼我“李伯伯好!”有些学生寒、暑假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或写信来报平安和汇报寒、暑假的生活情况。我和同志们，为关心下一代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我还联系实际，为市直机关和教育战线的1200多位青年干部、教师作了五场报告，以党的光辉业绩激励他们走向未来。学校关工委和我本人与另三位老同志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市和省高教战线关工委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