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四十八岁，长期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为了治病曾一度到过海外，两相对比，我切实地感到:是党，是社会主义的祖国，给了我这个残疾人以温暖和力量，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吐，使我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顽疾，并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生下来就是个残疾者。从我懂事起，就有一种自卑心理。我十七岁那年，上海解放了。我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入这“十里洋场”后，秋毫无犯，露宿街头。一次，我在家人的扶持一下去复兴公园观看文艺演出。当我步履艰难地被扶进人群时，走来了两位和蔼可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帮我把挤在那里的人群分开，让我能在前面观看，把我安顿好后，又问我可要买一点什么东西。这时我心里一阵激动，两颗热泪夺眶而出。我感到社会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我这个残疾人的地位在变。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并点燃了我心胸间的希望之火。一九五一年，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的感人事迹，我读后十分感动。吴运铎同志不屈服于疾病而千方百计多为祖国作贡献的精神，使我几天儿友睡不好觉。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我的身体状况，并希望能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吴运铎同志很快给我寄来了回信，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他在信中:一个人的残疾当然是种不幸，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失望却大可不必，应该象保尔那样勇敢地与疾病作斗争，应该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些话，象一股清泉流进了我那涸竭的心田。此后，我自己虽然还不能直立行走，但我感到精神上开始站了起来。我当时己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象新中国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曾经给自己作过这样的设计:我要做一个文学家，我要用笔把自己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写出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眼都瞎了，他还能以顽强的毅力写出那感人肺腑的名著来，我的条件比他要好，我为什么不能呢?我相信自己。我能!
正在这时，我的父母来信，要我去海外治病。信中说，那里有一个整骨医生，打了包票能治好我的病。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去了。可是事情大出我所料。在那里，父母信中说的那位名医大敲其竹杠，出诊费先从十五元，加到四十元，又从四十元加到八十元，后来，要价越来越高，竟要我把半年的出诊费一次付清。我一打听，原来他是想卷了这笔款子去美国。这件事使我懂得，在资本主义世界，医生不是为病人服务，而是在围着钱的轴心转。我要求回国的决心使父母为之感动，又把我送回了祖国。
回国后，在治疗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医生，他们大都工作十分认真，对我十分诚恳。我从心底里感激祖国给我的温暖，感激党培育出来的人民医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切。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和学习雷锋的热潮中，我认真地阅读了有关事迹的生动报道，激动不已，便也开始了锻炼。
锻炼身体有了一些成效后，我就接着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一点自己的微力。我想，我是一个病人，由患病进而深研医道，那不是更切合实际吗？于是我从求医，进而进行自我治疗，又发展到学习医术。当时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太正在给我进行推拿治疗。她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在治疗中，我向她提出了学习推拿的请求。可是她不相信我这个站立不稳而双手又颤抖的病人能学推拿，因此不肯教我。我只得偷偷地学，在她给我推拿时，我就从用力、部位环节上去细心琢磨。后来，老太自己病倒了，我就反过来用暗暗学到的一套医术去为她治疗，而且也产生了一些疗效，此后，老太毫无保留地将她的医技传授给我。同时，我又利用一切机会自学了医科大学的全部课程。我常去书店看书，书店的营业员看我那样努力，打趣地称呼我“大学生”，热情地帮我找书，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为人民服务，就得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有了本领，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近年来，我走出家门，先后为三百多位病人推拿治病，取得一定疗效。现在虽然比过去忙了，但我感到忙得有意义，忙得有价值。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我这个一手由党培育长大的人怎么能闲着呢?此外，我多年来有一桩心事，就是要立志把残疾者组织起来，战胜疾病，使他们都能为“四化”出力。当我获悉一九八一年是“国际残缺人士年”时，便连夜给有关单位写了信，建议成立肢体残缺者的福利机构。九十高龄的人民代表、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吴若安接到信后，儿次上门来访问，并陪同我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在有关部门和我父母的积极支持下，现在“社会福利站”正在筹办中。
1961年春，我从第四设计院调往武汉铁路局。39岁才结婚的我和爱人都是干桥梁专业的，两人轮流出差，聚少离多。女儿三岁时，爱人下放到养路工区，孩子在幼儿园得了肝炎，不能人托。一次，领导要我汇报工作，我只好抱着孩子去，局长见了问:“她妈呢?"我说:“她下放工区了，孩子得了肝炎，没人管。”局长听了点点头。没想到下午局长秘书来找我，说:“老尚，局长说孩子可怜，要我给你送来一听奶粉，可不准你偷吃。”那是困难时期，一听奶粉多么珍贵，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这就是共产党啊。我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表达我心里的感激，1963年，我递上了第二份人党申请。1965年又递上了第三份人党申请。
可是，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一次次写申请，一次次如石沉大海。这是因为我曾背着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1949年春，我在浙赣铁路，解放战争越打越近，谣传纷起。樟树地区铁路各单位组织起应变委员会，后来，有人受国民党蛊惑，主张炸桥、拆轨、撤走，有人认为有铁路就有饭吃，主张保护铁路，等待解放，应变委员会分裂了。我带领全段工人坚持留下，保护了铁路，迎来了解放军，在炮火中保证了铁路正常通车，援助了大军南下。可是1952年镇反运动，有人提出应变委员会是什么性质?搞破坏?反革命?有人还怀疑我是不是留下来的特务。于是，我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工会，管制半年，每次运动一来就要交待再交待，特别是文革中，抄家批斗关押审讯，无所不历。我反省自问，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那就要相信党迟早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在这样的思想重压下，我干工作更拼命，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几十年中，我克服个人和家庭困难，服从组织安排。我调动频繁，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在北大荒趟着刺骨的冰河修铁路，被大水围困，十几天没米没盐。在荒山僻岭抓工程，住帐篷，点油灯，数月不回家是常事。下放农村，种菜插秧，放牛挖煤，什么辛苦都经历过了，我从无怨言，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日改造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70年，枝柳铁路会战，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我被派到隧道工地。隧道工程对我来说是新课题，我不畏艰难，从头学起，白天找资料，晚上钻研，攻克技术难题。我坚持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经历了不少次险情。一次，在深夜里，掌子面落石，排架倾倒，连长一声喊“快撤!”又接着喊一声“共产党员留下!”这句话令我非常震惊，我站着没走，指导员说:“这里危险，你先回去。”我说“我是工程师，不能走。”立刻爬上斗车，扛起小钢轨，让排长往里打，奋战几小时，落石终于制住了。在隧道的修建过程中，我砸断了三个脚趾，我也从共产党员和工人们的身上，学到了更多可贵的革命精神。我背着包袱干工作，群众看到了，领导看到了，他们在政治、工作、生活上都很相信我，各种新课题、攻坚任务，都让我上。多年来，先后经我手完成的立交桥涵59座，渡槽及灌溉工程237座，其他管线过轨316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的问题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可那时我已快到退休年龄了。1984年，正在衡广复线施工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局人事处正式通知我退休。要告别这火热的工地了，我舍不得，我请求返聘留用。我在65岁高龄以高涨的热情和干劲投身于谢家屋桥的下沉整治;投身于雅瑶大桥的基桩处理;投身于南岭隧道，整治溶岩坍陷;投身于大瑶山隧道，攻克九号断层和治水。就这样投身于一个个新项目、一个个新技术攻坚战。常常是白夭下工地、找资料，晚上挑灯夜战研究图纸。有一次，我在酮里摔了一大跤，把眼镜摔丢了，满脸是血，一身泥水，工人把我背出来，送医院。病刚好，我又进桐了，工人说:“老头，还想让我背你呀!”我拍着他的肩膀大笑。三年决战，我荣获了铁道部衡广复线建设指挥部颁发的“开路先锋”奖章。这时，我又第四次慎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人党申请。衡广复线建设指挥部施工技术处党支部根据我的多次入党申请，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我的人党问题，一致通过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很快就得到上级党委的批准。我真是感到无比幸福，焕发了更大的工作热情，决心不修通衡广复线决不下火线。只要工地需要，我都风雨无阻，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北上南下，东奔西跑。我还编写了大瑶山隧道工程大事记和南岭隧道大事记，撰记了有关技术措施探讨的文章12篇，共巧万字，起草了国家对衡广复线的验收报告等。其间，我老伴长期患病，一年有半年在住院，而我却很少照顾陪伴她，每念于此，便觉有愧于妻女。直到1990年12月，我才从工作岗位上正式退下来。人退体了，思想并没有离开岗位，我仍然积极协助局里的工作，撰写《广东铁路志》的有关章节。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为整治社会弊端和民政建设写点小建议。1993年我还被评为直属机关优秀党员。
岁月悠悠，今年我已84岁了!我这大半辈子，默默奉献，苦苦追求，回顾平生无憾无悔。我老了，但党永远年青，继往开来，前程无限。